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雀尾

昨晚听了中国社科院叶舒宪教授的讲座，《四重证据法——重构黄帝与夏代的熊图腾谱系》，基本感觉如下：

1、讲座的题目很明显是以方法论为目的的，但最后发现，实质的中心却落在了熊图腾的文化意象解读上；

2、所谓的第四重证据，即图像，根本不能作为重构远古历史和文化系统的单独途径，顶多，它只能作为第一重证据，即文献的补充。因为至少从叶教授选取的承载熊图像的器物来看，无一例外都是皇亲贵族的墓穴陪葬品，或者日常享用的高级装饰物。这样的东西与小传统相隔是很远的。

3、一幅赫哲族的鱼皮熊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都认为这明明是狼，为什么却要一定解读为熊。查阅了一下资料，关于赫哲族的图腾，主流看法也有好多种，熊、虎、鹿、鹰、甚至鱼，倒是没有狼这一说法。但我觉得这可能引出关于历史研究中“模拟法”的讨论。研究者通常在通过文献认定了一种看法并做好研究框架后，总企图将其它的证据拉入这个框架中，去证明其想法，不管是相关性大的还是相关性小的，甚至是牵强附会的。那张鱼皮上的动物面孔即使不是狼，但是熊的可能性也应该不大。

其中一位学生对这个赫哲族的熊图腾说法提出尖锐质疑，但叶教授认为，赫哲族的人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图腾是熊，甚至有关于赫哲族是从熊的身体里诞生的传说。但这也不能得百分把握的真相——这就是我的第四点感受：

4、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在国族化之前根本不会意识自己是一个民族，本来是一个民族的人们群体分化很严重，彼此之间还不断的冲突、歧视，甚至是世仇。民族的认同是从近代的事情，一些民族民族的认同直到新中国成立，经由老一辈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鉴定、法定化后才开始的。关于他们图腾的文本记载和集体记忆很有可能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发生过取舍、柔和甚至外力所致的歪曲。比如王明珂先生对于羌族起源的考察，就显示出，羌族本来正统的“弟兄祖先起源说”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竟然变成了随大流的“英雄祖先起源说”。所以一定要说那像不像熊的东西是熊，本民族的自我阐述并不能作为最可靠的理由，就更别说那张鱼皮了。

文化的可考似乎的确只能做到不断地接近真相，而非真相本身，时间最神秘的力量就在于此：过去的，只能是神话。

本文是对“娃娃鱼”的日志《从<与狼共舞>谈民族和解》的回应，抱着和她同样的目的——表达自己的声音，于是促成又一篇烦人的“政治”日志。

“娃娃鱼”文章链接：http://www.mtime.com/my/304332/blog/1064932/

　　在这一次西藏与奥运的一系列事件中，我开始在反思自己以前所持的一些普世论调，重新翻阅以前自己写的一些如课堂笔记那样的文章，我开始给自己提出一个严峻的思考难题——是否“在国家共同体消亡之前，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狭隘价值与普世精神的关系，都是时间变量，一定时期有当属于那个时期的特殊区位，上下左右须因局势之变而变。”

　　据此，当前的批判应该一分为二地批：

　　一是批判藏独分子，这一个方向讨论的余地很大，你的这种声音也是很多人在思考的，但这个民族政策与民族认同的事情的确不是能够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从历史人脉、从文化分域、从经济进程、从人权进程、从宗教信仰，这是一个综合体，复杂程度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涵盖得全的。本来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现代性与民族认同”开始其争鸣也是至少30前的事情了，目前每个人做的也顶多是表达了自己的声音，效果仅限于此。于是，你的这些想法完全有理由。

　　二是批判那些西方的“假藏独”分子。看到奥运会传递过程中，大部分摇雪山狮子旗的人都是洋人。他们以什么身份和姿态来充当这一救世主一样崇高的角色？说我们不能将心比心，可他们换位思考了吗？像西藏这样的民族认同与国家主权问题，世界主要国家都有。法国、英国、美国等同样问题的存在，讨论得还少吗？但西方的普通公民他们怎么能够如果厚脸皮地做贼的喊抓贼呢？西方中心论就算在政治上已经去核化，但此观念给普通公民的洗脑却仍然显而易见，他们之所以无视本国的“西藏问题”而大搞我们的“西藏问题”，这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也是无知的优越感。面对这样的行为和姿态，我们在反对与批判的时候是完全可以不管自身如何的。提倡对错的对半分看，但对错误的打击是应该不遗余力的。

