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史诗电影
——《一江春水向东流》拉片
导演/编剧：蔡楚生 郑君里 主演：白杨 陶金 舒绣文 上官云珠 周伯勋 国别：中国 年份：1947年（1956年整理再版） 片长：3小时11分30秒
一往情深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
东北沦陷似乎对身处后方的上海没有任何影响。顺和纱厂照常运转，工人们还是像平常那样工作、休息……
影片开场交代时间地点的字幕过后，紧接着出现（强调）冒黑烟的大烟筒镜头，其中透出的压抑感和隐喻意味，体现了主创们对国难背景下上海“和平”氛围的抨击与担忧。
狼烟！
片头表现顺和纱厂工人日常生活段落的最后部分——妇女们在夜校学习，终于让我们嗅到了一些时局“气味”：老师张忠良正在给他们上课，身后的黑板上画着大大的东北地图。
在这场戏中，影片通过一个“反打-再反打”镜头表现了爱国青年张忠良和他的学生素芬之间的爱情。
顺带一提，有评论家之所以错误地认为素芬是在听到张忠良精彩的抗日演讲之后才爱上他的，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在那之前影片表现二人爱情的两处细节，此为第一处，后文的“偏谈国事”是第二处。从情感发展的逻辑上，素芬和张忠良也不可能在抗日演讲之后才开始相爱——在一天时间内完成“爱慕-示爱-给戒指”的全过程，在那个年代，实在无法想象。
需要注意的是，我的上述言论并没有否定素芬是因为张忠良爱国才爱上他的，相反，我认为影片主创选择在张忠良上爱国课时首次表现二人的爱情，就是在强调这一点。
张忠良
素芬
含情脉脉
紧接着张忠良讲课的镜头，影片“溶”到了顺和纱厂双十国庆晚会的现场。这个溶，让上一个镜头中的东北地图跟这个镜头中晚会幕布上的“恭祝国庆”四个字叠加在了一起，讽刺意味极重：国将不国，谈何国庆？！
不合时宜
表现这台国庆晚会是从王丽珍跳西班牙舞开始的。王丽珍是谁，我们还不知道，但从她跳洋舞、送花篮的举动来看，肯定不是张忠良和素芬这样的平民阶层。
西班牙舞
国庆花篮
素芬和张忠良当然也对王丽珍跳的洋舞没什么兴趣，两个人交头接耳。他俩在聊什么？从构图上来说，应该是国事——他们身后墙上贴的那个条幅太显眼，没法不让人“穿凿”一下（也可看做影片再次强调素芬因为张忠良的爱国才爱上他）。
偏谈国事
回到后台的王丽珍发现没有梯子无法下台，一时间不知所措。她的嗲声嗲气，进一步“暴露”了她的贵小姐身份。在此“危急”时刻，张忠良很绅士地扶了一把王丽珍，她这才下了台。毋庸置疑，王丽珍对张忠良的印象肯定非常好。
人肉扶手
受一爱国人士所托，作为主持人的张忠良在晚会间隙，冒险发表了一番号召大家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的演讲。他的演讲慷慨激昂、情真意切，效果奇好，演讲刚一结束，钱就像雨点般地从观众席飞向舞台。
在张忠良演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后排的普通百姓群情激奋，舞台上的钱几乎全是他们的（说“几乎”，是因为贵小姐王丽珍也捐钱了——当然，从日后王丽珍对爱国的种种麻木表现来看，她的这一举动和张忠良的演讲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对“人肉扶手”的酬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坐在前排的大款阶层个个无动于衷，甚至有人竟露出反感的神色。
前冷后热
晚会刚一结束，张忠良就被顺和纱厂的温经理叫去训话。温经理训斥张忠良，也就是在告诉观众大款阶层反感抗日活动的原因：“你在厂里面公开的煽动工人给东北的义勇军捐款，这个事情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向我们提出一个不亲善的抗议，那我这个厂还开得成吗？！”在他们眼中，救国远没有赚钱重要。
