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年前那个骄阳刺眼的盛夏，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滚滚而来的是巨轮泰坦尼克的势不可挡，颓废的电影院迎来了久违的春天，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痴男怨女们泪如雨下，肝肠寸断。记得那一年，以及那一年之后，大街小巷总能听到那首听到耳膜爆裂的《My heart will go on》。于是杰克和露丝这两个凄美绝伦的名字以及两人千回百转的绝恋永远珍藏在了人们的心底。
事实上，随着杰克缓缓沉入冰冷的大西洋底，我们不禁有了这么一个假设，如果杰克不死，那么结果又会怎样？精明的詹姆斯·卡梅隆恰恰用杰克的死成就了这部影片的艺术生命，赚取了全世界无数的眼泪。
那么如果那个杰克不死的假设成立的话，十年后两人再度相聚银幕的这部《革命之路》则可以看成是经历过大难大爱之后的杰克露丝现实生活的写照，当梦想照进现实后，曾经惊天泣地之爱情被现实一片一片撕碎的过程。《革命之路》是一个悲剧性故事，然而故事的悲剧性并不在于现实对于梦想的摧毁，而是原先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夫妻两人对于梦想抱有的天真想法，这种天真想法最后造成了梦想与现实的反差。
之所以看《革命之路》，是因为这么多年假设之心不死的我试图给杰克重生的机会，使之得以与露丝于十年后来一次跨越时空的鹊桥会。而，这本身也是本片最吸引眼球的卖点之一。影片名称《革命之路》并不是指其题材上的激进，revolutionary road实际上指的是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上一条普通的路名，但为何此路要叫革命之路呢？这又得联系起影片所反映的背景，影片改编自理查德·叶芝的同名小说，故事发生在淘金热时期的康涅狄格州，主角是一对中产阶级夫妻，由于兴趣和爱好的分歧，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十字路口，为了挽回自己的爱情，他们不得不开始一段异国之旅。但他们内心一直向往艺术的生活又与现实生活屡屡产生冲突，两人关系陷入争吵、嫉妒、指责的恶性循环。故事背景设定于二战胜利十年后的“大压缩”即将结束这段时间里，美国的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二十世纪20～50年代期间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大压缩”的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20年代与50年代之间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这里谈论的变穷是真正的变穷，而不是相对变穷，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人群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同时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数据引自《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保罗·克鲁伯格 著，中信出版社）中产阶级的大量涌现造就了社会民众充斥着极度的乐观情绪，但是如果说这种差距的缩小可以看成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尊严的话，那么这种尊严并不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因为尽管美国社会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仍是一个阶层观念很强的社会——当时已经变穷的富人仍然自认为是高于工人的“上等人”，而工人对“老板”的态度也变得很复杂，整日害怕(并愤恨)那些“老板”。所以影片取名“革命之路”象征着中产阶级的爆发，而实际上影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住在“革命路”上的人们都是所谓的美国中产阶级。
1999年凭借《美国丽人》一举成名的萨姆·门德斯在经历了黑帮题材的《毁灭之路》与中东战争题材的《锅盖头》的失利后，再次重操旧业，重新回到“危机四伏”的题材，由《美国丽人》的“中年危机”转到了这次的“中产阶级危机”的题材上来，萨姆·门德斯巧妙地选择了“两性”的角度对“中产阶级危机”进行阐释，《革命之路》中的弗兰克与爱普丽虽始终深爱着对方，但都有过出轨的行为。从影片看来，两人的出轨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对方的背叛，而是出于现实问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的一种逃避。夫妻两人对不切实际的梦想的狂追造成的悲剧性后果的产生，并不能单单看成是两人性格差异造成的，萨姆门德斯试图让两人近乎癫狂的表演去寻找出一个在“大压缩”背景下中产阶级危机的普遍性。
如果我们把这种普遍性简单地归纳为“自私性”的话，那就未免太过于狭隘了。《革命之路》中出现的诸多配角：霍华德夫妇、房东夫妇以及他们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约翰等人，均是以一种“观看”的状态出现，弗兰克与爱普丽的种种婚姻危机也均是通过第三方得到展现。这里，门德斯除了探讨了中产阶级的危机种种之外，更进一步强调了“沟通的无效性”这个概念。传播学里有关“有效与无效沟通”的理论，我们可依据的是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的理论，他在《交往的行为理论》有过相关阐述，这里就不浪费篇幅了。《革命之路》中每当夫妻两人陷入争吵的僵局中时，弗兰克或者爱普丽单方面试图通过沟通去解决问题时，面对的总是对方的歇斯底里而非理性的倾听，从而导致了沟通的失败。而影片的结尾也正好印证了这种“无效沟通”的存在：在弗兰克的妻子爱普丽由于自行堕胎去世之后，弗兰克离开了革命路上的家，接着则是描写房东老太太对新搬来的两个邻居八卦起爱普丽和弗兰克的往事。当那个需要助听器才能听到妻子讲话的老人渐渐关掉了助听器，而远离妻子的夸夸其谈的时候，门德斯似乎在告诉观众，有时候当自己遭遇这种无效沟通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开，或者缺席。
十年，从《泰坦尼克号》到《革命之路》，从当年的万人空巷风靡一时到如今的鲜有人青睐抑或是象征性地发表些感慨，这正好反映了观众更乐于在那种惊天劫难中的悲情故事寻找感情的依赖点。《泰坦尼克号》反映出来的爱情哲学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然而，越是难得的东西，越是稀缺，越容易被人当成经典。而《革命之路》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衣，实则犹如火山那般，暗潮涌动下隐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之路》，我想那应该就是上身冰冷，下身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