　　比较“真藏独”和“假藏独”，其实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假藏独影响是更甚的。假藏独代表了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生存空间，而真藏独在其不得西藏人本身之民心的将来时中会逐渐走向灭亡。做一个年龄分布图，可以看到藏独集团的年龄结构呈老龄化的，所谓“藏青会”，对于藏族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很有限的，除了当年到了印度的那一大伙藏人的后代。

　　以批判他人来反观自己，这种“精英”观点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只是要分时间分场合给予其表达的偏重。当前我们对于“真藏独”是开启着和平对话之门的，而对于假藏独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反对、批判，以理性去争取他们对问题公正客观的理解，促进他们自身的反省。草根精神在适当的时候就是主流，也是真理，文化的大小之辩有时候就偏偏是小甚于大。我想，过了这段特殊时期过后，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会如雨后春笋的，反思是每场精神战斗的必经之路，而那个时候才是恰当的时候。

天涯上一个网友发表的“猪肉越涨价，农民反而不敢养猪了！”的帖子尽然有这么多的回帖并且还提上了首页，看来大家对三农的问题还是很热情，我也热情了一下，就自己“略知零点五”回复了该帖。之所以搬到博客，我觉得这样的问题是很值得看清楚的。

原帖地址：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168419.shtml

关键句：“经过这几年的几场大的动物疾病，相关部门，难道还没发现，要想养殖业健康发展，做好一线的疫病防治是第一位。”

楼主看得很明白透彻，发出的呼吁也是一针见血。
　　
　　但是不要太过悲观。我家乡重庆，有亲戚就是基层兽医站的，他们从07年起开始在搞改制，从原来的编外单位自负盈亏转向财政拨款，享受公务员待遇了。原来有些穷得连冷藏疫苗的冰箱都通不起电的单位情况逐渐在缓解了。
　　
　　不过这种在既得利益上的增投不知道会否改变另外一些现状：比如说，到农村去给猪打防疫针，但是经常都是走一个过场，选择几家几户做个代表就行了，或者是没有先期的防，只是到了发生情况，才哪痛医哪儿地去打打针。因为国家在这方面不给强力的支持和单位补贴。虽然现在有钱了，但是已经形成的这种作风在短时间内能改过来吗？不敢保证他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心，也许拿了财政钱继续搞形式主义。
　　
　　兽病防疫的工作重要性其实从建国之初就在领导层有所提及，但是在具体政策过程中，却又被忽视了，因为那时候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到了养猪的黄金时期阶段，防疫工作就应该重新觉悟和抓紧了。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经历这么久的认识断档后，这一块工作不但没有重新抓起，反倒是应该补贴的财政部分都被拿去做其他的表面工作（例如在下农村做预防工作期间，由大批的上级人员随行进行监督，吃喝玩乐以及工作补贴自然少不了。没钱做，监督管个屁用！）或充当私人家当了。
　　
　　制度上的编外改编内也在近年来风风火火的机构精简过程中迟迟提不上议程，兽医站的改制是一个与政策有违但又不得不推进的二难逻辑。或者是面对如此残酷的机构精简事实，政府层不愿意一边吐一边吞，因为这伤及他们的私人利益。实际上吐点吞点，也刚好扯平，但是这个精简的实际情况是机构少了，人却照样多，被裁掉的机构的人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安插在保留的国家机构中，而不是建设社会机构来进行人员转移。这样一来，兽医站的进编之路更是受到重重阻挠。
　　
　　其实监督体制也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每每一个地方发生家畜家禽疫情，往上面报的数量和实际数量相差很大的，这样的小雨点总是无法如春雷一样惊醒梦中的领导层。不久前，我的家乡处发生狂犬疫情，结果少报了感染人数。想想对待人的疫情都如此作假，更别想他们在对待畜生时的态度了。（不过这方面兽医站已经尽力了，他们之前很多年一直都本着社会责任心以卑微身份像上面多次发出警告，但上面假装事小不理会，而背地里可能又往更上面呈报了此种担忧，然后获得暂时的财政拨款，最后收入家库）。畜生的疫情关乎到的是农民养殖户的生活利益，但政府却不把农民的生活利益当回事，因为还没到如发生狂犬病那样死几个人的程度，他们充分抓住了中国农民在几千年来形成的憨厚性格，只要饿不死就得照样过。
　　
　　现在新的《防疫法》开年就已实施，从制度方面揪底的方向是有所体现的，但在中国一切都是从慢的，只是苦了农民朋友要在这“慢”长的等待中煎熬。