面对这样的民族败类，张忠良无奈之余，他的回答却掷地有声：“大不了坐牢、枪毙，由我承当着！”
张忠良爱国行动所遭遇的挫折很快在爱情上得到了补偿。共进晚餐之后，张忠良给素芬戴上戒指，挽着她的手在月光下盟誓：“素芬，但愿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
诺言之吻
素芬和张忠良结婚后很快就有了身孕。
上面的这一句话，写出来是很无趣的，影片却通过连续五个镜头将这个因果过程表现得极为巧妙、简洁，而且富于中国传统“诗情画意”的神韵。
恩爱夫妻
同床共枕
温馨美满
开花
结果
迎接新生命
看着素芬给小宝宝做的小衣裳，张忠良再次表现了一番他的爱国情操：“为了下一代的小宝宝，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定了。”
张忠良接着踱着步子忧心忡忡地说：“可是这个世界偏偏又这样不太平。”影片在此溶到身着夏装的张忠良在医院来回踱着步子——素芬正在生孩子。
忧国忧妻
这个相同动作转场十分精彩：首先在叙事上，怀胎十月就在这两次踱步中很自然地度过了；其次，两场戏在情感上也做到了无缝衔接，从担忧时局到担忧素芬母子安危；最后，这个转场象征着张忠良在素芬怀孕的十个月中一直都是坐卧不宁的状态，既反映了张忠良的爱国品质，又从侧面表现了时局愈发严峻的形势。
紧接着的啼哭婴儿接战争场面的转场同样精彩：啼哭接战争，悲伤接悲剧，情感上是一致的；婴儿是素芬和张忠良爱情的结晶，这个转场预示着他俩的爱情恐怕要被战争所害。
哭声阵阵
炮声隆隆
江河日下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
“八·一三”上海继起抗敌！
张忠良和素芬都在为抗日忙碌着。作为慰劳会的成员，张忠良参与运送劳军物资，素芬则给官兵们做棉衣。
拿棉衣的功夫，张忠良就当着素芬的面给儿子起好了名字：“素芬啊，这孩子生的那天正好是七·七抗战，就叫他抗生……就是唯有抗战才能生存的意思。”
富人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慰劳抗日官兵，只是要么不尽心——温太太不能按时完成织棉背心的任务，要么打心底里反感慰劳行为——温老板一看见来取棉背心的张忠良，就皱眉离开。
在温太太家，张忠良碰到了为躲避战火而去汉口投奔大财伐庞浩公的王丽珍——她是温太太的表妹。临别时，受资产所累无法同去的温太太对王丽珍依依不舍、千叮万嘱，王丽珍则希望在内地见到张忠良。
“张忠良为儿起名”和“王丽珍告别上海”这两场戏的连接，也堪称妙笔。
慰劳官兵去！
去汉口避难！
视觉层面，相似动作、相似动势连戏非常自然、舒服，不经意间完成转场；表意层面，同样都是搬东西，一个是平民救国，一个是富人置国难于不顾，实现了身份、目的、情绪等多维度的对比；象征层面，相同的动作、相同的动势，象征张忠良和王丽珍终究会走到一起。
淞沪即将失守，已经加入救护队的张忠良接上级命令，第二天就要离开上海，奔赴内地。
春晖寸草
母亲舍不得儿子远行。张忠良的母亲总嫌儿子带的衣服少而薄，怕儿子冻着；晚上，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为儿子做丝绵背心。
母爱
看着操劳的母亲，张忠良既感动，又有些愧疚——母亲因他背井离乡而织衣，他却不能好好孝顺母亲。
素芬拿给张忠良一首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好一个“意恐迟迟归”，这是张忠良母亲的心声，也是素芬的心声。
“要不是为了抗战，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呢？”张忠良给素芬说的这句话，又一次体现了他的爱国品质。
张忠良接着说：“素芬，以后照顾妈跟孩子的责任就交到你身上了！”
素芬向张忠良立下了一个承诺：“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全心全力，来担起这个责任，一直等你胜利回来！”
