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tastic Suspension

    文章开头即指出世界电影研究目前在电影理论批评研究中的蓬勃态势，也是《银幕》杂志近二十年来着重关注的热点。作者详述了“世界电影”（World Cinema）这一概念，它可特指非主流的，另类的，非好莱坞的，或是非属第一世界的第三电影（Third Cinema）；而在学术界旧有用法中亦可最大化涵盖全球所有电影；在欧美大学语境中，这一概念则一般指向大文化文本中的一种世界通用的准则（a world canon）；而作为市场工具，“世界电影”则可类比“世界音乐”，是一个出于发行流通考虑而受限制的概念，通常指非主流，反霸权，注重民族传统的那些电影。在银幕研究中，“世界电影”有一个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它不仅是整个研究范式中存在理论批评争议的一个研究领域，更发展出了其自身独立的研究范式。

    文章随后介绍了两位学者Shohini Chaudhuri和 Dudley Andrew对世界电影研究与教学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认同一种从“世界体系”（world system）理论来定义世界电影的视角，其中一个主要切入点即将资本主义认作一种世界体系，它通过一种不断进化发展的中心/外围关系来巩固自身。而在银幕研究语境中，其运作方式就像“涟漪”一样，一种文化向其邻近文化逐步蔓延，进行一种无法量化的传播。

1980年代，冷战结束前/全球化话语尚未显著时，尽管《银幕》杂志有所涉及世界电影研究，如发表过关于小津安二郎以及当代中国电影的研究文章，但在西方，边缘/非主流电影研究曾广受争议，直到80年代中期才逐步认真重视，其中1985年刊发的双刊《其他的电影，其他的批评研究》（other cinema, other criticisms）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表明西方主流学术圈开始发现和重视所谓“他者”（otherness）的电影实践和理论研究。而Teshome Gabriel1982年所著《第三世界中的第三电影》（Third cinema in the third world）和Michael Chanan1983年的《新拉美电影25年》（25 years of the new Latin American cinema）或许是西方首次出书论述边缘/非主流电影。

    文章提及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银幕》杂志上的一场影响广泛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两位美国电影学者Julianne Burton和Teshome Gabriel，实质是提出和探讨了主流电影批评理论与边缘/非主流电影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Julianne Burton1985年发表《边缘电影和主流批评理论》（marginal cinemas and mainstream critical theory）一文，对Gabriel在他的书中所认为的第三世界电影是“一种统一而自治的（相对于主流电影的）反对性的电影实践”这一观点进行了辩驳，她的主要目标即探索边缘电影与第一世界批评之间的关系，考察第三世界国家试图通过铸造和探求国家认同和文化自治的电影实践与欧洲—北美电影理论的交叉点，反对大部分所谓第三世界电影理论，提倡采用过去十年发展起来的银幕理论，如电影符号学、观看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来切入边缘/第三电影研究。一年后，Gabriel发表《殖民主义与“法律与秩序”批评》（colonialism and ‘law and order’ criticism）一文予以反击，他反驳了Burton对主流和边缘进行多产的对话的希望。Gabriel试图证明西方的进步话语与第三世界的激进性相联合从而颠覆了世界电影语言，而Burton则憧憬世界电影实践与第一世界批评话语之间一种相对温和，能够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二十年后来看，二者的文章都彰显了当时政治话语对于理论实践和实践理论的重要性。他们各自关于政治和种族议题的鲜明旗帜是切题而有价值的，现在看来仍然是学术圈中研究世界电影的中心问题。

    然而，现在则很少有如是话题提出，部分原因在于世界体系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盛行，而且当前世界电影研究对亚洲电影，尤其是华语电影的更多关注也使得第三电影这个概念愈少使用，而亚洲在世界文化经济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更多的有关该地区的跨国电影研究的出现并非只是偶然。作者由是引出了本文的重点论题，即全球电影研究“范式转换”（shifts in the discipline）。

    《银幕》杂志一直关注和发表世界电影研究的相关成果，亦承载和呈现了其研究焦点的发展和转变。2000年新千年特刊上，印度学者Ravi Vasudevan发表文章认为如今可以指出银幕研究未来的一个方向，能够进行更细化的文化历史身份认同研究（to the web of exchanges, flows and translations that underlie cultural identity; to the negotiations of territoriality, in markets and geolinguistic spaces, that govern its changing terms.），实际上，即表达了一种向着更为全球化的跨文化视角的转变，而其中亚洲电影，尤其是华语电影因其独特的跨区域/跨国族（transnational）政治经济文化现状，则能够提供出最佳的研究文本，这更是世界电影研究的趋势所在。银幕研究的这种转变开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间，《银幕》杂志阵地由伦敦移至格拉维夫，并且英国的高等教育生态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对杂志在整个学术圈中的学院化，以及研究范式的非政治化有所助益。文中举例Ravi Vasudevan关于印度通俗商业电影的文章，并由此引出了世界电影研究中的子课题——类型。

    作者分析了文化交流网络中诞生的两个主要类型——动作电影（the action picture）和通俗剧 （the melodrama）。动作电影主要发源子华语电影中的香港功夫片，是最早的跨国电影类型。而通俗剧则是世界电影中的共有模式。在西方，与历史上18/19世纪的社会变革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布尔乔亚有关。它是作为现代大众媒体的电影对一种即有的流行文化形式和传统的一种征召（recruitment）。在对通俗剧的研究中，涉及一个重要方面，即它作为与现代性和国家认同相联系的涵盖范围广大的全球通用的类型。文中举例了土耳其的商业电影、小津二战后的影片和墨西哥电影。另外，性别议题，尤其是女性的欲望以及对父权结构的反抗等，亦是通俗剧的一个常用话题。文章举例华语电影《卧虎藏龙》，认为其是通俗剧与动作电影结合，并且颇为女性主义地将女性塑造成英雄人物。而1980年代的印度电影亚类型——复仇女性电影也是另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