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沧东的电影，除了甄别生活中无法际遇的冷暖，释放一把感性情怀以外，最大的目的便是让自己遭遇真实。说遭遇，是因为在他的电影中，命运总带着强势，主角和我都成了受压的个体。但对立于强势，李沧东没有让其作品的精神世界仅仅只作出无谓的条件反射，而是为命运的起伏不断寻求一个合理的诉求对象，带着明确目的去归因。
这给观众带来的是“隐晦的反抗”，无法做出什么去改变周遭，那么靠着生活逻辑与社会轨迹的双重梳理去探清纷繁境遇，明白自己来去的动机和推力，这也算是个体意志的一种胜利。李沧东的电影总是在追求这样的胜利，总在为命运寻找诉求的对象。10年间，他一共导演了四部作品，从处女作到07年的《密阳》，这些作品始终遵循这样的主题规律。
在《绿鱼》中，他将矛头指向韩国兵役制度的缺口。韩国的义务兵役制度想必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偏离了“义务”自觉性的一面，而更像是严苛律法，剥夺了男性生涯规划的自由选择权。青春是经不起耗费的，如果必须要牺牲几年，那么换回的应该是政府周密详尽的退伍计划，包括就业、社会保障以及亲属福利等。在《绿鱼》里，男主角退伍回家，没有工作，没有理想的福利津贴，游手好闲之余加入了黑帮团伙，最终被给予过他信任的老大亲手杀死。从最初的爱情动机到后来的事业动机，从开始的婚恋憧憬到后来的自残式恭维，这种转变是在控诉：本应该由国家买单的生存需要，却因为制度的缺口，逼迫着一个经历严酷兵役后的青年，自甘泯灭掉仅存的一点精神理想。
对兵役的控诉，韩国导演做得并不多，但比起其他国家的电影来说，他们又已经很突出了。例如金基德的《海岸线》，也包括李沧东后来在《薄荷糖》中的再次鞭挞。这反映出其兵役制度在一些韩国人心中犹如锥刺，电影作品的艺术化表达正好为疼痛提供了外化的窗口，但终因其国家法令的话语暴力，导演们的努力只能作为寄望而存在。
2000年的《薄荷糖》，李沧东把韩国整整20年的社会史看作一个整体的命运因由。感觉这一部在李沧东的电影中算不上流畅，分段过于彻底的倒叙情节前后缺少情感关联，但它却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以个人史讲述社会断代史的电影很多，最为人熟知的《阿甘正传》、《霸王别姬》等等很明显属于这一类型，非主流一点的可以算上用色情从业者的生活史来书写时代特性的《不羁夜》、《午夜牛郎》，但与《薄荷糖》比较起来都缺少耐心表现的细节，这就导致它们缺乏对命运进行归因时的冷静和理智。《薄荷糖》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野心，以片段来展现人物与社会交织的某些瞬间，这是踩点式的叙述，也因此准确锋利。片中的男主角的命运从服兵役开始转轨，先是无法融入军队的刚性、接下来经历了民主运动的枪杀、然后是韩国经济腾飞期间的富裕和98金融危机过后的一夜赤贫与家庭崩塌。而开头的卧轨自杀与结尾的青春年华则以相反的时间逻辑前后呼应起来，对比出20年的巨变对男主角的打压。
在这部作品中，李沧东对命运的强势给予了直接的点拨，每一个段落都有特定的历史事件发生，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对男主角进行更深一步的扭曲，无需自我酝酿，观众就能体会到命运的尖刻。