张忠良给素芬画下了一幅美丽的愿景：“素芬，不要这样，等我们打胜仗回来，做一个一等国的国民，那不比现在更要幸福？”
二人再次沐浴在朦胧的月光下。“以后，每当月圆的晚上……我一定在想念你们。记得吗？”
素芬狠狠地点点头：“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
紧接着这场温情戏的轰炸镜头，象征着战争“斩断”了他们爱情。当然，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不会这么“先知先觉”——终于，他们挥泪相别。
水深火热
抗战前半段，张忠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无法过活的素芬带着婆婆和儿子回到老家，在日本鬼子的残酷统治下，日子也过得异常艰苦。
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张忠良被俘之后。成了日军苦力的张忠良整天又累又渴，喝地沟水都会被日军又打又骂，真是生不如死。
阶下囚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柔和的月光勾起了张忠良对家人的思念之情，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全家人颠沛流离、素芬苦苦期盼他归来的画面。
张忠良趁鬼子不注意，在一块石头上磨断了绑着自己的绳子，冒死逃跑成功。绳子没有要掉张忠良的命，却要掉了张忠良父亲的命——为村民生计请命的老爹本身就不受鬼子待见，再加上他有两个参加抗日的儿子（张忠良之弟张忠民此时已经上山打游击），最终，他被鬼子吊死在村头的大树上。
张忠民游击队的报复行动让素芬一家无法再在老家待下去，他们只能回上海去。
也许是为了保住性命日后可以照顾家人，也许是经历过死亡危险真的害怕不敢再上战场，反正张忠良没有选择在前线继续参加抗日，而是只身来到重庆报到，想在大后方谋个一官半职——此时的他已经收到了素芬的来信，得知了父亲的噩耗，素芬在信中让他报仇，看来也成了耳旁风。
证件丢失、身无分文的张忠良走投无路，只好去投奔也已来到重庆的王丽珍。下面这个镜头隐喻了张忠良的狼狈境地。
举步维艰
王丽珍非常痛快且愉快地接纳了家人失踪、印证她“抗战是不讨好的事”的张忠良，张忠良在王丽珍那里喝到了不知要比地沟水美味多少倍的清茶，也从一张被撕碎的照片那里发现了王丽珍情变的事实。
在这场戏中，容易让人引起误解的就是张忠良的得知王丽珍情变之后的笑。
多意的笑
张忠良的这个笑，按照陶金先生的表演，特别是刚刚看到照片时的那个笑和后来摸一把下巴胡，似乎应该理解成庆幸之笑，即此时的张忠良就开始想做小白脸，但这种理解会让张忠良从正常怕死到忘恩负义的蜕变过程显得过于仓促，让影片其后表现的张忠良的苦闷失去情感层面的意义；纵观全片，对这个笑的理解则应该是嘲笑——站在爱国这个道德制高点上的张忠良对安于一隅、表面风光、其实内心痛苦的王丽珍的嘲笑，可是此为正解的话，陶金先生的表演似乎就有些偏差。我个人认为，这个瑕疵可能是由于导演此时对人物把握失当造成的。
下一场理发戏就能说明此时的张忠良还没有开始变质：他让理发师把油里油气的飞机头梳平。
王丽珍为张忠良在干爹庞浩公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踌躇满志的张忠良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上班，可“一点儿抗战空气都没有”的办公室氛围让他非常失望：早上八点，员工还躺在办公桌上呼呼大睡，从家上班的同事也都是九点二十之后才来，而且他们在考勤表上一律都填自己是八点整到的；上班时，办公室有看闲书的、画画的、打牌的，甚至还有拉胡唱戏的；下班了，大家就下馆子，胡吃海喝，晚了又去跳舞。回到王丽珍家，仿佛在脏水里泡了一天的张忠良关掉正唱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的收音机，站在窗前，看着月光下的江水，内心忧郁加上想念家人，他的双眼噙满泪水。
