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社会化、亚文化与当代青少年自杀现象
关键词：青少年 自杀 个人社会化 亚文化
内容提要：分析当代青少年自杀不仅仅需要看到个人因素，还会发现其整个群体的社会化新趋势：家庭环境和学校制度的变迁造成青少年的无所适从。个体自杀行为意图在反抗，集体自杀则提醒我们亚文化传播和同辈群体不可小觑的力量，我们当然不能纵容青少年自杀，其症结恰恰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家庭和社会的不合理给青少年造成的外部刺激，解决青少年自杀首先要反思“现代性”。
一、相关研究背景
在关于自杀现象的研究中，人们大致可以看到至少三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心理学的、病理学的和社会学的。这三者都在各自的相关领域对自杀有独到的见解，至于思政教育和社会工作这样的应用性学科里研究自杀问题则结合了以上各个理论研究的成果，是了解青少年心理和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在矫正青少年行为上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本文力旨站在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青少年自杀现象，结合笔者的相关调研材料，给出一个在当下研究青少年自杀的新视点：即将青少年自杀放在现代社会的宏观背景下，以冲突的眼光，与社会化、亚文化等视野相对应来思考青少年自杀现象背后的成因、动机与预防策略。
1.迪尔凯姆《自杀论》及其他
在社会学实证研究中，迪尔凯姆的《自杀论》[ 参考[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 冯韵文 译 商务印数馆出版社 1996年版]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解释了自杀率的历史变化及其在不同社会的差异性。迪尔凯姆所谓的自杀是指凡由本人积极、或者消极的行为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受害者本人也知道必然会产生这种后果的死亡，并且在迪尔凯姆的研究中，社会学并不研究单个人的自杀而是以一个社会的自杀率作为研究对象。在此前提下，迪尔凯姆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排除了天象、气候、人种、精神病患病率、模仿等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旗帜鲜明地指出，自杀率只有以社会层次之上的社会事实去解释，才是惟一可信的。迪尔凯姆用以解释一个特定社会自杀率的两个主要的自变量是“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integration and regulation)。与此同时，迪尔凯姆对他的因变量又进行了溯源学划分，区别出了利他型、利己型、失范型和宿命论型等四类不同的自杀。
当然，迪尔凯姆的理论并非完美无暇，某种程度而言，迪尔凯姆借《自杀论》完成的是对社会学方法论的探索。他在自杀问题上忽视了个人互动的影响；其研究数据来源于政府报告，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值得商榷；准自杀行为[ 不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却又采取了自杀方式的自杀者，即被学术界定义为准自杀的自杀。]、自杀未遂行为，以及随着时代变化，现代社会新出现的“蓝色自杀”[ 美国的某些青年借助于警察误击而实施的自杀。]、严重病患者借助于医生而实施的安乐死、网络上提供的自杀帮助——包括求人或出钱要人帮助自己杀死自己的自杀，都是迪尔凯姆当时未曾言说的自杀类别，而这些课题同样值得今天的学者继续研究。
2.青少年自杀问题化的历史背景
青少年自杀被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仔细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在古代社会的文献记载中很少提到青少年自杀，自杀事件往往与妇女贞节、政治抱负等有关，很少见到儿童和少年自杀的记载。
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自杀的行为主体是青少年，是因为“青年，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年，是一个为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成年期的准备阶段。青春期是由一种简单仪式来表示的，它标志着一个人童年的结束和成年的开始。但到了工业社会，这种转折变得复杂起来，青年不仅是经济活动的中心，而且还成为一种独立地承担经济责任的力量。”[ [加]迈克尔·布雷克 岳西宽、张谦、刘淑敏 译《越轨青年文化比较》 原版序言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33页]在工业化社会，青少年被要求成为劳动力的后备力量，于是自杀是不被认可的，是不道德、不经济、反社会的。
对于青年自杀问题的大量披露和报道始于20世纪中叶，之所以引起了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是因为人们感到，自杀问题或者青年自杀问题，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冲突的程度和影响。日本青少所所长千石久保先生在其《现代青年论》一书中谈到，“现代青年与传统承认之间的差异不单是物质生活的奢侈意识，而且牵涉到整个人类在探索世界本质、寻求人类真理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代代的努力而创造、继承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基础正在空洞化的问题。可以说，一切旧的文化、旧的价值观、旧的规范都成了批判的对象。”[ 吴广川：《青年学辞典》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转引自 杨张乔《危险的年龄》 第58－59页]在这个层面上来讲，青年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与旧观念产生巨大的冲突和断层——以具体的某个代际为例，中国80年代出生的一代与其50年代出生的父辈相较，其观念差异犹如天壤之别，它是由于物质和技术水平的进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全球化运动等一系列宏观背景产生的具体表现，而青少年尚死心理的形成亦与时代突变有着扑朔迷离的复杂关系。