　　我们不但现在强调一个中国，我们也永远坚持一个中国，在文化本质上的坚持与政策意义上的强硬都应是众矢之的，而这“矢”又应是无箭之矢。

——题记

　　昨天晚上闲着没事，到院馆看了一篇文章——《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王明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8.1），看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感受，因为刚刚才发生了西藏骚乱、东突劫机未遂、台湾大选马上也要拉开序幕，关乎中国民族认同的问题探讨很具有时效性。但这篇文章让我很心堵的是，如果反向思考它的观点，可以感受到新疆西藏这样的地区由于缺乏历史几千年来所一直贮藏的华夏一体化，直到近代这些所谓的蛮夷才被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版图的定型界说，所以在这些地方存在分裂主义是否意味着历史所然，而并不完全是某几个分裂分子不长脑袋的瞎想和单纯野心而已？用历史来说明问题可以为现代人点燃行为动机吗？

　　作者题目首字便是“反思”，反其道而行，这样的思考是非常可贵的，尤其是它可能在当前情况下引发他人对作者意图的胡乱猜想。也许这样的猜想又是对作者反思的反思。

　　民族认同的来龙去脉，我想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的，时间的模糊和多因素的杂糅使得活在此民族内部的人们也无法想得通透。但是不管华夏之一体化究竟从何时开始才对应了今日的中华民族一体化，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少于两千年甚至只有一两百年的时间里，今日的中华民族一体化已经形成，并且在整体上是牢固异常的了。中华民族包含西藏、新疆、台湾这样的观念已经是自然理念，比根深蒂固还要根深蒂固。历史的车轮是前进的，所以不容许有人开倒车，把一体化的和睦冲淡冲散。但不管主权还是国界，它们的力量也都是人为的、生硬的且冰冷的创造出来，我们对应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认同根本还在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华夏”二字的讨论由来已久，在今日今时，放置在某些场合可能是不太合适。这两个字里对汉人的主导性肯定是很显然的，当面对东突、藏独、台独思想的割裂作用时，我们反应出的应该是“中国”二字，如果谈“国”还显得政治意味过于强烈，那我们就用“中华”去代替中国，结果“华”又是古代汉族的称谓，那么干脆就用“56合一”来应对。可我们心中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如果真是沦落到要用“56合一”这样怪胎一般的词语来维系，那我们就真的完蛋了。

　　温总理答中外记者问上，一位美国记者问到有关达赖所宣传的共产党政府灭绝西藏文化之说，总理说这是“一派谎言”。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有良心的人都应该肯定政府所给予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但是这种刺耳的挑拨之所以能够长期不绝于耳，是否也提醒我们检视自己所作出的努力够了吗？方式途径正确吗？效果明显吗？对于中国所有民族的文化保存和发扬都应该是看作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自觉，但在这个内部，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存在岌岌可危，我们在做文化宣传和输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政策的倾斜，让我们的少数派也有主流派别的待遇规格。

　　当谈政治，其实一切都好办；但当谈文化，一切都不那么简单了。将难做到易，化易至无为，“56合一”便可烟消云散，在混沌不知中如婴儿般享受中国文化一体化的认同。

　　今天上午又去搞论文费用报销的事情去了，结果我这白人一个，居然当初没有要发票，现在又需要让那边寄发票，真是好麻烦，打开电脑联系期刊社，顺便上来写点东西。

　　一干同学已经去了深圳做社工培训和年前实习，现在又有几个同学准备过去了。那边是国家的社工试点区，这几年成立了好多社工流动站和社工服务机构，而且似乎我们学校和那边的关系搞得还可以，“东西方社工服务社”上次唯一的四个实习名额全部都给了我们学校，听说鹏新要招好多人，于是这几天又一波人准备前往试探行情了。国家给了深圳那么多的金费要他们好好培养出具有实战经验的第一批专业背景知识的社工，这是他们发展社会的好时机，是把公民与政治权力进行纽带整合的巨型助推器，当然同时对于在中国学习“社会工作”这个前两年看来都还是傻X的专业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与前途的展望镜。

