一梦两蓝天/王杨的电影博客

小川绅介站在稻田里，身边立着他的摄影机。留藏在其中的神韵就好像他谈起的那个红蜻蜓与老人的故事一样。每次当我看到小川的工作照片我都能感觉到一种力量。温暖，但不脆弱。强大，但不冰冷。有那么一种深深的激情吸引着你，走向一个目标。做纪录片的，躲在摄影机的背后通过对世界的复原纪录所得到的究竟是些什么呢？他们如此执著的等待的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不断困惑着我，也不断吸引着我，让我寝食难安。
纪录片当然不是机械复制主义的，它当然属于个体渴望尊严的范畴。其源头也来自于原始人洞穴里创作绘画的冲动——对现实的个人主义纪录。无论电影中的世界如何真实，它都是不真实的。时间本身已经断裂了空间的整体性。凌驾于时间之上对时间的拼贴都是在制造“亚世界”图景。纪录片是寻觅精神的方法，是理想主义的沃土。是人类永不妥协的“抗争意识”的产物。即便再真实，在本体上来说也将丧失真实。纪录片是人类与现实最激烈的交锋。故事片在某种程度上是“曲线救国”的，是逃避的。纪录片让我们在强大的真实面前勇敢的站立起来。用精神与世界对话。精确拿捏尺度的需要让我们稍不留神就会失去所有。甚至不仅仅是真实，还有为人的尊严。
物质的贫困无法让精神的产儿夭折，人类当然具有其崇高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沉默的上帝就深藏其中。坚持纪录片的创作就是一种姿态。一种描述我们灵魂的，用以证明我们本身存在的姿态。真实与诗意对于纪录片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种对峙的状态。一种文本背后的张力。十字路口的理想主义，需要永远被困在那里，应当放弃所有自我放逐的愿望。参与到与命运的决斗之中。
这就是我如今面对“困难”时的体验。

收割电影制作小组于2007年底成立于西安。
现在成员包括：陈小松、陈常青、雷晶晶、闵韬、王杨、王国庆、王宗凯、薛明、赵思泉（按姓氏字母排列）
收割电影小组，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以西安为起点，坚守独立电影之精神。
用心灵纪录时代真实，立志在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独立影像领域做出贡献。收割电影工作室于2008年2月29日成立。现在网站正在建设中。
通过这个松散的联盟，组内每位导演都将获得技术以及人力方面的协助。包括影片推广以及后期参展的策划协助。
独立制片的四部纪录片电影正在紧张的拍摄或后期中。计划于下半年在北京、上海、西安三地举行第一届展览。敬请各位关注！
另外，收割电影工作室还定期举办读书会活动。邀请其他领域的朋友参与探讨包括文化、哲学、历史、社会学、美学方面的议题。主要成果将集结成文，载于网站。

文：董钧 （本文摘录于2007平遥DV影像大展官方手册）

2007年8月16日凌晨一点，在我闷热的工作室看完了王杨的纪录片《地上》，送走了他们。房间从热闹吵杂一下子安静的沉默如水。就像这部片子一样。
这部纪录片是讲述关于大学城所带来的新的生态链的关系的，如同一个个孤岛一样的公共空间被有意无意的编制在一起，为我们制造了一出新平民的清明上河图。影片一开始便用一组广角宏观的视野为我们缓慢的展现了一个正在急剧变迁中的场景——大学城的兴建。伴随着建筑工地的电梯，我们摇摇晃晃的降落在了地上。我们终将回到现实，地上，土地，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更为的塌实。

