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注定票房不高，只能在美国艺术院线放映，但是影评人喜欢的电影。毒品、迷失、怀旧、种族偏见、幻灭虚无、身份的矛盾等元素搀杂的主题，一直在摇晃的镜头，略显晦暗的色彩，机锋暗藏的剧情，欲言又止的背景，微妙含蓄的语境，都成就了它小众的口味，量身定做一般等待着影评人的拍案叫好，呵呵，这么说并不代表我就在嘲讽这部小众的文艺电影，相反，颇为见喜。
一个在日间用历史来教会非裔社区的学生独立思考，课后带领女孩们打篮球，在学生心中能力超强，和蔼友善的白人老师丹尼尔·邓恩，对教书有着激情和创造力，热爱学生，不遵循官方教学大纲，笃信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历史的本质由相反力作用而成，他鼓励学生思考和分析历史以及自己周围世界的运作法则，使纸面枯燥历史变得生动有趣，学生成了维持他的生活的维生素，在夜间他却变成了幻灭空虚，颓废迷茫，不可救药的瘾君子；一个拥有因毒品而支离破碎家庭的早熟且自我保护的非裔女学生德蕾，父亲缺席，哥哥因贩毒入狱母亲因繁重的工作无法照看她，她喜欢打篮球，戴棒球帽，骑自行车，吃棒棒糖，她因自我保护而显得冷漠而泰然，早熟而另类。丹想帮助他，却没办法提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一次篮球比赛后，德蕾发现了丹吸毒的秘密，这促使两个都被毒品折磨的筋疲力尽的人逐渐靠近，结下了一段超越了寻常师生关系的友谊，他们彼此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关系超越社会阶层、种族、性别、年龄差异，建立于共同危机的认同感。两个脆弱的生命，都在寻找着依托，寻找可以相信的东西，是某种意义上的相依为命，处于特殊时空的彼此理解和帮助。偶有暧昧朦胧，却并非“洛丽塔”，关系独特而隐藏着悬念和张力。
丹实际上弥补了德蕾缺席的“父亲”角色，激发了女孩懵懂的爱意，编导却扼杀了其的发展可能：德蕾在家对镜学成人化妆，却同时交织着丹与女同事在家做爱的镜头。而与此对照的，德蕾超越年龄的早熟自若，和丹与年龄不符的情绪化对照，成为了后者的安抚剂。于是“师生关系”出现一种反讽的微妙逆转，而德蕾成长所需的正面的成人引导，丹无法提供，弗兰克也是一样。
弗兰克是德蕾哥哥的贩毒搭档，自认为有责任照顾她，如给些零用钱，帮她找回失窃的自行车，自然，也让德蕾帮他卖海洛因，这种利用，其实没有善与恶的是非判断，只是生存使然。丹和弗兰克，德蕾的两个“父亲”，清楚彼此的弱点，警惕和敌视彼此对德蕾的影响。直接交锋，引出了种族话题。
弗兰克对丹的质问与轻蔑：“白人永远是正确的，对吗？”丹作为白人男性的权威，虚伪和优越感顷刻瓦解。同时，他却需要弗兰克的毒品，作为毒贩的弗兰克并非洪水猛兽，甚至显得亲切可爱，教师和毒贩，看似代表社会的“好”、“坏”两极，但实无明显的是非判断，并非非黑即白，而更多属于灰色的暧昧。
什么是“半个纳尔逊”？“这是一个摔跤动作，一种僵持状态，但你可以逃脱，尽管需要技巧。”导演瑞恩·弗里克解释说，“只是个关于挣扎的隐喻，比如毒瘾或社会政治、阶级斗争或其他。这也是一首迈尔斯·戴维斯的歌，类似的主题。”只可惜这首歌版权过于昂贵，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中。编剧安娜·波顿更进一部解释道：“我们要拍一部很微妙和引发思考的电影，不喜欢过于直白，所以觉得这个标题符合影片的风格。”
这种微妙的状态和对比在影片中得到了从一而终的贯彻，以至于从细微处不经意的流露出来。丹住的公寓破旧空荡，家具如自街上拾得，书架尽是左派著作（故让产生一夜情的女同事误以为他是共产主义者而使他大为不快），厨房和沙发是偶尔招待幽会的异性。白天在学校教书，他是孩子们的天使；晚上在酒吧混迹，他是自己的魔鬼。目光混沌，与酒精和毒品为伍，自我矛盾，人格分裂双重生活。所谓“为人师表”成为一种讽刺。旧时学生的父亲在酒吧为孩子学业成功感谢他，他竟然迟钝到认不出对方是谁。一个看起来挥霍岁月、游戏人生的中产阶级白人，实际是生活在别处的苦闷灵魂，一个有幻灭感的后理想主义者，沉重的挫败感使责任心丧失，好似贴在嘴唇处以遮掩伤口的美国国旗碎片。
丹何以至于此？影片提供了隐晦的暗示。在历史课上他为学生播放的新闻资料片，主题是美国六十到七十年代民权和意识斗争的关键时刻。著名同性恋政治活动家哈维·米克被杀；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被暗杀，中情局扶持皮诺切特军事独裁，并大量屠杀反对派与民众（值得注意的是，政变发生时间是1973年9月11日，不错，就是那个让美国心痛的同月同日）；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自由演说运动领导者玛丽奥·萨维奥在伯克利大学斯普劳尔大厅演讲：“当国家机器运转得如此丑陋。让你从心里感到厌恶，身心饱受摧残，你们不能袖手旁观了，觉醒吧，你们已经被搁在了它的齿尖上，躺在了它的轮子下，粘在了它的杠杆上，扔进了它的肉体内……你们要让它停下来，给人民看看，谁能让它停下来，谁能真正拥有它，要获得自由，只有让这台机器完全停止运转……。”丹与孩子们讨论何谓“国家机器”，而他作为公立学校系统的一部分和白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男性，也无法避免被学生归入他厌恶的“国家机器”体系。
而更深层的，丹对于已逝激进年代的迷恋及幻灭引发的智力疲倦，相当一部分来自家庭的影响。发表演讲的萨维奥应与丹的父母是同龄人，同是嘻皮横行的战后“垮掉”的一代。从影片中家庭晚餐一场戏可知，丹父母曾是60年代的激进学生，如今却被幻灭感催化衍生成了酒鬼。母亲对丹说：“当我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以为我们能改变整个世界。”丹道：“至少你们停止了一场战争（越战）。”母亲笑答：“那还算不错。”而丹却只能感叹：“可是一个人，什么也不是。”
从此，改变社会的理想，变为自毁的愿望；想挽救世界，却连自己也救不了。他终于明白正义的不可能性，也寻不到归属感——不真正属于任何地方，任何族群。他脱离现实，处于危险的虚空。一个挫败的自由主义的语言，一段1960年代激进热情的挽歌，留下理想化的孩子迷惑在自由的废墟。
影片最后的结局并没有落如大众化的“救赎”的俗套，因为困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全部解决，现代生活含混感太复杂而不易被表达和理解。结尾留下的理解多于无所凭借的希望，两杯清水暗示了活着的姿态。不随意评价人物，克制却直接，推动观众可接受的友谊界限。当越来越多的美国电影远离生活经验，变成神与鬼的故事，独独没有人的时候，这部电影充满了日常生活的真实质感，显得清冽而冷静，值得一品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