二、青少年自杀的经验研究
1.青少年自杀呈上升趋势
随着年龄增长自杀率呈上升态势，国外统计表明，以5～15岁自杀率增加得特别快。而我国则15岁以后增多，以15～25岁为高峰。但近年来，自杀年龄有提早的倾向，国内已有5岁孩子自杀的报道。
图表1：1987、1991、1995年中国城乡自杀死亡率表[ 杨子慧：《中国城乡人口自杀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97年第2期]
单位：人/10万
年龄组 1987年 1991年 1995年
（岁）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5～10 0.05 0.48 0.02 0.37 0.12 0.28
10～15 1.41 2.75 1.67 1.11 1.02 1.35
15～20 9.82 28.81 6.01 20.48 3.22 10.40
20～25 12.69 57.36 11.9 47.78 7.26 26.65
低年龄组从1～4岁组开始，几乎是直线上升，5～14岁，少年儿童转向有意识自杀，多数是由于父母离异或成为弃儿，学校学习负担过重，学习成绩不好，受人欺侮等，形成心理障碍而产生轻生行为。15～24岁组形成低年龄段的一个突起高峰，城市和农村均是如此。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自杀死亡率最高？这与该年龄段正处于青春期后期有关，升学、择业、择偶三个人生中的重大选择都重叠于这一年龄段，而又恰恰是青年人缺乏经验，情绪的两极摆动最大的时候，因此遭受挫折的可能性也最大。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思想处于理想化时期，也是心理承受力最弱的时候。而且各种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这个年龄阶段，其中，青年的自身需求与社会供给等级矛盾最为突出，青年人对挫折最为敏感，适应能力较弱。[ 朱力：《社会问题概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52页－154页]
在美国每年死于自杀的7万人中，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成年人；在死亡的青年人中，自杀已占第3位。据报道，如今美国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加他们朋友和同学的葬礼，原因是在美国每天约有14名年龄在15～24岁的青少年自杀身亡，他们的双亲、教师以及立法机构正共同寻找防止青少年自杀的方法。[ 温志大：《超越死亡——自杀行为防治》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42－43页]
2.青少年自杀的定性研究
青少年自杀多，这与其心理健康不健全、处于偏激状态有关。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等单位对6所中学调查，发现22.8%的学生存在心理障碍，其中有严重心理障碍者占10.8%。沈阳市教育科研所对50所中学的学生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心理偏常率为21.2%。近年来在重庆、沈阳等城市的中学中，先后都发生过学生集体自杀事件。据调查，目前上海约有20%的大学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心理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首要因素。1988年兰州市4所大专院校对4868名学生调查现实，精神病患病率为8.48%，是1982年全国一般人群平均患病率的4倍。1985年～1987年，北京海淀区16所高校中，因精神疾病而自杀者有9例，因精神疾病而休学者293例。[ 同上]
可见，青少年在自杀人群中占有相当重的比例。这与其面临考试、升学、就业、社交乃至婚恋等社会实际问题有关。1994年5月的一天，某市初二的3名学生失魂落魄地走向郊外的一条大道上。一个学生说：“每天6门功课像6座大山压在我身上，只有回家路上10分钟才算是我休息的事件。”另一个说：“学习不好，回家就挨打，我爸可狠了，用皮带抽、皮鞋踢，还不许别人拉。”再一个说：“家里是地狱，真没劲！”说着说着，来到一家农村供销社，买来面包、火腿……其中一人说：“再买点酒，一醉方休，早晚咱哥仨会死在一起。”“对，咱哥们虽不同生，你若死，我们也去！”3人又买了6瓶啤酒和10包灭鼠药，朝一片树林深处走去……[ 同上]
自杀高危群体往往对生活中困难与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青少年作为自杀高危群体之一，其心理不成熟，当受到挫折、得不到理解及支持时，企图逃避生活，寻找刺激，在绝望时轻率决定自杀，同性恋青少年自杀情况要比同龄青少年高2～3倍。在完成自杀的青少年中，同性恋占30％。[《亚洲周刊》（香港） 1995年第5期]当青少年意识到自己具有同性恋和双性恋倾向时，往往会产生忧郁、震惊、自我憎恨、挫折感强，为想保持秘密和焦虑重重，他们因为缺少同伴的认同，家长不愿或不能提供情感支持，无法得到学校、社会的帮助，很容易导致自虐甚至自杀。而大学生群体强烈的情感，很高的期望往往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处理矛盾的能力较弱，易产生精神性挫折，走向极端。[ 朱力：《社会问题概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68页]
大致说来，造成青少年自杀的应激条件为：
儿童期危机：父母离婚、双亲去世
少年期应激（青春期、中学阶段）：恋爱、友谊、婚姻、求职、人际关系、经济问题和升学
年轻成年期（18~30）：选择职业、妊娠和生育、成为父母的压力、婚姻
3.笔者在本市某同辈群体的调研简报
2005年末笔者在本市某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某班一个较小的同辈群体间做内部交流，共11人，9女2男，年龄为17至19岁，学历为中专三年级在读。11人中明确表示有过自杀行为的有3人，但都属自杀未遂行为。另有1人行为存在较多偏差，其它7人社会化情况良好，心理比较健康，没有自杀行为和偏差行为。以下着重分析3个有过自杀行为及1个行为有偏差的青少年（均为女性）的材料，因人数有限无法满足调查报告的要求，故没有严格的统计学推广意义，以下仅供参考。
1. 4个存在偏差行为的学生中有2人的父亲长年在外工作，很少在家，而这2人中的1人有过自杀行为。笔者预想家庭功能的衰退可能与自杀行为有相关联系。
2. 3人明确地表示在家庭或学校有一些“无法解决”的冲突和矛盾，另外1人则认为“有很多”，但她们都尚能应付学校学业。