《绿洲》据上一部作品整整两年，虽然我觉得其中的超现实桥段显得很突兀，破坏了整体观感，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四部作品中最具现实意义的一部，因为只有它涉及到了工业时代的“人性”批判——揭露手足的假面、亲情的虚妄、家庭的冷漠，血缘前提下社会、情感联系的异化。例如，男主角因为智力上的问题而被全家人公认为顶替大哥这个正常人坐牢的最佳人选；脑瘫的女主角被“强奸”后，他的哥哥表面上叫嚣要通过司法途径讨公道，而背地里却主动让对方用金钱来换取撤诉。本是至亲，但利益为上的工具化理性使众人丧失对亲情的本能维护甚至是无耻出卖。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在韩国，狭隘下民是一个大群体，他们在世俗的追求中不计较手段的肮脏，“伎俩”被他们称作“智慧”而不择时令地滥用。
07年的《密阳》，很多人都认为宗教讨论是这部电影的精神话语，但我认为这不过是大讨论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无论宗教能不能给女主角以救赎，无论基督的教义和团契生活能不能让女主角感受到还有上帝在爱着她，这都是从生活的琐碎面和人生十字路口的平凡抉择入手，去表现“女人”这种脆弱与顽强交织的矛盾体，女人本身的特质是电影建构的目标，换句话，这是一部本色的“女性主义”电影。因为她是一个普通女人，所以她的命运就是如此：在脆弱时逼迫自己顽强，但顽强后又重新落入更彻底的脆弱。但《密阳》与《罗塞塔》、《钢琴课》这样的女性主义电影又有所不同，后两者以女性的视角出发，带着悲悯或者赞美去书写她们的性别特质，《密阳》则中立得多。首先，女主角的行为设计上，《罗塞塔》刚毅、《钢琴课》柔弱，而《密阳》则刚柔并济；其次，《密阳》采用了一些喜剧或者反讽的元素来冷却艺术表现中作者对笔下悲剧主人公自然注入的同情，例如女主角信仰崩溃后施展浑身解术去勾引假正经的牧师，做爱到一半，牧师慌忙提起裤子说“这不行”；再有女主角在团契活动上捣乱，音箱里传出“都是假的”的一处，的确能够让人笑出声来；还有爱慕女主角的男人给她送来一份造假的钢琴赛奖状时，她虽然嘴上反对，但内心是认可这种不正当推销方式的。这种平衡的感觉与阿萨亚斯的《清洁》有一定的相通。
纵观李沧东电影的10年，他一直都追寻命运的诉求对象，但这条精神世界的总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它自己的轨迹：
首先，其作品对命运的归因从社会背景转向了个体本身。《绿鱼》——《薄荷糖》——《绿洲》分别把主角命运诉求至“国家兵役制的不完善”、“剧变的政治与经济史”、“亲情的不可信任”，这些都是社会因素，而《密阳》则诉求至主角的“女性”身份；
与此对应，对命运的救赎则从前三部的“社会与文化的改良需求”转向了《密阳》中“个体的抗争与自立”；
再者，其作品所流露的心境从前两部的“绝望”转向了后两部的“希望”。《绿鱼》和《薄荷糖》中，主角最终的命运都是死亡，死时孑然一身、一毛不拔、不得其所；而《绿洲》的结尾处，虽然男主角被逮捕，女主角依然幽闭在狭小的房间内，但墙上那幅不再被树影侵蚀的“绿洲”俨然是二者共筑的爱巢，《密阳》的结局，女主角虽然还是没能接纳杀人凶手的女儿，没能走出宗教欺骗的阴霾，但她勇敢拿起剪刀剪掉烦恼的乱发，享受着藏污纳垢的角落里仍然存留的一束阳光。
李沧东传递给大家这样一种讯息：现实压榨下，从悲观的虚无应对中苏醒，挣脱社会和命运的宗教式独统，宣扬一场重新定义的“人文主义”运动：对个体生命的解放、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必须要寓于自我的挣扎和救赎中。社会牢笼来自于人们孜孜不倦的生活追求，生活一天要继续，这场灾难就一天不能结束。它不能如神学枷锁那样被攻破，那么个体自由就只能从“苦中作乐”获得，坚强且柔韧，人格才臻于完全。
李沧东的电影让我看到了繁华不在的韩国边城、浪漫不再的真实市井，他作品中的人物纷纷以殉难的姿态来劝善堕落邪恶的社会、文化、人心、人性，似乎生来就承载着创造新纪元的密旨。论人文电影，韩国实在无人能出其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