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轻人如是说：
标题：回复: 关于字典 <BR>
作者: 凡舟 [26/11/1999,0:13 (352 byte)]
电影字典有很多部，我还买了几部。不知道周先生那部出版了没有？不过既然只有三千多词条，想来是一部很初级的东西。周先生的电影理论是很出名的，在八十年代初属于反潮流的一派，不过十几年过去了，周先生也老了十几岁，但周先生的理论一点没有变（一点没有发展），连说话的腔调也没变，而且还跟过去一样，老拿“老外”的话来捧自己，贬别人，这样的作派，今天大概是不太时兴的。
标题：回击周传基理论
作者: 凡舟 [27/11/1999,8:49 (550 byte)]
周老师是电影界的心潮理论大师，这一点没有问题，
只是这样的“心潮”拿到今天来已经不那样新潮了；
周老师把电影本体看成“光和声”，这一点也没问题，
就好象馒头的本体是面粉，是麦子，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去怀疑；
但我们讨论电影，一定要从“本体”开始吗？
我被一部电影感动，是因为那作为媒介的“光和声”吗？
就好象我感觉到馒头的美味，是因为它是面粉麦子的原因吗？
至于“我们缺得太多”，当然一点没错；
但即便不知道馒头是麦子做的，也一样可以评论馒头是否可口。
周老师的错误，是把我们这些看电影谈感想的人，当成了过去与他论战的理论家！
周周：
电影是一个新现象，对它的认识是逐渐前进的，因此对它的看法总是会犯了传统观念的毛病。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一句话说出来，过了一阵子，发现自己又犯了传统观念的毛病。这需要不断地找出自己的错，不断地修自己的论断。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电影理论可以维持一百年不变的。有时，一句非常普通而在理的话，却被人加以歪曲的引用。有时甚至连说这句话的人都犯糊涂。请看下面有人（包括西方的一些电影评论家）这样来引用某些大师的话：
“对于‘电影语言’的问题，我不再去理会它……在我拍《精疲力尽》或其他早期短片的时候，我会以纯粹的‘电影化’观点来处理人物的镜头。如今我拍片时，已经不再考虑是否合乎电影化的原则了。”
这话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一提的呢？大家都知道，在戈达尔拍摄《精疲力尽》之前，电影化在他身上早已入骨三分了。
换个说法看看有没有什么引用的价值。
“在我最初学写英文文章时，我总是从纯粹的‘英语语法和修辞’的观点来处理我的句子，它甚至会影响我对一个思想的表达。还要多查字典。如今我在写英文文章时，根本不考虑是否合乎英语语法的原则了。也从来不查字典。”
或者说，
“在我最初担任外语翻译时，我总是从纯粹两种语言的关系来考虑，这句话该怎么处理，那句话用什么样的中文处理最合适。如今我再翻译时，我什么都不考虑，主讲人的一段话说了三分之二，我就接了上去，边翻边听，从来不考虑翻译的方法、句子该怎么处理、英语的哪个字对应于中文是哪个字，并且几乎可以做到出口成章。”
这几段话有什么特殊之处吗？当然如此。这是一个熟练程度和掌握了规律的问题。过去熟练的会计可以两只手同时打两个算盘，由此得出结论，打算盘不需要学？
如果我是一个大作家，大翻译，是不是我这样说的话，就足以否定英语语法的重要呢，或否定翻译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大家都会有正确的答案。
可为什么这样的话到了电影里，有人就要拿它来说事，企图用某某电影大师的话，戈达尔怎么说的，来证明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引录的目的不外是妄图否定电影语言的规律，或者证明这种规律是不重要的，不需要学的。
那么钢琴家弹钢琴从来不看琴键的，画家作画时，很少把注意力摆在那调色板上的。既然如此，那你初学时也试试看，看你能学成什么。我讲俄语时是用俄语来思考的；讲英语时，是用英语来思考的；讲广东话时，脑子里想的不是普通话。是否这就能证明什么也不用学，反正到头来没有用？
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问《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编剧格里叶，你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同时你又写电影剧本。请问你写小说时是怎样思考的，写电影剧本是怎样思考的。他的回答很简单，写小说时用小说来思考，写电影剧本时，用电影来思考。问题非常简单。问了半天还想问出个文学性来呢，枉然。
不要把普通常识都搞拧了。
我那本体论的老调子唱了十几年就有人开始指责了，可是那史前史的综合艺术论的老调子唱了一百年却不见有人有意见。反而是站在史前史的立场上来反我的本体论。全颠倒了。八十多岁的人讲本休，二三十岁的人讲电影史前史，讲电影的石器时代。（这在中国大陆真是可悲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