3. 4人中间没有人表示自己生活得很轻松，有2人表示自己是经常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但较为矛盾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她们心情仍比较愉快。笔者据此矛盾推测这部分青少年的自杀未遂行为很大程度上有情绪化的倾向，在平时虽能维持正常生活，但在极端焦虑和无法正确处理负面情绪的情况下便会产生自杀念头并可能实施自杀行为。
4.参与交流的11人都认同压力是人自杀的原因，其次达成共识的还有孤独，其它认为自杀的诱因还有家庭矛盾、无法实现理想、流言蜚语、疾病、爱情和一时冲动。
5.经交流发现，书籍、家庭成员在指导青少年社会化方面占据了主要的力量，其次为电视、音乐、电影、动漫等大众传媒，而学校在学生心目中的社会化作用并不明显，见下图表2。
6. 本同辈群体中自杀未遂的3人都有过割腕的经历，经验研究表明割腕自杀致死率不高，所以女性可能会通过割腕来舒缓情绪消除紧张感，而不是真正地想死。“切割自伤(self-cutting)又称微弱的自我切割(delicate self-cutting)常见于16~20岁青少年，可因亲人丧失或被抛弃而促发，其时年轻人体验到不断增长的紧张，继之出现人格解体，切割肢体（多在腕部）深度足以引起出血即可体验到放松和平静，本人并不感到疼痛。切割自伤多见于女性，这类人诉述紧张、空虚和心情易波动，常伴发进食障碍和性功能障碍。”[ 翟书涛：《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93页]
7.虽然该同辈群体对于某些有争议的命题表示出不太一致的看法，但从下图表3带底纹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肯定生命价值和存活意义仍然是主流观念，即使一时受挫，多数青少年还会选择努力生存，不会轻易自毁。
图表3 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 较不同意 很不同意 说不清楚
这个世界没什么希望了，不如早点毁掉。 2 3 1 3 2
敢于破坏既有规则秩序的人是勇敢的。 3 2 3 2 1
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大勇气。 7 2 1 1 /
我不能改变世界，能改变的只能是自己。 8 2 / 1 /
活着因为还有些事情要做，还有留恋的人和事物。 9 2 / / /
自杀是一个人的事情，不必顾及他人的感情。 2 2 2 3 2
宁愿美丽地死去也不要衰老地活着。 4 2 / 1 4
本文将从以下的思路来论述青少年自杀现象：本文所关注的“自杀”是一种无法维持现世生活而采取自我毁灭的主观行为，在客观上并不一定造成死亡的结果。自杀是本文所关注的行为[ 根据哈贝马斯对行动和行为的分析，本文所述的自杀是指有行动能力者的有意图的行为(behavior)，而非无意图的行动(action)。]，而青少年则是本文所关注的行为对象[ 社会科学上的“青少年”概念比较模糊，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年龄标准，社会学一般认为青少年始于青春期的开始，当青少年具有应付社会与生活问题的能力并受到社会的认可时进入成人期，在此以前都可以看做青少年阶段，但社会标准会因文化的不同和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变化，因而青少年的界定标准也是变化不定的。在法学上，“青少年犯罪”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或指未成年人犯罪，或指18岁以上30以下的人犯罪。]，所谓青少年自杀是指未成年人及进入社会不久的成年人因各种原因采取各种手段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当代社会的青少年时刻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个人社会事务，其自杀原因固然有直接具体的事件刺激，而从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其社会化过程影响到了青少年个性品质的养成，注重合理的、适应健康发展的社会化是解决当前青少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倾向于用冲突论观点解释当代青少年自杀现象。
三、青少年个人社会化与自杀现象
1.个人行为模塑过程的社会化
社会化是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化的研究在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尽管每个学科在探讨个体从婴儿到老年的发展和变化上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但是，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社会化过程所起的作用都被看成是社会的维持和个体的福利的基石。”[ M.罗森堡、R.H.特纳：《社会学观点的社会心理学手册》（即《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观点》），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182页。]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化过程与人格和人的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说，社会化就是人的社会行为的模塑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了为其生存环境所认可的社会行为模式，对其生存于间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简单于复杂的刺激能够给予合适、稳定的反应。[ 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23页]应该看到的是，社会化并非是“个体”的社会化，在社会化过程中，人不仅接受社会经验，而且会对这种经验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支配自己行为的价值定向和目标。