　　深圳的社工机构到我们学校来开宣讲会，给同学们说明的待遇情况虽然在深圳那样的地方看来的确不怎么样，但是给予对未来的承诺还是满心动的。虽然第一年只有2200，但包吃包住，基本就没有其它什么费用了，2200对于节约的人来说几乎是净利。明年上半年只要拿到“助理社工师”资格证，一下就跳三个社工等级，工资再涨1000，然后经过两年的洗礼，可以有资格报名参加“社工师”资格证的考试，那个时候就又涨3级，工资就已经还算可观了。听说那边最高级别的社工已经达到了8000，当然另外什么险费、公积金都是齐全的，这样看来已经非常好了，况且深圳与香港毗邻，具有一定经验了过后，还有机会到香港这样的老资格“社工式社会”去发展。

　　怪不得这么多人都蠢蠢欲动了，我们都惊呼“中国社工的春天已经到来”，但愿这不是暴发式的，也不是流星式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慢慢积累，最后走向繁荣的过程。只是我在想：深圳这样的城市的确已经达到发展大规模社会人员和机构的程度了，但是当深圳的试点成功，经验出炉（我相信不会花很多时间的），想其他地方推广要作何策略调整呢？毕竟除了广州、北京、上海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理念支持，太多的地方都还缺乏两头的硬件，正式制度和民间气候都没有形塑完整，发展中间联接的社会中介层次怎么牢靠呢？

　　国家、社会、公民，任何一个层次的发达都离不开另外两个层次的支撑。当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背景下，在国家与公民两个层次的对接真空存在太久的情况下，社会层次的需求可能非常迫切，因此拥有一种文化的催促力量，使得社会层次的建设可以短期内集中国家与公民两个方面的资源。但是对于并非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来说，的在所谓的齐头并进中，也就是国家、公民、社会三个层次都有一定雏形，却都孱弱的这种情况，究竟又比真空好多少呢？如果一次巨浪的冲击，可能损坏的就是三个层次，远比两个层次的算坏来的惨重。或许政府建设与公民社会化两个层面的东西还需要加紧作为，以稳固的姿态兴建社会，当打击来临，我们可以利用稳固的根基力量迅速回复社会层次的东西。

　　另外还有文化的因素，只谈社工这样工作性质，百姓恐怕接受有限，如果将自己的一部分东西交由别人进行管理甚至是接受监督，这样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记得看电影《刮痧》的时候，里面就是西方社工理念对中国家庭的侵入，使得这个家庭难以应付和重新整合。俨然社工的春天还没有到来，因为春天是万物复苏，枝芽茂盛的时期，而我们的社工景象是仅仅作为发达地区的建设象征，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富有地区的专属特权。社工这样的职业，细琢起来仿佛是一种高档职业，是一个地区档次进阶过程中的产物，是要财力与物力做堆积才能树立的。

　　努力吧！同学们，虽然春天并未降临，但寒流的来袭也开始退却，至少现在，在深圳，那个与香港对望的地方，你们活跃的身影是他们所期望看到的。

　　在MTIME友的博客里他写道针对妓女合法化问题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曾向朋友们搜集过想法，结果答案非常有趣。于是我也就这两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回复了他，结果写了满多，于是我又把这些文字中有关后一个问题部分转过来作为日志。　 

　　首先，我认为同性婚姻不能叫做合法化，因为合法往往对应着非法，所以应该叫做同性婚姻法定化，这样应该更恰当。

　　然后，是我认为应该法定化，但这个时候最好还是先放一放；中国有更急需解决的问题等着人们去讨论，去冥想，思考对策与出路；就像奥运会一样，我不反对，但是我从内心不支持中国现在搞奥运会，事情要分个轻重缓急的。  

　　当然很多人给出这样一串辩护词也是非常理性和深具人文关怀的：为什么别人没有搞，我们就不能搞，我们应该要走在世界前头才对，应该以大国身份为别人树榜样，而不是等到别人的榜样都泛滥了，我们才觉醒自己也应该加入那个行列了；同性恋婚姻法定化根本不妨碍其它民生工作的推进，齐头并进有什么不好呢？  

　　但实际上其它的民声问题现在已经显现出解决的不得力，政府权力机关集合整个社会的智识精英全力以赴，可也没见到多么明显的成效，那么在这种政策手段与国家手腕捉襟见肘的时刻加进同性恋婚姻法定化的问题来，似乎反而可能会发生对同性恋婚姻法定化进程的反促进，急功近利，最终落得个是非两难。  