温婉而节制是一种态度
导演没有如央视一般的宏大主题式的高、大、全式的纪录，而是以一种更为谦卑的姿态去注视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和周遭。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当我们驻足观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身边曾经最为熟悉与平常的事物居然变的“好看”起来，我们看到每个人的状态，这种慢是只有真正静下心来才能够体验的。就好比我们去写生画画一样，我们那时才会很认真的看一个人，看他的动作，看他的表情，看他的穿衣打扮。而胡武功说过，“生活远比艺术本身要有智慧的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时代，这个急剧而迅猛发展下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芸芸众生的面孔，他们是沉默的，或者灿烂的，他们的一举一动是属于这个层面的。导演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安全距离，也就是说不去干涉的距离。使我们有种迫切想知道与参与的想法，但从始至终都没有让你能够有评判或者进入的缺口，因为温婉而节制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这部纪录片的内在气质。我们看到了都市欲望的快节奏与忧散缓慢的民生强烈的对比。是导演的刻意为之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表面与内面是一层关系
我们看不到深入的细节，也就是说人物的关系与情感的变化。那么是否可以说不够内化呢？我觉得不然，这里面就有很多隐喻的信息。我们在超市中，一个缓慢的大平移镜头，是一个又一个的结帐台，一堆又一堆的人。然后看到一个孩子在地上打着滚，一圈又一圈的，最后摔倒，笑着说“我晕了。”是我们这个超速运转的时代还是孩子晕了？我们每天都活在不晕与晕之间。搬运工晕了就在电视机专柜前睡着了，但电视不晕，谁出钱他就播放谁。我们的身边被《汤姆和杰瑞》、《变形金刚》所包裹着，我们的儿童被强大的国际前进文化所引导着，并乐此不疲，可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嚷嚷着要振兴民族传统文化。

命运与信仰是一个主题
我们看到了村子因为大学城的改造而使村民变的没有了土地，得到了几万的补偿。但没有了土地，他们就没有了生存之本。一个离家出走的农民，谁会去关心他流浪到了什么地方？在面对巨大的宏观调控与整改时，有谁会真正关心一个普通生命的个体命运？我们看到一张张悲悯的脸在小教堂里虔诚的祷告，并且声泪俱下的时候，我们除了站着，还能做什么？刚刚建成的娱乐城KTV里面，十多个男孩在唱着流行歌，喝着小酒。保不准“大”了之后他们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阅读成就浪潮：一本电影书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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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的数以万计的游客以游览者的身份，轻巧得游戏着。就像那些用自己的面孔替换城楼上毛泽东的面孔得一次成像照片，或者是那些在蓝天底色下上下飞舞的各色风筝，或者是作者王我手里的DV镜头，从这一边的天安门城楼自由翻转到另一边的英雄纪念碑。这样的开头让人暂时生存在温暖的泡泡浴之中。这就是今日中国的图景以及社会关系的体现。或许在无意之间这两部作品就已经成就了“DV十年”中国影像界的制高点。DV给与我们的可能性的确很多很多。从《老头》到《铁路沿线》，从《江湖》到《北京弹匠》。这些优秀的DV影像作品为我们的时代添写了重要的生动旁注。不过问题的关键是，王我几乎已经抛弃了作为一个传统影像制作者的所有骄傲和自上而下的俯视。从2001年到2005年王我手里的DV成了他生活日记的一部分。一方面他的拍摄方式属于绝对个人的；另一方面他所拍摄的内容又避开了作者化的对私人空间的入侵。他拍摄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广阔的公共空间以及这些空间相连处的缝隙。