人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实现的。社会教化即广义的教育。它是指社会通过社会化的机构及其执行者实施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的机构，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媒介以及法庭、监狱和劳动教养所等；社会化的执行者，则是指这些机构的组织者及其成员。如果说社会教化是人的社会化的外部外因，那么，个体内化则是社会教化得以实现的内在因素。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个体内化是指社会化的主体——人经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教化，将社会目标、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方式等转化为其自身稳定的人格特质和行为反应模式的过程。[ 同上]
细究社会化的几大机构，会发现其各自还各有特点。以家庭为例，家庭在人的社会化中曾一度是最为重要和基础的，但如今面临着功能衰退化。“没有父亲的社会”，这原是德国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出版于1963年的一部专著的书名，也是今天人们分析青少年问题所常用的概念之一。亚历山大指出，由于劳动行为的片断化以及非具像的社会行为的增加，现代社会中父亲的劳动的身姿在孩子面前渐渐消失，父亲已无法通过劳动来将道德准则及生活实践的方法等等传授给孩子，象征权威的父亲像亦随之消失。显然，由于父亲权威的或缺，孩子不仅可能因为缺少父亲的示范和指导而难于成长，同时也会缺乏对规则服从的适应训练，还可能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父亲作为对手而无法确认自己的成熟。然而，在今天，“没有父亲的社会”的概念内涵已发生新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消失的“父亲”正在从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父亲像”扩展到父亲本身。这种现象当然不难由美国的母子单亲家庭的高比率来得到证实，而在日本社会，尽管家庭的单亲化尚未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席却已是普遍的事实。在孩子们眼里，以“公司人”著称的日本的父亲们要不就是“总在外面”，要不就成为家里多余的“粗大垃圾”。[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第221页]这样的衰退，会影响到孩子和青少年的正常成长，在遇到各种问题时家庭没有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看到，这一代的父母本身在成长后的责任缺失现象，这几乎不是一个简单的归责问题，而与我们近几十年来的观念变化有关。而学校在当代社会承担起越来越重的教化职责，并以一种规模化和规范化的模式出现，当父母以简单的契约方式将孩子的思想品德教育、个性培养也一并交由学校代办时，大多数学校仍然只片面强调学业成绩，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道德水平关心很少；大众媒体的异军突起与人类技术进步密不可分，它深刻影响着人类传统的信息交流渠道以及自由民主等深层次的话题，互联网能够提供虚拟社区，方便了亚文化群的情感交流……每一个社会化机构都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影响，把它们结合起来就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大多数文化，自杀是令人不悦的，的确一些自杀是不负责任和不妥的。匈牙利自杀率在全世界居首位，在那里自杀被视为偏离动作，提示自杀者可能是非社会化的，他们未在传统非自杀文化中实现社会化，这些自杀者在社会化和一致性心理测验中均示非社会化。自然，社会化失败与迪尔凯姆认为自杀尤其多见于社会整合不良和社会管理不良者的观点是一致的。”[ 翟书涛：《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52页]
2.高度角色化和过度角色化的危险
上述社会化侧重于社会机构实施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外部的行为，而角色化是社会化主体自觉内化行为规范的过程。社会角色所包含的，主要是社会的期待及其制度的规定，这些期待与规定在孩子的角色化过程中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角色扮演者可能会拒斥或修改角色意义，但孩子通常只能是角色意义的被动者。[ 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160－161页]
那么社会期待什么样的青少年？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竞技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用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至此，我国把教育目的正式写进法律条文，成为一种具体的法定文本，一直沿用至今。[ 周金浪：《教育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第88－89页]
一般而言，处在受教育阶段的青少年，一般要求为驯良的、听话的、刻苦的、奉献的……通过家庭、学校、媒体和同辈群体的社会化作用，这样的规范将被个体接受内化。然而，关于好孩子突然做出令人不可思议的越轨行为的报道目前是屡见不鲜，2002年清华学子刘海洋向黑熊倾泼硫酸，2004年发生了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案，在日本优等生自杀的现象多年以前就被重视。众所周知，日本的经济起飞是在层层施加的压力下突现的，其中精英教育使许多青少年蒙受精神困扰。日本社会非常重视对专才的培养，学生在高中会考时达不到优秀成绩，就不能进名牌大学。在日本，京都大学唯一被校方看好的是入学成绩，即使是首相的儿子考不好也难进入，反之，偏僻的北海道渔民的儿子，只要成绩优秀，照样会金榜题名。据东京都地方政府调查资料现实，高中学生是日本焦虑程度最高的人群组，考试前几个月，考生每天的睡眠不超过5小时。一些学生经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 温志大：《超越死亡——自杀行为防治》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8版 第35－36页
关于日本青少年自杀问题，另可参考 杨张乔：《危险的年龄：1978－1989年青少年自杀现象》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年版 第242－247页 ； 因学业压力和教育问题的阐述可参见该书 第178－188页]