王丽珍看到闷闷不乐的张忠良，先是晓之以情——刚从前线回来的人都是这样，等火气平下来，就不会有这种牢骚了，然后又动之以“礼”——往张忠良的兜里塞了些钱，让他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可张忠良还是苦闷，他不愿过这种生活。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此时的张忠良已不敢顶撞王丽珍，尽管内心不认同王丽珍的话，张忠良也只说出了个“不，我……”——看着有些不太高兴的王丽珍，张忠良把后边的话生生地咽了下去。
张忠良和以王丽珍为代表的无良富人在抗日这件事上的观念冲突，其实在张忠良去上班的路上就有了一次清晰的视觉象征。
向上走的进步，向下走的堕落
影片主创通过张忠良和某富家太太不同方向的动势，“表达”了对张忠良的褒扬和对富人的贬斥。
王丽珍对张忠良的“投资”也开始在这场戏中索取回报，一句“你把我当外人看吗”，为她和张忠良的未来关系开启了无限可能。
上海。物价飞涨让素芬一家已经不能靠洗衣生活，好在素芬又在难民收容所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有着王丽珍的“呵护”，张忠良却不用为生计发愁，慢慢的他不再踌躇满志，变得和他的同事们一样，每天十点多上班，坐在办公桌上画画。
早晚变狗熊
思春
这是张忠良最具“代表”性的两幅“作品”，代表着他内心苦闷的两大根源：一是害怕自己安于现状，放弃抗日理想，堕落下去；二是渴望异性在生理和心理上对他进行抚慰。
从这两幅画中，我们能读出一个矛盾的张忠良，一个在淤泥之中将染未染的张忠良。可惜，这样的状态只是沉沦前的回光返照，画完画，张忠良就逼着同事老龚去喝酒。酒醉之后（他以前并不喝酒），在老龚面前，张忠良用下战书的口气向糜烂的充满诱惑的大后方生活宣读了自己的投降书：“他妈的，其实你是个魔鬼，我也不怕你！你来好了！……他妈的！我不怕！我还年轻！我没有活够，我还要活下去！……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哈哈哈……”
这一刻，王丽珍家美味的清茶与舒适的沙发，王丽珍给的高级衣物和钱，广播里的靡靡之音，办公室的休闲氛围，饭馆里的美酒佳肴，终于在张忠良体内实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剧烈反应，那个爱国青年张忠良从此带着他的理想和对爱情的诺言，彻底死去，留下他的肉体，让“魔鬼”完全上身。
下一个镜头，是在素芬工作的难民收容所。前景是素芬在照顾孤儿，后景，一位老师正在教孩子们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中国人的处境
此时响起的这句话，是影片主创对以张忠良为代表的变质国人最严厉和深刻的批判：只有完全抛弃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完全忘记国难家仇，这种人才会置国家和同胞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安于一隅，腐败下去！
向火乞儿
重庆，想着王丽珍的张忠良寂寞难眠；上海，素芬同样无法入睡，因为她要照顾生病的婆婆。两相对比，让人唏嘘不已。不幸的是，这只是之后一系列残酷对比的开始。
月光下的重庆，张忠良和王丽珍拥吻在了一起；月光下的上海，素芬思念爱夫，回忆着他的甜蜜诺言。
突然来袭的暴风骤雨打断了素芬的温馨回忆。素芬的家到处都漏雨，窗子也被狂风吹掉，素芬冲到屋外，在电闪雷鸣之中，冒着倾盆大雨奋力修窗。这场戏象征着这个家庭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尽管素芬这边并不知道；也预示着更大的灾难即将到来。
抗战后期的重庆。
一只偷腥的小猫从窗台跳下，惊醒了和王丽珍同眠的张忠良。也许张忠良身体内的“魔鬼”喜欢睡懒觉，此时的他才能记起他的过往。这个回忆过程，从痛苦开始，到满足的微笑结束——“魔鬼”起床了。
负罪
再次“附身”