DV给我们带来的是拍摄门槛的大幅度降低。有更多的作者得以拿起使用轻便价格便宜的工具纪录我们周围的人和变化。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他的《关于姿势的札记》所阐述的关于影像本质的论断正好可以用来描述我所要说的话：电影的本质是姿势，而姿势指向的就是意识形态。这里的“姿势”既可以看成是拍摄对象的姿势也同样是拍摄者的姿势。毫无疑问的王我的姿势非常特殊，它在自由主义的底片上成功成像。电影带领着图像回到了姿势的故乡。借用贝克特《梦与夜》中的美妙比喻，电影是姿势的梦。导演的责任就在于把惊醒的元素注入梦中。王我所报得态度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高高在上分析社会的艺术家，而是一个和时代与身体周围漂浮的时间同处一室的参与者。这种参与带着一种游戏性的调侃，也带着一种摆脱了权利系统控制的，继而以个人观点发言的严肃。面向广阔的外部世界的游戏性纪录刚好证明了作者潜意识中对于世界的凝视。
王我在描述自己作品的时候说，由于自己没有办法走近那些远处的拍摄对象，所以他选择了站在一个“安全”的位置通过不断的推拉来寻找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个安全的位置值得我们思考，通过王我手中的DV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的政治的、阶级的、满含偏见的界限消融。个人在当代业已失去了穿越阶级和生活空间的能力，因为阶级的樊篱已经在经济基础的大山上树立。生活空间的复杂性使得在其中传统的行走变得艰难。《外面》和《热闹》更像是一个窥视者的中国，个体通过对传统方式的抛弃而翻转位置与中心权利的傲慢和强大展开地下的博弈。数码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最终使得DV成为一种有限的工具。一种只能达到某种成像质量的尝试，因为当我们在使用HDV或者HD信号的时候，整个拍摄过程又回到了传统的拍摄与被拍摄的对立之中。自上而下的不平等重新回到我们身旁。灵巧的家用DV那种游戏者的轻松和在对立阶级空间中自由穿梭的能力，被王我的这两部站在私人空间凝视公共空间的作品发挥到最高程度。

在王我的坚决态度之下，游戏的变成严肃的。敢于将这些影像碎片通过具有决定意义的剪辑而变成严肃作品。这之中体现的预见性，证明了王我深刻而具有远见的思考。

如果我们梳理出一个DV手段的创作历程，过去DV只是一种工具性的体现，而如今DV成为一种“沉默的思考”。过去DV属于私人面向私人空间关照，如今DV属于私人面向当代外部空间的个人主义突围。

不过，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种尝试只能是一种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具有穿透力的作品的诞生。一种跨越性的纪录热情应该显现出来。勾连和跨越国家的冲动，个人与真实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应该被持续的建立起来。一方面我们需要向《外面》这样的作品的诞生致敬，另外正是借由这样作品的出现，我们也听到了远处隆隆的雷声，看来大雨将至。

我日益明白，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是我必须同时跋涉了两条漫漫长路。也由于我已经深陷其中，而越发明白两者的矛盾和实际的困难。伯格曼曾经带着孩子气说道：千万不要和评论家有任何的瓜葛，评论家和艺术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似乎有点水火不容的味道。事实上的确是这样，评论家同时也是作者，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评论家是在一个世界的基础之上重新堆积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而且由于评论的介入，艺术家的作品也将受到影响。

艺术家都是一些顽固的自私自利者，绝对不属于善于词藻的布尔什维克。谁敢动我的情感一根毛，都要尝一尝我的利害。就像伯格曼在1972年推倒在皇家戏院的那位评论家。评论者总是在艺术作品的反面来展开自己文字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如今的世界对评论者的要求更加苛刻。

当哲学家们走进游戏化与世界末日的幻想，评论者在当今都不可避免的被推上直面现实的位置。当消费文化的瘟疫和人类前进的努力夹杂着存在的时候，界限被消散了。时间被时代广场的钟声消融为零。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有人不是智慧，而是勇敢的攀登到话语阵地的制高点上大声宣扬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甚至远远比整筐的作品重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艺术家也应该具有这种勇气。一种创制新位置的勇气，一种敢于转身回到事物背面的勇气。一种不仅仅被时代引领，同时用自己个人的作品牵引时代的勇气。自由主义在在某种程度上威胁了我们之中神圣的力量，但是也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当我们的电影渐渐变为全方位摄影术的杂耍游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如今，电影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同时也最容易受制于人。这就是时代投给艺术家令人厌恶的暗器。恰恰我在罗马尼亚人和中国人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天真的活力”。就像那种不知道为什么，仅凭直觉就可以获得温馨胜利的人。既有伯格森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激情，也有在凡俗的琐碎中灵巧突围的能力。资源的贫乏与社会的压力给与第三世界新的舞台。这些天真勇敢的孩子现在只需要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创造神话了。
或者就像托尔斯泰般的目光。

我必须被分割成两个我，才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