如果这些“优等生”是认可、自觉内化并毫不怀疑地执行赋予其的角色要求，这些悲剧或许不会发生。然而，事实情况似乎不是如此，我们现在因为过于强调“优等生”的学业成绩而忽视青少年的多元智能平衡发展，造成某种偏激。加州大学的理查·塞顿承认争取更好的学习成绩，保持自己的荣誉，这种压在学生肩上越来越重的负担无疑是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他预言，这种压力还将导致这一年龄组青少年自杀死亡率的进一步升高。他说：“目前的这种情况颇有点像日本。在日本，青少年自杀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上大学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对于那些未能考入大学的青少年来说，自杀往往是他们走出困难的唯一方法。”[ [美]迈克·L·佩克 《家庭·社会的冲击波——青少年自杀及预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第39页]
“在我们看来，这些学生的学习压力并非是别人强加的，而是他们主动用以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他们总是把自己置身于乏味但却井井有条的学习之中，以逃避任何欣慰与愤怒对他们的诱惑……实际上真正威胁这些孩子生命的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他们的成功。”[ 同上第43－44页]当这些高度角色化和过度角色化的青少年防御机制一旦被破坏，其心理承受能力其实异常脆弱，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负性情绪会有两个方向的释放：对他人会产生暴力性的越轨行为，对自己则会陷入自毁的阴影。这无疑暴露了当前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巨大漏洞。
3.纪律社会的权力与反抗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详细阐述了其独有的权力观念，他的权力理论用在本文关于自杀的社会化讨论中也有借鉴意义。简单来说：（1）现代社会的权力不仅仅集中在政治领域，自霍布斯《利维坦》以降，人们总习惯将权力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但福柯认为权力已分散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家庭、学校、监狱；（2）权力不仅仅是消极、否定、禁止、阻止、压制的，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3）微观权力与身体权力（bio-power）紧密联系在一起，福柯称之为造就“驯顺的身体”。
笔者以为，权力用在青少年自杀分析中，主要体现在青少年对于社会化机构和角色规定权威的认同问题上，越轨行为在某方面可以看做是对权力的反抗。借助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俄底浦斯王》中的故事，弗洛伊德认为，孩子/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俄底浦斯阶段，在这一事件，孩子/男孩的潜意识中有着杀父娶母的愿望。如果他不能最终战胜这种愿望，其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便遭到某种阻断——弗洛伊德称之为“固置”，形成某种心理症，某种病态，乃至心理疾患/精神病症。但大部分的孩子/男孩，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意识到来自父亲的权威和威胁；用精神分析的表述，便是来自父亲的阉割威胁。孩子/男孩，将迫于这种威胁，把对父亲的认同转化对父亲的认同，超越俄底浦斯阶段，获得成长，将自己的欲望由母亲转向其他女人，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位父亲。这种对来自父亲的权威、威胁的恐惧和最终认同，拉康称之为对“父之名”、“父之法”的认同和接受。[ 戴锦华：《电影批评》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21页]按照社会学的思路分析，在适应权力过程中，大部分青少年会顺利过渡到成人阶段，并继承权力的接力棒对其下一代实施教化——这体现着福柯所谓的“创造性的权力”；而少部分青少年在社会化中会遭受挫折，产生某种适应障碍，自杀即是这类障碍的一种，它大多体现为对自我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否定、极度的孤独感。除了家庭世代间存在权力关系，当代社会的学校机构则同样存在权力渗透，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学校具有培养学生成为未来合格劳动力为国家和企业服务、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如果泛化弗洛伊德的父亲概念，视为“父权”或“权威”，那么其权力的压迫与反抗的形式与家庭的情况是一样的。青少年在社会化中受挫，如果不能顺利过渡挫折，就有可能拒绝纪律社会的规范，也就是在拒绝赋予自身的某种角色，要么向外释放自己的破坏性暴力或求助于药物滥用，要么向内释放死本能——这两者都是越轨的、偏离和反对主流价值的。而自杀对于身体的残害亦反映了自杀者潜意识里，极力挣脱权力对于身体控制的欲望，不惜以破坏自身身体来实现心灵的自由解放。
四、亚文化与青少年自杀
1.越轨行为与亚文化
一般说来，亚文化(subculture)与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相对，是指包含于主流文化之中并与主流文化相区别的，由某一群体所共享的价值和行为方式。英文中subculture一词，也可用来指共享某种亚文化的群体或人口，在此语境下，则可译为“亚文化群”。当一个社会的某一群体形成一种既包括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包含一些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群体文化便被成为亚文化。当某种亚文化直接对主流文化（主流的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等）构成对抗或挑战时，这种亚文化便被成为反文化。反文化往往产生于青年群体之中，例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嬉皮士反文化。[ 皮艺军：《越轨社会学概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50页]