顺带一提，作为一部早期的上下集电影，这个回忆桥段也能起到那时常见的“前情提要”的作用。
做了王丽珍的小白脸，张忠良得到的收获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他原本只满足于和王丽珍过这种舒服的小日子。在王丽珍的“引荐”下，张忠良成了庞浩公的干儿子，抱上了这条粗腿，张忠良的“钱途”可想而知。
在这场“引荐”戏中，王丽珍和庞浩公的一次对话引人深思。王丽珍说：“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烦恼的人！”庞浩公说：“我要是早知道烦恼啊，我不早就该憋死了吗？”
作为早就被“魔鬼”附身的“前辈”，庞浩公的这句话其实是向观众坦白了他们这种变质人的活法，就是“忘掉烦恼（国难家仇）”，一心一意追逐利润、享受生活。这个桥段和上文所述的“老师教孩子一句话”桥段，在表意层面前后呼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饭桌上，庞浩公拿起一只大闸蟹对着张忠良说了一句上海俗话：“大闸蟹坐飞机，凌空八只脚。”。庞浩公的这句话好像一句咒语，真的能点石成金，让张忠良在重庆以“凌空八只脚”的神速发展起来。
张忠良从一个上等人的小白脸，正儿八经成了一个在生意场上精明能干、独当一面的上等人：他蓄起了小胡子，梳起了比飞机头还要高的大花头，也不再排斥靡靡之音，甚至能在其中挽着王丽珍漫舞……
张忠良不仅在后方大鱼大肉、乔迁新居、和王丽珍大跳探戈，还视走了三年的素芬来信（这封信里有素芬他们回到上海的消息和地址）为毁掉自己事业的祸水，为了不让王丽珍看到，他赶忙把家信撕成碎片扔掉；素芬一家却在上海为了拿回自己的一袋米差点儿死在日本人手里。这两场戏交叉剪辑在一起，形成了本片最令人痛心的一次对比。
这个对比段落，有一处连戏非常精彩，就是将张忠良和王丽珍跳探戈的舞步与两个日本鬼子巡视的脚步接在一起。
国贼
国敌
这处连戏在视觉上的联系很简单，都是动弹的四条腿；牛就牛在其中透出的象征意味上，它表示影片主创已正式将张忠良一伙开除出中国国籍——他们的所作所为跟祸害中国的日本鬼子没什么区别，已经失去了做中国人的资格。这里其实是影片第三次也是最清晰的一次表达类似的含义，跟影片之前的“老师教孩子一句话”和“庞浩公没烦恼”两个桥段遥相呼应，三位一体，首先在政治层面将张忠良一伙彻底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将张忠良李丽珍“伉俪”和差点儿杀死素芬一家的日本兵联系在一起，象征张忠良李丽珍也是能要素芬性命的情感刽子手。这就在道德层面判了张忠良一伙的死刑。
东窗事发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向盟国投降！
抗战的时候，这帮富人跳舞，抗战一结束，这帮富人还是在跳舞——国难的发生与结束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品质。尽管如此，庞公浩还是要带着张忠良马上飞赴上海，去拓展他的生意。王丽珍的一句话点破了这帮富人急着离开重庆去上海的更重要原因，在得知自己没有飞机位子不能去上海后，她说：“这七八年来在这个鬼地方，把我已经苦够了，我也要走！”是啊！他们都“苦”够了，上海有更舒服的花花天地。
此时的张忠良在思维上也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富人，一个“事业家”，他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建议庞公浩趁着重庆物价大跌在上海码头打捞一笔；他有高超的“政治”头脑，对自己事业的基础——太太王丽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不惜发下毒誓（屡试不爽的经验产物，上次“撕信事件”就是靠自己当王八蛋才摆平的）让王丽珍相信他这个“太太的忠实信徒”不会在上海乱搞。