　　比较一下解决农民问题所惠及的人数与解决同性恋婚姻问题所惠及的人数，我们可以很容易权衡出来。也正如奥运会，拿着全国人民的钱为谁创收去了，为北京人。国际声誉和国际威信力究竟在一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能够提高多少呢？况且奥运会的举办自“911”以来已经成了风险游戏，举办国必须有最糟糕的安全风险预测，一旦发生事情，反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声誉不好，接下来因为安全威胁问题，又会牵连到经济投资与洲际合作,且无法排除美国这样的霸权国家拿安全问题来处处阻挠中国。所以奥运会所惠及的人群也是少得可怜，根本不是什么头等大事。  

　　话是说得好，少数人的权益也是权益，权益是无差别的。可同性恋婚姻法定化哪里仅仅是权益的获取问题，更深刻的层面上，这将对整个中国文化根基起到不小的动摇。

　　前段时间央视和另一个大型纸媒都做过同性恋认可度调查，结果是让人惊讶的，完全接受的人占了大部分。其实这个调查结果是多么地可笑，互联网的调查方式在样本方面的误差可想而知，一是就整个中国而言网民本来就少，二是上网却浏览到这个调查很少，三是看到这个调查还愿意冷静下来，真实而负有责任心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人就更少。一般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那么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是一个通过隐形筛选出来的对同性恋问题持开明态度的人了，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说明上面这个关于网络调查的事例是想表达：制度的推行不能在公民观念还相当薄弱的时候强制介入。现在同性婚姻法定化如果突然提上议程，占大多数的中国公民是会受到震撼的，人们几千年来承袭的文化禀赋将陷入一场自我厮杀中，特别是西部和农村这两块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领域里的人，他们的观念必将陷入分裂中：一边是犹如父母一般的共产党政府的制度推行，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伦文化建构出来的传统人。在这种满腹疑惑，思想动荡的全民局势里，尽管有一党专政对人们思想归顺的高效形塑，也不能排除同性恋的社会处境更为恶化的可能,甚至会激发私密组织的反同性恋，迫害同性恋的危险行为。  

　　正如观念催生制度一样，制度当然也可以带动观念转变，但是观念催生制度尚且需要普罗大众的齐声呼唤，而仅仅作为文化功能品的制度怎能用一只没有墨的笔写出精神的进步？建设民主，建设法权，建设公民社会需要循序渐进，步骤是必须的，阶段中的问题取舍亦不可避免。如果说同性恋婚姻法定化问题非要在近几年提上议程，那么以相同理由提上议程的问题太多了，凭什么又放掉其它而拿同性恋问题做表率呢？  

　　至少在一个不很短当然也不会很长的时期内，等待农民问题形势大好之后，同性恋婚姻法定化问题才适合提上议程。那个时候一方面本身时间所带来的全民观念积累与代际更迭，另一方面农民问题的基本解决为这个最有可能完全不接受同性恋婚姻且占总人口最大比例的群体提供物质生活忧患以外的精神思忖空间，也就是说待到物质和基本权益不用愁了，他们才可能以冷静的姿态在揣度中接受同性婚姻制度的温和渗入。  

　　有时候暂时牺牲是应该的，谁叫我们活在国家社会中呢？当人们痛心疾首于中国传统价值流失的时候，是否还记得有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想自己是不是通常都只能在一种所得里留连，而无法游刃有余在共时的双重获取中？

　　中国社会思想史其实可以进行两段式划分：1840年以前和1840年以后。以前是儒术与心学的统领期，以后便是危机感十足的现代性倾向期。如果对它的研究硬要根据后一时期的精神作为镜子去对照前一时期，那么我们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成了“中国社会糟粕史”，占满历史绝对主体的那几千年就完全成了荒芜废料，而我们的“文明古国”与“华夏文明”就应该粉碎了，“中国”就只是“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了。

　　明天，哦，不，应该是今天了，我要回学校了，班上的人基本都在学校了，只剩我这样的懒人还在家里。弄一首歌，《Ordinary Day》，来自Perry Blake，他超有格，喜欢这种简约主义的！

　　这样看来，可见这种广告是谙熟社会现代性后果、信任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的超高明成果，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