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代群，因为生长发育的特殊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未知，青少年现象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一种。青少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会表现出区别于其它代群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人格倾向，形成了独特的“青少年文化”概念。这是根植于时代文化基础上的亚文化，是一种极具特征，既有积极意义又包含不安定因素的文化，其明显的“反叛性”常常令成人社会产生烦恼和不安。[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69页]美国人类学家米德（M. Mead, 1901－1978）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待青少年，指明青少年是社会固有的文明的产物，她提出的“青少年亚文化”概念，指出要认识代与代之间的文化传递过程。[ 同上 第175页]还有不少美国学者，如阿尔伯特·科恩、沃尔特·B·米勒等人受到罗伯特·默顿的影响，认为亚文化群大多来自社会低层，以“少年帮伙研究”为契机研究越轨与犯罪，这种思路代表了主流中产阶级印象中的文化冲突。埃得温·萨瑟兰(Edwin Hardin Sutherland)的“不同联系论”与芝加哥学派塞林的文化冲突论则更侧重犯罪行为背后的亚文化、习得和形成过程。
自杀本身作为越轨行为固然可能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但仍然不可忽视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集体性自杀和自杀感染现象，更与同辈群体和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前述社会化机构谈到家庭、学校，这里会谈到另外两个：大众传媒和同辈群体——因为青年亚文化的主体本身就是以年龄为特征、强调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辈群体，借由媒体传播的亚文化和同辈群体的力量会强化他们对自身价值观念的认同。
2.关于自杀的亚文化
（1）文学作品和其他书籍：诸如描写死亡美好，论述人性丑恶的文学作品或文章会对心智发育尚未完全的青少年产生一定影响，倘若在没有正确指导下阅读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并且作家本身也实践着自杀行为，在已有的多份报告中指出：在社会各种职业中，自杀相对比例为高的当为作家，如俄国著名诗人和作家拉季谢夫、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剧作家三岛由纪夫、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著名诗人叶赛宁、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海明威、著名女诗人普拉丝、港台作家三毛、张爱玲，我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傅雷、杨朔、闻捷、徐迟、剧作家田汉，青年诗人顾城、海子等，均是自杀而死。作家的死大多由于精神原因，正因为超越常人的敏感所以能在作品里表达出超越常人的体验，青少年涉世未深，如果未能正确处理好文学艺术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就容易陷入对死亡的向往。
（2）摇滚乐和重金属：许多研究暗示自杀者与重金属摇滚有某种相关性，摇滚乐表达的不肯向世俗妥协的勇气非常契合他们的情绪，并影响到他们服用致幻药品、酗烟酒乃至自杀的行为。回顾摇滚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会发现像大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涅槃乐队主队科特·柯本都是这样亲历亲为。一个模糊的数据告诉我们：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2001年，大约2300名流行音乐家/歌手/乐手去世，其中摇滚歌手（不包括爵士、布鲁斯、乡村、民歌领域的歌手）有近800名，这其中有1/4的人死时不到35岁，而这些不到35岁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非正常死亡原因，原因包括嗜毒、也包括自杀。如果说毒品是摇滚自杀的间接驱动，那么摇滚乐本身的某些特质、情绪以及价值观比如说绝望、愤怒、不满、空虚、虚无等等似乎更应遭人诟病。有些摇滚风格甚至直面死亡。[ 陈理：《告别的摇滚——摇滚乐中的自毁》 刊于《通俗歌曲》杂志2005年第1期 第61页]
Lester（1989）描述5名少年自杀，他们之中有领头人，他们沉迷于药物滥用和重金属音乐，并且表现与父母关系不和，自我形象不良，感到无价值、丑恶和羞愧，自杀先占观念等。这5名少年形成“同伙亚文化Peer culture”，他们与其他同伙群体间存在竞争，必然导致新的行为，在自杀亚文化内，自杀动作是不可避免的。[ 翟书涛：《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50页]
在今天回顾的摇滚乐发展，除了60年代woodstock摇滚年会，70年代重型金属和英国punk的交锋，还要重重添上一笔70年代末新浪潮运动的贡献，它带动了以后暗潮、歌特等风格的形成，而歌特则大有来头，它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建筑风格，以黑暗恐怖为特质，近年来大有复兴势头，深度的歌特族们还认为在25岁前必须死去——作为极端的唯美主义者宁愿美丽地死去，也不要衰老地活着，他们相信在25岁前死去，尸体会散发芬芳。[ 小破：《黑色魅影》 刊于《通俗歌曲》杂志 2005年第10期 第73页]
（3）坊间流传的自杀方法：90年代初法国出版了则伊夫·勒博涅克写的一本书《自杀指南》，书中突出地介绍自杀的种种方式和技术，发行后销量达12万册，同时在本国也引发了上百起自杀事件，调查结果表明，有许多自杀方式与书中讲述的内容有关。一个日本人所著的《完全自杀手册》，出版三个月后便在日本跃居“非文学类书籍”排行榜首，在1997年首发行了100万册以上，此书流入香港后，因好多自杀者死时旁边放有此书而受到香港政府查禁。[ 王文科：《直面人的最后时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10页]