素芬他们想到张忠良是会回上海的，但他们想错了原因：张忠良回上海，不是为拯救家人，而是为追逐财富。可怜素芬还相信什么“等爸爸回来我们就不会再受苦了”，可怜她还要在乡下老家的门上贴新地址的条子；可怜儿子抗生还表演心目中的父亲下飞机后到家的样子。
“爸爸”回家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图抗生身后的立柱上，写着“妈妈、爸爸、张抗生”，由此可以体现出抗生对父亲、对一个完整家庭的渴望。顺带一提，在本片中，这种通过后景文字交代信息的地方非常多，除了这个例子和上文说的“国事”之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忠良颠沛流离过程中，经常会“经过”写有地名的界碑和抗日口号的地方。
张忠良一下飞机是回到了家，不过不是真正的家，而是他在上海暂时的“家”——王丽珍的表姐温太太家。张忠良也不“客气”，真把温太太家当自己家，趁着温老板涉嫌通日，身陷囹圄的好机会，把那个给王丽珍发的毒誓抛到九霄云外，心急火燎地就和温太太搞了起来。
张忠良在上海，真的想不起素芬和母亲、儿子了吗？我们心知不可能，但如果电影不点出，我们也没法完全肯定。影片很贴观众心，在一个合适场合让张忠良说了一句合适的话，了了观众的“心愿”：温太太家，卧室，微醺的张忠良问：“表姐，你还记得八年以前，我曾经到你这里捐过一次棉背心吧？”能想起收棉背心的往事，他张忠良就什么都想的起来！张忠良说完那句话就和温太太男欢女爱起来——这就是上文我说“合适场合”的原因，记得起素芬还和温太太乱搞，一错再错，禽兽不如！
又是一轮圆月，素芬再次想起丈夫的甜言蜜语，竟默默的流下了幸福的泪——影片紧接着张忠良乱搞表现这场戏，通过连戏实现了对张忠良更强烈的批判。
从这场“月光下素芬思夫”到高潮“双十酒会二人相认”为止，综观这个大段落，张忠良为代表的富人们，他们的所作所为用一个字来涵盖就是“腐”。首先就是他们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道德观念：张忠良和温太太、崔经理和温太太、温经理和情妇，他们都有（或者会有）奸情，再加上还在这个大段落继续着的张忠良和王丽珍“伉俪”——其实从本质上讲也是奸情，这么小个圈子，奸情发生的“密度”如此之大，可见，通奸是富人们的传统（题外话，结局部分庞浩公身边的年轻女人也反映出这一点）；张忠良和温太太合伙儿骗王丽珍，张忠良在王丽珍和庞浩公那里玩面前恭敬背后诅咒的两面派，温太太和张忠良篡夺温经理的财产……尔虞我诈就是富人生活的常态。但最能直观的体现“腐”的就是他们物质生活上的铺张浪费。
崔经理和温太太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以素芬母子为代表的穷人们的“苦”。在物质上，他们寄不起信、交不起房租、吃不饱饭、看不起病，没有办法，九岁的抗生当起了报童，素芬也沦落为温太太家身份卑微的佣人。在精神上他们同样受着“苦”，素芬坚守一个妻子和儿媳的义务，承受着巨大痛苦照顾婆孙二人，一直等待着丈夫归来；抗生没有父爱的呵护，卖报受伤（他并不知道他是为了卖给坐在轿车上的自己的父亲一张报才受的伤！）只能扑在母亲怀里哭。他们之前对抗战胜利后美好生活的希冀全都化成了泡影，正应了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和全片手法一致，整个大段落，通过张忠良线和素芬线的交叉剪辑，一直都在表现上文所说的“鲜明对比”，细节太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对比当中，有两处连续出现的对比第一次使全片的现实意义从针对素芬个案推及到了针对整个社会。
几家流落在外头
这是第一处对比，是一个单镜头前后景对比：素芬拿着要来的剩饭站在前景寻找抗生，后景里，张忠良一票儿富人正在花天酒地。单就画面来讲，这个对比依旧跳不出素芬个案，可加上卖唱人“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妻团圆聚，几家哟流落在外头”的画外音，它就具有了概括整个“九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残酷现状的“能力”。
