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听到马丁路德金那段慷慨激昂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时，我总会想起小时候为了应付老师的提问而自己编造出来的那些不靠谱的梦想，比如将来要成为一名宇航员、科学家、战地记者，甚至国家主席等等。而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去看当年的我，我一定会惊讶不已，我开始思索到底是这个世界变了还是我变了，最后思索的结论便是我开始变成我之前唾弃的那些人：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伪文艺青年+装逼分子，而统统的这些都和我曾有过的那些“梦想”里高大全的形象是那么的相去甚远。高考之后稀里糊涂来到一个外语学院学新闻，虽然并非本人所愿，但还是暗自庆幸，也许上天冥冥之中有安排，让我在朝着自己小时候那个战地记者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可事实却是，四年过去之后，我还是没有成为所谓的战地记者，甚至连记者的边都没沾上。虽然那些不靠谱的梦想从未实现，但我却在从一位前辈那里了解到做记者的真谛：作为一名记者应该看到和主流声音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被主流意识形态牵着走，那做记者和普通人还有什么区别。当然这句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看看现在那些新闻从事者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在D的主旋律和各种八卦炒作中自娱自乐，不知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还是国家的悲哀。
当然这也涉及到体制的问题，就像我们国家的电影人始终都不可能成为大师，因为他们所要直面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世界，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四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神奇国度，如果说是我们自身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就罢了，但始终有那么一群用屁股代替脑袋思考问题的某审查机构的存在更是抹杀了成为大师的可能性。在电影史上，许多大师级别的人物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对生活着的世界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怀疑与批判，这些怀疑和批判或尖刻或暧昧、或深入或肤浅。
奥利弗·斯通是一位社会真实派的天才导演，他的多数作品都是属于正面触及社会现实，而且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因此，他的这些作品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多数“现实主义”作品属于编造的现实，重在其内容对现实社会的关照或者叫“写照”。但奥利弗·斯通喜欢更直接地采用社会现实当中的真实事件来作为他的影片，从而使他自己在运用电影艺术揭示社会现实的实践中更具有批判味道，我想如果美国政府最后悔的事情除了发动了上个世纪最笨拙的“越战”之外，就是把斯通送到越南去服役了。
《萨尔瓦多》在奥利弗·斯通一系列的政治题材电影中，或许还不算是最出色的一部，但在世界电影的浩繁长卷内，它却是最出色地直面战地记者生涯的倾情之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人物，他的名言是：“朝自由民主迈进，会将马列主义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中”。里根在自己两次竞选和多次演讲中，都喜欢讲这句话。根据所谓里根主义的原则，他还支持中美洲、亚洲及非洲的反共产主义活动。里根在外交政策上是“完美而典型的冷战斗士”，只要是反共的事，他都不惜出钱出兵支持，当时尼加拉瓜的反共游击队和萨尔瓦多的民族共和军就得到过里根各方面的资助。
影片《萨尔瓦多》的主人公理查德·博伊尔是一名战地记者，因为酗酒和吸毒而丢了饭碗，于是他来到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原想拍摄一些战地照片卖钱，但迎接他们的是动荡的政局：军政府抱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残酷，滥杀持不同政见者和疑似持不同政见者，借口是他们已经被苏联和古巴赤化，并因此得到美国政府的军援。在目睹了政府军对于对于无辜百姓的屠杀、万人坑、传教士被刺等惨剧之后，原本抱着投机赚钱梦的博伊德愤怒不己，冒着生命危险要把军政府的恶行公之于天下，并开始同情反政府游击队，奥利弗.斯通左倾的政治观念也在此得以显现。描述游击队的段落中充满了澎湃激情，有一段印象特别深刻，共产党游击队训练的画面，配的却是前苏联时而雄壮时而深情的革命歌曲。但游击队进攻城市滥杀无辜的行径又使理查德彻底陷入了信仰的混乱之中，这是奥利弗·斯通的混乱，同时也是很多人对于二十世纪的迷惘：所谓标榜着民主的国家为了政治利益而任意践踏其他国家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用暴力革命推翻不平等的社会体制，却不可避免陷入更残暴更独裁的怪圈。
拍摄于《野战排》之后的这部《萨尔瓦多》，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政治生活的写照。军政独裁者的残酷、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激情、民主国家对外的虚伪。整部影片，也充满了奥利弗·斯通自我解剖式的悖论：既沉醉于暴力的激情，又悲天悯人；既鼓吹社会主义革命，又憎恨GCD政府的非人道。《萨尔瓦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颇多微词，这在影坛上是极端少有的作品。影片从一个高姿态出发，揭露了种种隐蔽的官方丑行。所以说影片是荒诞的，无政府主义的，斯通在影片中明确表达了的对美国政府介入萨尔瓦多内战的批判，从而使这部片子与现今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微妙的共振。
影片的结尾，博伊尔极力拯救的情人玛利亚还是在边境处被移民局的人移送回萨尔瓦多，斯通也借博伊尔之口狠狠地诅咒了他的祖国——虽然他知道也许美利坚就是世界上最公正最民主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