3.传播与互动：媒体和同辈群体
美国50年代“垮掉的一代”还主要局限于其自身亚文化之内，60年代嬉皮士运动则受到了大众传媒的关注，褒贬各一的各种意见空前繁荣，电视机对于推动嬉皮士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众多年轻人形成独特的音乐、艺术、服装风格，在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早年成长于电视机前面，这一事实深刻形塑了他们的意识和观念，并把他们与父母那一代区分开来；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在全球大行其道，相比较传统媒体，互联网提供了更为平等、开阔的互动空间，应验了虚拟社区和全球村的预言。媒体技术上取得的发展也使自杀不再成为一个单纯个人性质的事件，至少在电视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已经有大量自杀感染的报道。
1981－1982年，德国播放了一部六集电视剧，剧情涉及到一个19岁的青年迎火车卧轨自杀的情节，后来心理和精神病学者统计发现，电视剧播出后，自杀人数明显增加，且年轻人自杀人数升高尤为明显。有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在1987年连续发生用汽车引擎的废气将自己毒死的少年自杀事件与一部影片的放映有关。影片主题本意是描写少年们是怎样战胜自杀冲动的，但在效果上却使青少年对自杀方式大加效仿。特别是新闻报道因具有时效性、真实性的特点，因而不加注意的宣传对自杀的影响就更为直接。1974年，国外曾有人对《纽约时报》1947－1967年第一版自杀事件的报道进行统计，然后与官方公布的每月自杀统计对照发现，报纸刊登自杀事件后，自杀人数显著上升，宣扬得越多，自杀情况越重，并且自杀上升的地理区域仅限于自杀新闻覆盖的地方。我们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南京脑科医院教授翟书涛多年来对自杀与媒介物关系有着相当的研究。他认为许多事例表明，“新闻媒介对自杀典范的宣传是导致情绪紊乱这自杀的因素之一。宣传自杀事件无疑是自杀的‘天然广告’。典范宣传过程可导致举棋不定者下定决心自杀或采取其它自毁手段。”我们的心理和精神医学专家还对不少报刊连篇累牍地披露暴力和凶杀案例表示极大的忧虑。“这和刊登自杀的新闻一样，使得本来就很脆弱的人更容易滑下去”。反面例子如下：1997年的春天，我国南方某地方发生了一起轻生者爬上高压电线杆触电自杀的悲剧，一些传媒报道后，第二天，另一个轻生者用同样的方式自杀了。地方电台请来危机干预中心的医生做一档播音节目，但危机干预中心却拒绝了。他们认为在那个特定的时候，别说是做节目，就连对两起自杀事件的报道都应该回避，然而，当地的不少传媒仍然报道了第二例自杀事件。终于，更为悲痛的事紧接着发生了，第三天又一个人跳楼身亡。同一个城市连续三天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且有两起方式完全一样。[ 同上 第210－211页]
电视和报纸这些传统媒体对自杀的披露被认为是有暗示性质的，属于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即使原本没有自杀念头的人也有可能无意识地模仿，在一定条件下造成自杀的群聚感染，有着相当严重的危险性。
互联网与同辈群体的关系更为紧密，同辈群体本身就具备相对的同质性，在互联网上可以联结成为有共同目标、归属感的社区/小群体，亚文化也就悄悄地在这样的小群体间滋生起来，目前已有网上相约集体自杀的报道：“继今年10月有9人网上相约集体自杀后，日本前日又发生两宗集体自杀案。……日本上个周末发生两起集体自杀惨剧，共有6人身亡。根据日本警方数字，从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共有45名日本人签定网络自杀协议后死亡。日本警方称，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在互联网上签定自杀协议而集体自杀的方式在日本屡见不鲜。”[ 《日本六男女网约赴黄泉》，《羊城晚报》，2004年11月23日 转引自《青少年网络自杀群体的影响与对策探讨》 昝玉林 许文贤 刊于《青年探索》 2005年第3期] 由于无法对互联网实施与传统媒体相当的管制，网上社群的活动更为积极、真实，不排除有极强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同辈群体成员彼此交流和鼓励对自杀的向往，这虽然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但还必须时刻将其与这些虚拟社区成员的生活和成长环境联系起来分析。
五、当前青少年自杀现象的应对措施
经验研究表明14岁以下儿童自杀少的原因推断与抑郁症在儿童少见，有足够的家庭支持不致产生孤独感，以及认识尚未成熟不能形成“自杀”那样复杂的构思等因素有关等。一旦到青少年阶段则情况迥然不同，在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他们面临巨大的挑战。青少年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敏感，富于挑战精神，然而他们认知发育尚未成熟，不善于平衡现存的各种力量，兼之他们自控能立差，容易导致自我毁灭行为。年轻人自杀大多具有情绪因素或心理社会应激，常见的生活事件为恋爱受挫，婚姻破裂，家庭不和，职业改变，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经济困难，亲人死亡等。这些实际上是导致自杀的一个方面，是激发因素，还有自杀者内在的因素，如负性的自我概念，对将来的负性期待，精神状态不良，人格不健全，既往精神创伤，对内外部压力缺乏有效的应付和问题解决能力等。人们以往习惯性地将青少年自杀归因为心理素质的欠缺，事实上是有偏颇的，毕竟任何心理的应激要有社会环境的外在刺激下才起作用，家庭和学校生活的不如意才是造成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诸如家庭结构改变，父母忙于工作或双亲离婚，年轻人往往由祖父母养育，不适当的教养导致的情绪问题；学校追求升学率，对智力发展强调较多，忽视了青少年的心理-情绪需求，另外，学校对学生的情绪问题缺乏适当人员予以咨询或解决。一些年轻人面对生活危机时就会采取一些自我毁灭行为和不适当的做法来应付，如药物滥用，越轨行为和自杀。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在家庭、学校，上述资料表明社会支持不足与年轻人轻生行为有关。[ 参考翟书涛：《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90－194页]而家庭、学校和其他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与现代社会革命性地变迁联系在一起的，故笔者要将青少年自杀现象放在当代社会的背景下，意在强调某些现代性的后果。