破屋
满街霓虹
这是紧接着的第二处对比。由于“满街霓虹”镜头的出现，使这处对比跟上一处不同，单从画面就能读出批判整个社会的意味。尽管如此，卖唱人“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哟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的画外音仍不多余，在烘托悲情气氛、催人泪下方面居功甚伟。
毫无疑问，素芬和张忠良二人相认绝对是全片的戏剧高潮和情感高潮。怎样才能让这个高潮达到最好的效果？影片主创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完美的“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一波三折，积极预热”：抗生卖给张忠良报纸，观众当然知道他们不会相认，可心头还是会一紧，这次见面也预示着张忠良抛妻弃子的阴谋诡计离被戳穿不远了；其后，素芬来到温太太家当佣人，熟睡的张忠良没有听到素芬回答温太太问题时的声音；在温太太香水、口红的干扰下，素芬给张忠良洗衣服没闻出丈夫的气味；双十酒会上，素芬没有从酒桌和舞池里辨认出丈夫的身影；最令人叹息的一次错过发生在素芬给丈夫和温太太送果盘时，她还是没注意到身边油头粉面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
就差一点点！
尽管都是交错而过，但一次比一次近，一次比一次令人激动。影片在台词上也在暗示高潮即将到来：张忠良自嘲他和王丽珍的成对成双是一个笑话，庞浩公和崔经理说酒会需要张忠良和王丽珍“伉俪”为大家提供一些精彩的余兴——等着吧，“笑话”和“精彩的余兴”马上就要揭晓了！
第二步就是选择在双十酒会上让他们相遇，从而跟顺和纱厂双十国庆晚会产生呼应：那个双十节晚会，张忠良、素芬、王丽珍第一次同时出现；这个双十节酒会，三人再次同时出现，可是三个人的境地、身份、关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影片就是用这对呼应中的相同因素，来凸显后来的“完全不一样”，让观众看到高潮戏时，在“今非昔比”之中感受到更强烈的震撼。
最后一步就是巧妙构思和表现二人如何相遇。这场戏其实正式开始于张忠良和王丽珍倾听庞浩公讲话的那个时刻。镜头在两个人身上停留了长达九秒，然后猛地切到了一个听众的镜头。观众的思绪还在九秒镜头那里，根本还没反应过来，素芬就端着饮料自画右入画了。这时，庞浩公正好提到张忠良的名字，素芬先是一愣，但很快就恢复过来——她以为自己听错了。
大难临头
张忠良？！
镜头回到张忠良这边，他的脸色一变——难道他发现了素芬？和素芬一样，他也很快恢复正常——原来他正担心庞浩公会讲什么他和王丽珍的闺房密事，好在只是一个普通黄段子。
闺房？！
庞浩公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再次清晰地说出了张忠良的名字，还说他的夫人是王丽珍。这次素芬听了个实实在在，她赶紧转头找。可她身边整整一圈人，从哪里找起？
孤独的迷失
张忠良起身，还扶起了王丽珍，两人又要跳一曲探戈。素芬这下看了个真真确确，他的丈夫从平时压迫她的这群富人中浮现了出来。这个镜头有一个变焦处理，除了表现这个“浮现”，还象征着素芬整天念叨的丈夫，终于从一个虚化的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素芬连认都不敢认的人。
虚像
实人
张忠良也认出了素芬。二人四目相对，素芬刹那间明白了一切，晕倒在地。
流水无情
张忠良在第一时间不敢承认他和素芬的关系，还有情可原，也许是因为他被这位突然出现的发妻“打”懵了，一下子头脑空白、不知所措，可他对素芬撒“我以为你早已经死了”这种弥天大谎就让人无法原谅了。其实从这时起，一直到最后素芬自杀，面对“事业”和发妻，不管张忠良在这期间做出怎样的“两难”表演，在他心中，至少是潜意识里，他的选择自“魔鬼”附体以来，从就没有变过，就是以“事业”为重，抛弃素芬。素芬的悲剧命运，在丈夫被“魔鬼”附体的那一刻起也就注定了。
