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行水上
这几年，国产电影在商业化大路上高歌猛进，从一掷千金的首映礼，到联袂媒体的舆论轰炸，营销手段日益娴熟，但是形式上的火爆掩不住内涵的贫乏，国产大片的“内虚”饱受影迷的诟病。有人会说，拍电影就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个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不能苛责。可哪个行业不是这样呢？作为电影的受众，用不着去理解这些，我花了钱，就是想看到好电影，这是等价交换，天经地义的事，而我们的国产电影恰恰最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不太尊重观众的感受，缺乏真诚的娱乐精神！
国产电影在娱乐性上的先天不足由来已久，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行使着它的规训职能，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电影从宣传意识形态的单一功能中解放出来，但旋即滑向另一个极端。陈凯歌的《大阅兵》、《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都蕴含着导演在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的巨大野心，但高度艺术化的形式拉开了与观众的距离，强化了电影自上而下的说教姿态。
比起第五代史诗性的视角，第六代导演一开始就在试图突破电影体例上局限，抛开宏大的叙述，展示对个体的关怀，《小武》里的小偷，《东宫西宫》里的同性恋……今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和李扬的《盲山》再次把目光投向边缘人群，作为社会变革的警示录，导演把挖煤工和被拐卖妇女这些被变革吞没的边缘人重新拉回观众视线，希望唤醒效率社会的人文关怀，还有李玉的《苹果》，通过社会两极之间的互相敲诈，折射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但这种思想至上的作品，使电影导演和社会学家的职能愈发趋同，作品的内涵严肃，拒绝娱乐，观众再次沦为单纯的聆听者。这三部电影除了《苹果》乘《色，戒》的东风，以范冰冰“露点”勉强作为票房噱头外，一概遭到观众冷落。贾樟柯曾想以“金熊奖”为资本与张艺谋的《黄金甲》在同一当期死磕，结果也一败涂地。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同时它还是一种消费品，巨大的投入需要市场的回报，谁要轻蔑这一点，要么你就去自娱自乐，要么就是死路一条。我们的导演太一厢情愿了，既要完整无损的塑造自己的艺术图景，又要观众毫无条件地接受他们的思想贩卖，这不是贪得无厌嘛！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即陷入这样的困境，自私的选题和晦涩的手法，使观众茫然无措，集体失语，这场耗巨资打造的豪华梦境将观众困在姜文的影像迷宫中。当观众一言不发地走出影院，姜文停止了自得的坏笑，当观众恳请他诠释一下其中玄机，姜文十分扫兴。这不仅仅是天才和凡人的差距，更是导演和观众的隔膜。
拍一部喜闻乐见的电影其实不难，但前提是必须要把电影的娱乐性放在合理位置。现在影迷是在盗版中成长的一代，想把他们忽悠得掏钱进影院，没点真材实料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揣摩他们的趣味，认同他们的审美，在这些问题上，大陆电影人的思维明显落后了。很多人还是把自己的观众放在低层次上，使得一些国产大片看起来相当白痴，要么煽情手法生硬单一（《十面埋伏》），要么因为特效牺牲剧情（《无极》），要么强制嫁接内涵，拔高剧情（《英雄》）。《无极》的陨落，不但证明了导演对娱乐内涵的惊人无知，还挽救了一批导演的对电影商业化的轻率和幻想。作为商业大片的先驱，第五代导演把自身好大喜功的时代病，以及形式大于内容的思维局限统统带给国产大片。有些导演不服气，还要三次跳进同一个错误，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诠释了一个愿赌不服输的导演的智慧极限，结果呢，迂腐的故事，突兀的特效，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简直是所有古装大片弊病的集大成者。
光有娱乐的目的还没意味着成功，你还要掌握娱乐的手段。所谓手段并不是“简单的电脑特技+华丽的舞美动作+一坨坨大小明星”，这样看似抓住了要点，实际上只是对商业概念的肤浅理解，复制几个商业元素就能赚钱，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宁浩在《疯狂的石头》中成功借鉴盖·里奇的电影元素，说明虽然手段可以被借用，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合理的故事框架，连故事都讲不好，手段就是无皮之毛。关于这一点，近期的《色，戒》和《投名状》也为国产大片好好上了一课。虽然争议的情色戏被阉割，《色，戒》在大陆市场依然成功，除了李安作品一贯品质的号召，还在于电影对一个貌不惊人的故事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和克制的叙述，出色的节奏和真实的表演紧紧扣住观众的注意力。陈可辛则在《投名状》里展示了一个商业片导演的完美素质，特效与表演、文戏与武戏，形式与内涵，要想兼顾这么多纷繁且对立的元素，导演要具备超强的平衡能力，《投名状》没有像大陆同类电影那样处理失控，演员的表演被导演抹杀，导演的努力又彻底被技术淹没。它的每一道工序都很严谨，分工都很合理，这使本片呈现了极佳的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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