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号称是中国导演的福地，相比而言，戛纳、奥斯卡这种闪耀着珠光宝气的艺术片殿堂，大多数中国导演都无缘进入，太晃眼了，顶多在人家院子外面凉快凉快。而像布鲁塞尔电影节、巴黎电影节、洛杉矶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不错了，好歹这个是A级）等等吧，又太接近于王朔所说的“乡镇企业奖”，我国艺术家们又不太看得上。因此，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成为近些年我国文化精英们的最实际的目标。搞个作品就想剑指戛纳，知道没戏就往后延延，然后说今年赶不上戛纳了，我们就不剑指那儿了，今年我们就剑指威尼斯吧。
就这么着，威尼斯这个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成为华人导演每年都要剑指一下的圣地。张艺谋、贾樟柯在这里发家致富，张元、陈果在这里得到满足，侯孝贤、蔡明亮从此被人解读……总之华人导演在威尼斯肯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而他们每次获奖的电影中，那些主角也都是一等一的功劳，不可不提。
在从1989年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侯孝贤导演凭借凝练厚重的《悲情城市》，第一次出手就拿下了最佳影片金狮奖，自此拉开了华人导演剑指威尼斯的序幕。影片《悲情城市》虽然承接了侯导《童年往事》、《恋恋风尘》里对台湾风土人情的依恋和旧日生活的追忆，但该片本身则更为沉重、深刻，令观者肃然起敬。
那时候的台湾文艺形式，从文学、电影到坊间的单口相声等，大都体现出战争、社会的动荡与分裂、内外省矛盾以及对于生活前景的迷惘，那个时候的台湾人都有很强烈的幻灭感，缺乏生存安全感，因此许多文艺作品都将个人的成长经历与遭遇，联系起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往往能产生出震撼人心的力度。这之中，侯孝贤的电影就成为绽放在芸芸众花中的一朵奇葩。也正因此，受到了西方关注台湾社会与文化状况的评审的重视。那届的评委会主席是老电影人Andrei Smirnov，他曾经出演过经典战争片《战争与和平》，其他评委如纳斯托·艾尔孟德罗斯、普皮·阿瓦蒂、谢晋等都擅长将作品赋予强烈的时代色彩。因此《悲情城市》中压抑凝重的气氛与步调，以及对于战争沉默的控诉，更加引起当届电影节的关注。该片将一个家庭的悲惨生活与当下动荡的背景紧密连接，而且表现的丝丝入扣，展示出当下台湾电影罕见的悲情力量。
笔者观看《悲情城市》，很难带有一种平静、享受的心态去欣赏梁朝伟当时还略显青涩的表演。相信所有看过此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的带入到这个家庭的遭遇中，体会那时候的苦难。林家四个儿子的不同遭遇，当时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对生活的惶恐。在那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一个普通的小家庭不安中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外面三教九流的地痞流氓、仁人志士不断出现在观众面前，接着四个兄弟各有各的苦难和困扰，当台湾实力派演员陈松勇饰演的老大文雄突然被打死在观众面前的时候，那些所谓的痛苦与悲情，瞬间凝聚在屏幕上，滞留在观者面前，怎能不为人所动容。
《悲情城市》这一代人的迷惘是否会延续到天真无邪的下一代身上？
侯孝贤用这样一个家庭，传统而又带有悲剧色彩，没有附加上任何多于的希望和良知，就这样赤裸的展现出来。四个兄弟性格本有不同，老大主持家务，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做派，但就是这样一个带有传统思想的台湾人，最后却惨死在地痞流氓手下。他的生命，随着向往已久的“小上海”一起灭亡。而其他三个兄弟，一个生死未卜、一个被打成白痴、一个聋哑成疾，过着惨淡的生活，这样的境遇在当时可谓稀疏平常。也正因此，侯孝贤用《悲情城市》毫无遮掩的表现出当时人们对理想的破灭、压抑的生活以及政治状况和内外省人民斗争的不满与绝望。
《悲情城市》在台湾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
其实“二·二八事件”在本片中也只是个时空上的背景，《悲情城市》真正的母题在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上，这也是彼时台湾作品中经常发出的自省：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来自何处？去往哪里？这种对于自我意识的丧失和追寻，是整个台湾人在那种时代背景下都会发出的声音，因此《悲情城市》放到威尼斯电影节上，自然引起了世界电影人的兴趣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