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带着无辜的白丝带在世界上行凶，罪恶潜藏在每个看似平静的灵魂深处撕咬，上帝已分不清左右手。
在接受媒体关于获奖影片《白丝带》的访问时，迈克尔·哈内克的回答如下：
——暴力和罪恶的主题是意味着你的作品风格的回归吗？
——在我所有的电影中我都在试图探索这些主题。在如今的社会里，暴力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罪恶，因为我是在一个同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环境下长大的，因而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课题。你根本就没有必要先成为坏人才会有罪恶感：这已经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没看过他的钢琴教师，但《隐藏摄像机》那一抹脖子洒出的血让我惊艳，记得曾说过，《隐藏摄像机》中那些录像还有图画应该是对主角内心深处痛楚记忆的暗示，而它反过来引导了注定结果的发生。被掩盖的内心深处的记忆总有一天会以某种形式出现，抽丝剥茧，一步步的引导走向那条早已设定好的路。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摆布着，看不到也逃不出，这只手属于导演或者属于上帝或者属于自己的内心。
《白丝带》中哈内克再一次用冷峻的摄像机直击罪恶深处，他具有如此强大的洞悉力，用冰冷的手术刀切入人性的深处，让人寒颤。这种冷静平白的风格让我想起了布列松，巴赫，弥漫着有着厚重的宗教空气，而这种宗教却是中世纪时压抑人性的无条件服从式，强力的使人喘不过气，而且毫无感情。在这种的厚重的气氛下，增加了暴力的冷酷无情。
故事发生的一战前夕的德国，一个安静却不平静的小村庄，它处在无形的重压之下，宁静仿佛是要突出的气氛，而它则突出了罪恶的无声无息，如暗涌般潜行在每个人的脚底下。这里的每个人大都不会笑，他们自然的保持着严肃的面孔，那仿佛一种敬畏，是对专制，是对无形的上帝。乡村教师作为讲述者和他喜欢的姑娘，是外村人，因而仿佛置身之外，会笑，会哭，在这墓地般沉寂的村子里还保留着人性的真感情。村庄的主人其实是伯爵和牧师，就像当时走到尽头的欧洲统治阶层国王和教皇一样，用宗教用土地权统治着这个村庄，摧残、压抑人性。
暴力给压抑下的愤怒一个宣泄的出口。这里每个人严肃的表情下更多的是不满与愤怒，而这些愤怒的发泄将诉诸于暴力，甚至连医生幼小的儿子，得知母亲死去的消息后会生气的把盘子打倒在地。神父是愤怒的，对不守规矩的孩子；医生是愤怒的，嫉恨妻子的死，不满足于寡妇苍老的面孔；男爵是愤怒的，对妻子的离开；农夫是愤怒的，对于妻子无缘无故地死在田里；寡妇是愤怒的，对医生的对待自己态度；孩子们是最愤怒的，他们压抑着对体罚怒气。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犯罪事件，绊倒骑马的医生，死在田里的农妇，对男爵的儿子施虐，刺瞎寡妇的儿子，收获会上破坏男爵园里卷心菜，而后随之而来的是康复后的医生和寡妇做爱吵架，上吊自杀的失业农夫，离去的男爵一家。暴力与愤怒如巨大的搅拌机搅动着这个不再宁静的村子，这压抑已久的发泄。
弱者发泄愤怒方式是伤害更弱小的，那是一种残忍，暴戾，冷血，挑衅的方式。小男孩站在高高的独木上行走，面对上帝的神圣，以生命为赌注检验是否被上帝抛弃。他自身的生命与上帝比起来很弱小，对自己的生命施暴，表达对上帝的抗议。克拉克（我唯一记住的名字）剪刀刺向了笼中的小鸟，而她也是那个被刺伤的笼中鸟，剪刀与刺死的鸟组成十字架状摆在神父的桌上，用死亡对抗暴力的权力。
上帝的右手。这一系列犯罪事件看起来是一场用邪恶的手段对罪恶进行的报复。那张纸条写着“替父母洗罪”，而受害者的父母，医生，寡妇，男爵，他们似乎暗地里进行着肮脏的勾当，医生与寡妇的勾当，医生把手术刀插入女儿的下体，男爵垄断着村子的土地，这些是根源。这些报复行为，联系到巴以，阿富汗，伊拉克不断自杀炸弹，仇恨，报复，暴力，这是暴力恶性的循环。哈内克谈到了“上帝的右手”，在基督教的肖像学中，基督就被认为是：“上帝的右手”。通常就代表着“正直与公正”。左手却通常被代表“迂回与狡黠”。泰戈尔曾说过：“上帝的右手是慈爱的，但是他的左手却是可怕的。”然而通过暴力捍卫正义实施惩罚时，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施暴者变成了受害者，上帝的已经分不清他的左右手。
白丝带掩盖下的恶。这一系列事件的凶手，讲述者的怀疑对象是牧师的孩子们。如果这是事实，那孩子们带着清白的白丝带，纳粹青年们带着民族主义的红袖章，它们作用是一样的，在时刻提醒着自己的团结与正义的同时，也掩盖着弱小与暴力，它们是把弱小的个人力量凝聚成为群体暴力宣泄的引力。它最终引起的会是一种崇拜与信仰：在白丝带下一切都是对的。解掉白丝带，让暴力显现它的本性。
战争把挥舞着镰刀的农民变成了挥舞着镰刀的死神。电影最后没有给出凶手，因为这一切马上陷入了一场更恐怖的暴力——战争。一切真相都掩盖在其中，一切都在其中发泄，它是罪恶的逃匿的之处，它是最暴力的暴力。压抑产生了战争，战争是发泄的最终出口，而凶手又仿佛就是存在着多年的压抑，随着时间一点点的积累，最终达到了承受底线，爆炸出战争这个更强大的凶手。
战争毁灭了一切，拯救了一切，它是毁灭，它是希望。如果理智不能解决了，交给战争，这人类历史的规律和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