最毒“富人”心！紧接着就有个小例子：一直嫉妒表妹幸福生活的温太太也在这个时刻向妹夫张忠良落井下石，在众人面前故意暴露她和张忠良的奸情，想要给王丽珍一个连续打击。（也算是个小报应吧，她不会想到，王丽珍在生气之余还不忘敛财，当夜走投无路的张忠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贞，把“放在我这绝对保险”（张忠良语）的她的财产全数上交给了王丽珍。）
可谁敢给已经变身成李逵的王丽珍打这个小报告呢：王丽珍不时就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戒严，悲苦的素芬只得露宿街头。这个桥段象征意味浓厚：对素芬来说，丈夫就是她的“家”，可是她的“家”已经住着别的女人，生活已经向她“戒严”，她没法“回”去了。
冷夜，城楼上的大钟就像圆月一般，素芬又想起了张忠良的甜言蜜语，那几句话是让她一路坚持下来的支柱，今天全部坍塌了。
第二天，读完张忠良弟弟张忠民寄来的信，得知他和妻子抗日之后幸福美满的生活，素芬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地将张忠良的事情告诉了家人。张忠良的母亲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如此负心，就带着全家人找到张忠良这里。
看到张忠良似有“悔过”之意，王丽珍大怒，在训斥张忠良的过程中，她和所有拥有类似遭遇的女人一样，终究还是把最恶毒的语言喷到了素芬的身上，说素芬是“不要脸的贱骨头的女佣人”。
王丽珍果然杀了人，不是用凶器，而是用话语——素芬跳江自杀了。当然，王丽珍不是唯一的凶手，她只是最后使劲的一个人罢了。最大的凶手也不是张忠良，而是那个时代，那场战争，诚如发现素芬跳江的那位所说：“这年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
说到这里，就可以谈谈张忠民这条副线的作用了。素芬在遗书中写到：“抗儿长大了，让他学叔叔的为人处世。”从这句话，我们就能肯定：张忠民这条抗日到底、对妻子不离不弃的线索，其存在就是为了和张忠良产生对比，在对比当中，让观众觉得张忠民的善更善，张忠良的恶更恶。可惜的是，我个人认为影片主创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这两条线的对比价值非常小。因为张忠民的抗日到底和对妻子的不离不弃是他的“友好”型环境造就的，而不是（至少不肯定是）张忠民个人品质的产物。这个“友好”不是说环境的条件很好，而是指环境条件有利于“模范标兵”的长成，不用多说，就看最关键的三条：身处敌占区，又是杀过鬼子的游击队员，张忠民必须抗日到底，因为“你不干他（日本兵），他就干你”（张忠民语）；张忠民一直和妻子在一起，没有分开，不会经历哥哥曾经的生理、心理双重苦闷；张忠民身边没有庞浩公式的大人物，能带他上道儿，让他领略追逐财富的乐趣，了解有钱人真正的生活方式。反观也曾为抗日不怕枪毙、坐牢的爱国青年张忠良，他身处的大后方环境，这最关键的三个条件和弟弟完全相反。换句话说，让张忠民离开妻子来到重庆，就从目前影片透出的信息来看，谁敢保证张忠民不会碰到“李丽珍”、“赵浩公”或者“张丽珍”、“周浩公”，从而成为第二个张忠良？
所以说，让抗生学张忠民没用，就影片来说，让他学会选择环境倒是正途。
上述讨论其实也就回答了张忠良为何没有在同是财富中心的上海变质这一问题，反过来说，张忠良在上海没有变质，也印证了我的判断。
闹出了人命，再铁石心肠的张忠良，是不是也会有一丝的悔意？
黄浦江边，身旁的母亲在哭泣，远处的王丽珍和温太太狂按汽车喇叭“呼唤”归来，张忠良会作何选择？
不管怎样，素芬都看不到了。
文/刘强爱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