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现实的作品，不仅是从题材上，在人和体制关系的定位上也非常符合现实。1950年代，传统、专制、体罚，影片中到处充斥着“父权”的符号，一群大男孩们重蹈父辈的足迹，踌躇满志，偶尔有些小叛逆，无非就是吸吸烟，参加一些无关痛痒的社团活动，没有人真正怀疑父辈言传的生活真谛。
古老的格言、激昂的诗句为他们洞开了全新的生命景观，以前的自己只是大树厎下的灌木，潮水裹挟的细沙，只有顺从才能得到命运的垂青。基丁老师的出现改变了他们眼中的世界。他告诉他们顺从是危险的，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吸取生命的精华，“否则当你在弥留之际，会发现自己从未活过！”
然而，反抗是痛苦的，死亡诗社的成员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尼尔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不堪承受父亲的专制，自杀了；多尔顿坚持捍卫“死亡诗社”的精神，被开除；基丁因为煽动学生的罪名，被驱逐，在这场与父权的角力中，“死亡诗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影片中塑造的基丁老师是一个深谙体制规则的人，正如费里尼所说：一个叛逆的人对陈规戒律要更为依赖，没有禁忌也就无法体现他的“罪责”。基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反对体制，却从不彻底，如同他对好勇逞强的多尔顿所说：吸取生命的精华并不是叫你胡来，有时要大胆，有时要小心，一个聪明的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被学校开除是愚蠢的。他让他们尝试站在桌子上观察世界，摆脱顺从的视角，可是他却从未让他们与压抑的父权决裂，他要做的只不过是在父权的阴影里面，为他们搭建一座帐篷，对于规训要有所选择，不能唯唯诺诺。可以说，基丁崇尚的只是改良和平衡。
导演最后还是留给我们一丝温暖的安慰，虽然基丁的离去依然昭示着体制的强大，可他还是在严丝合缝的体制中唤醒了三五个灵魂。
《楚门的世界》
超现实版的《死亡诗社》，不过，在楚门的生活中没有基丁这样的启蒙者，他要自发地觉醒并进行自我拯救，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所以影片里，体制是不怀好意的，比起跋扈专横的父权，它演变成全民的偷窥行为。在这座无所不包的摄影棚里，导演给了楚门安逸、中产的生活，让他衣食无忧，快乐逍遥，代价就是导演把一个真实无虞的楚门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
对于这种傀儡生活，早已明白真相的其他演员视之如圭臬，他们称它“典范的生活”，“完美的生活”，“我的全部生活”。当人懂得和体制交换的时候，他们可以将真实的自己和盘托出，因为他们的眼里，在与体制作出等价交换以前，真实对他们什么也不是。而一直被欺瞒的楚门在真相大白的一刻选择了决裂，虽然导演最后苦苦规劝，声情并茂，告诉楚门外面的世界和他给楚门的一样虚假，一样有谎言，可是楚门还是决然而去，寻找没有“导演”的生活。结局虽然快慰人心，可是看过之后还是不免陷入悲观，也许楚门得到只是又一个圈套，不同的是他只是又回到了欺骗的起点，就像是他刚刚出生一样。怪不得朋友看过之后不觉得释然，反而失落，并对楚门的世界产生了深深地向往……
《莫扎特》
比起比得·威尔的暧昧不清，在米洛·福尔曼电影中，体制的反动性昭然若揭。他通过莫扎特悲剧的一生告诉我们，天才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体制认为值得，它丝毫不会吝惜什么千载难逢难得一遇的“怪胎”。
萨列里在音乐的造诣上，无法望莫扎特的项背，他一面惊异于莫扎特高深莫测的音乐才华，在他华彩乐章的震撼下泪流满面，另一面方面又不愿意在才华横溢的莫扎特面前变得矮小平庸。而莫扎特的眼里只有音乐，哪里有王权和尊卑，是他对音乐的痴魔伤害了体制，因为在上层社会，音乐只是贵族附庸风雅的标签，对付他们的品位，萨列里已经足够了。
虽然莫扎特对体制在主观上无害，从未想过对萨列里为代表的陈腐的音乐理念“掘坟扬尸”，可是在客观上，他对音乐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整个时代，或者说，他的天赋刺痛了体制的平庸。萨列里的阴险，贵族王室的木然，这也许就是余英时所说的“反智”吧。
《七宗罪》
抛去凯文·史派西的阴贽和凶残，反观他的犯罪动机，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他狂热的体制观。在他的眼中，体制已经不是抑善扬恶，为虎作伥的反动堡垒，而是一个庇护弱者，藏污纳垢的污秽之地，他觉得自己身边充满了平庸、无能、懦弱、自私的人，他们对社会无益，却受到体制的保护，所以，体制成了培育罪恶的温床，它必须为这个惰性、丑陋的世界负责。
于是他以宗教的名义，把自己装扮成社会的仲裁者；他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戕害生命，却毫无怜悯，因为他确信自己是在为这个社会清理有害无益的蠹虫，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精英们原谅、理解、效仿。
他肯定是尼采“强力意志”的拥趸者，他肯定信奉极端的进化论，他的思想是纳粹的死灰复燃，或者，他是一名严重的精神狂想症患者，但愿他不是，因为精神病人受体制保护，他们可能会因为病疾获得原谅，逃脱应得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