当青少年在社会化受挫而投向亚文化怀抱时，当然会有短期的满足感，著名青年文化研究学者布雷克指出，“我们曾经认为，青年文化已经被提供了符号的因素，这些因素能被用来不受阶级和教育的限制而建立一种认同。青年文化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其不落俗套的反抗。”[ [加]迈克尔·布雷克 岳西宽、张谦、刘淑敏 译《越轨青年文化比较》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255页]，但后来她承认“如果青年人不通过社会化过程被培养成日常所需要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角色；如果她们不通过教育养成遵章守纪和有规律工作的习惯，那么，今天的社会就不能持续下去……亚文化是在人们企图解决存在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时产生的，这些矛盾问题是人们共同经历的，并能导致一个集体认同形式。从这里个人会获得不是由阶级、教育和财富造成的个体认同。这几乎一直是一个暂时的结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的结论。但却是在文化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 同上，原版序言 ]布雷克意在强调文化的长远沿袭性，而在仔细考察亚文化的实质时，也能意识到在文化制造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亚文化的诞生几乎可以用“炮制”这样的词形容，这是某种多元文化繁荣的虚假幻象，主流的、肯定生命意义的文化一直在顽强地、超越世代地继承下去，而亚文化在今天已越来越陷入经济利益的泥潭，只是供精力过于旺盛的青少年消遣的泡沫。这类似古典经济学理论里面，价值在长期是稳定的结论，但在短期特别是转型时期，确实需要一定的干预措施来指导青少年安全地渡过这个多变的年龄段。
犹如全球化对应着后现代，重构对应着解构，在青少年尚生－向死抉择上，笔者在冲突论立场上分析了社会化和亚文化两个方面与自杀的关系，因此解决方案来自这两者的反面——家庭功能的重构和对青少年负性情绪的宽容。现代性强调个人价值，强调对个体私性的保护，而社会公共整合功能呈现衰退趋势（除国家意志统一外），这样容易为个人走向极端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要制衡诸如自杀这样的反社会情绪可在青少年初级社会化和预期社会化时期着重加强对道德伦理、社会交际、世界观等方面的教导，家庭在养育子女上要担负起足够多的责任和提供尽可能有用的帮助，使青少年处于和谐温馨的成长环境，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但即使是身心健康的人也难免会有负面情绪，会对主流价值规范外的某些亚文化产生亲切感，这时候不必苛责而应当允许这类负面情绪的宣泄，相反不把负面情绪和紧张压力释放掉会造成人的高度痛苦感，导致本文前述各种因高度角色化和过度角色化的悲剧。2006年网络流传的自杀兔漫画，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嘲弄了这个让人不太满意的世界，漫友文化传播机构策划总监马桂林个人观点认为“自杀兔漫画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给现代人找一个自嘲、发泄的途径，并非真正倡导自杀。”[ 熊雅芳：《残酷社会真相的幽默表达》 刊于《新周刊》杂志第241期 第60－61页]这种合理宣泄负面情绪是必须和应当的，当然这需要给予青少年必要的指导。
最后仍然要稍稍带到“现代性”、当代社会与青少年自杀的关系。个体研究固然能够准确地分析判断自杀的具体原因，但放眼全球该如何解释居高不下的青少年自杀率和青少年越轨？现代社会脱胎工业社会，重效益重增长，忽视人性的解放，忽视和谐，自杀在当代社会作为对现世世界的否定而勇敢地结束生命，某种程度上可看做对于现代社会的失望表现，其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现代”的举动，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是与人们对现代性后果和现代社会危机增长的重视分不开的，后现代就是对现代性后果反思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对现代性的失望与绝望的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信心开始动摇，工业文明不仅没有能解决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污染、能源短缺、官僚机构的膨胀、消费主义的盛行、物质欲望的横溢等。旧的乐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框架已经实效，现代化理论遭到批判，于是有了后工业社会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西方工业社会正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化。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 王义祥：《发展社会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第94页]尽管人们质疑后现代社会是否已经到来，但现代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倾向已为众多人所体验，传统学校、职业团体等正式组织体的功能衰退，家庭结构核心化和越来越多的离异双亲、弃儿，现代社会个人的匿名性，个人追求私有空间的同时又通过信息网络实现空间的无限，这些现象甚至并不只为青少年所独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个人化的现代社会，在这样的巨变面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一个个重要而困难的课题。笔者相信，在青少年初级社会化和预期社会化的过程中，重新发掘、重视、发挥好家庭和学校的合理功能，会帮助他们渡过这个危险的心理波动期，并在他们成长为成年人后，继承人类的优良品质，勇敢地生存下去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