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钢琴别恋》后，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一直被视为“女性电影”导演的代表，而2003年的《裸体切割》则一反《钢琴别恋》里唯美的风格，通过一个黑色的凶杀案来展现一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不知何方神圣能够极富创造性地把<in the cut>翻译成噱头味十足的《裸体切割》，这样一个将色情与暴力宣泄得淋漓尽致的名字不知吸引了多少欲“一探究竟”的好奇心，怎料影片本身情色和暴力场面都与期望值相去甚远，欲过把眼瘾的观众更多的是看到一个孤独的女人生活琐事的串联，而忽略了影片本身对于女性内心世界探讨的初衷。
简·坎皮恩说这部《裸体切割》是从70年代的黑色电影中汲取灵感，其中能看到《出租车司机》与《法国贩毒网》等影片的影子，然而以这样一部犯罪题材的影片去拍一部女性电影该如何驾驭？我们平时的观影体验中，传统的侦探悬疑片的模式大抵如此：女性一般在影片中成为直接或间接受害者，英明神武的男性侦探及时出现，并通过层层推理把故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最终真相大白。在传统语境下，布尔迪厄所谓的“话语权”是掌握在男性的手中，也就是说男性在整个故事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的，观众的视角以及真相的一步步揭开也是紧随男主角的行动展开的，即他到达每个犯罪现场，掌握各个证据，然后观众逻辑上的思考通过他掌握的线索进行推理。
然而在《裸体切割》中，观众看到一个孤独的女人卷进一起谋杀案，与其说导演在探讨它的悬疑，不如说在探究女人的内心：一样寂寞的两个女人的相依；父母当年冰上的偶遇；师生关系的微妙改变；男人与女人的怀疑与需要；与自己发生过一夜情的男人的纠缠；树上落下的花瓣雨；地铁上的字句；黑桃三的不确定；房间迷离的颜色与凌乱的摆设······种种符号堆砌出恐惧不安定的晃动感。
在此片中，传统男性话语语境下的模式被彻底颠覆：原本男侦探的视角此时落在了女性身上，即在案发之前女主角弗兰妮在地下酒吧的洗手间里无意瞥见一次口交，而这次口交的双方在后来也构成了第一起凶杀案的双方。男侦探在这个案子中始终是处于一种“瞎”的状态，也就是说对于案发现场的细节他都需要从女主角口中去了解，而与传统的女性的柔弱不同的是，弗兰妮并没有惊慌失措地把自己所知统统告诉男侦探，她开始怀疑身边的人，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意识。在第二起谋杀案里，也是女主角弗兰妮自己的探索发现了自己好友肢解，男侦探马洛则始终处于事实真相的真空状态里；当凶手要实行第三起谋杀案时，女主角则是谋杀案的当事人，马洛则完全在这起案件中缺席了。导演刻意通过这样一种悬殊的对比，试图通过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展开整个故事，然而凶杀案只是一件血腥的外衣而已，实际上整个过程都是讲述了女性在面对种种模棱两可的选择时的矛盾以及矛盾最终被化解的过程。
据说影片中梅格瑞恩饰演的弗兰妮这个角色是给妮可·基德曼量身定做的，但最终妮可却因离婚事件难以入戏而换成了梅格瑞恩，所以从梅格瑞恩饰演的弗兰妮身上或多或少能看到妮可基德曼那种我见犹怜的气质。而《裸体切割》中对这种女性内心矛盾挣扎也通过这种气质得到最大限度的宣泄，这个矛盾源于弗兰妮作为女性本身，一方面她欲望中的里比多通过与男主角的性爱得到释放，并且沉迷于此，对于这一点，我在《戏梦巴黎》与《颐和园》的分析中曾经提到过，这种性上瘾症其实是个人与现实对抗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她又受到道德良心的压抑，因为她迷上的这个人就是她一直怀疑是凶手的男主角，而事实上，与弗兰妮关系暧昧的几个男人，即黑人学生、纠缠她的医生、男侦探都被她怀疑过，压力与痛苦正好是弗兰妮女性心理状态的写照：一方面欲望被引发，另一方面对这种欲望又心怀恐惧。
进一步说，弗兰妮对欲望的这种恐惧不仅来自男主角是否是凶手的事实上，更多的是来自对于“被伤害”的恐惧。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认为“女性”影像的根本性模棱两可结合了魅力、诱惑和“对阉割焦虑的唤醒”。因为她的外形提示她男性生殖器的缺乏，女性人物因而成为深层恐惧的源泉。在《裸体切割》中，女主角弗兰妮的这种恐惧通过象征性的标志得到充分的展示：她上课时屡屡提到的那个灯塔以及最后案发时她杀死凶手的那座红色灯塔。这里红色的灯塔可以看做是“阳具崇拜”，它其实是男性的隐喻，而影片中灯塔则象征了危险与谋杀，弗兰妮脑海中时时闪现出当年父亲在冰上向母亲求婚的场面，而隐藏于她内心深处的关于父母那段姻缘的记忆却是父亲脚上的冰刀划过母亲身体，将她活生生切割，这正是她恐惧的来源：对于阉割的恐惧，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男性的不信任。
经典的电影中往往依靠两种传统方法来解决这种阉割的威胁：要么死去，要么寻找到归宿。希区柯克的片子不都这样吗？而《裸体切割》也是沿着这条老路往下走，弗兰妮杀死凶手后，回到了男侦探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