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多的标志性傻笑
许三多的反技巧人生哲学
1年了，《士兵突击》还在重播，我凌晨断断续续看。然后重新翻出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读那一期封面专题。
我是先看到的三联，然后才断断续续看的《士》，大概1年前的事。三联那期专题，写得很厉害，我在出差到杭州的火车上，闷头读那些文字，抬头看窗外初冬的树林飞逝而过，半晌说不出话来，有点晕。
之所以当时有点晕，因为这些文字太另类了，和平时大量阅读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如果把当下的主流思想看作一个体系一个整体，这些文字给人的感觉就是体制外的一套全新哲学理论。尤其是你看过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里面所描述的世界之后，再来看《士》所刻画的人生成长，反差感会尤为激烈。
比如该剧导演康洪雷说：“我觉得诚恳在今天的社会里很重要。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连你问“吃饭了吗”，他都得眼睛在眼镜后面转三圈再回答你。工业化在迅猛发展后，人们这种技巧性的东西更多了。人们在社会上打拼的时候，更多学会了技巧，应对你的上下级，应对周边事务，应对这个社会，其实很累。所以就出了那么多的书，人际关系的多少条，人际交往的多少技巧，与上下级关系的36计，我对这样的书很担忧，我觉得可不可以不用任何技巧，就能达到你心中想到的那个地方。”
从逻辑上讲，如果他说的这一切是对的，是真理，那么，这部片子就不会如此另类、也不会如此触动人心，不会被热捧。为什么？因为现实社会已经不是他描述的这种大真世界了。因为它反现实社会，所以才会跳得出来，才能给人启迪和震撼，以及轻而易举地感动观者。而另一方面，从此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现实社会是病态的，是有很大问题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种病态和问题，也是人在生活中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所谓的这些技巧，说到底也不过是一种生存哲学，本质上和《士》所推崇的哲学一样，都是一种处世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目标和追求。人追求的是什么，其实不是一个很物化的东西，比如金钱，名誉地位等等，而应该是一种状态，比如编剧兰小龙，就是追求的一种自由的状态；比如导演康洪雷，可能就是追求的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比如许三多，也许就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台词就是：这样做没意义）。把追求和目标想明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采用哪一种方式方法更有效。《士》就是给大家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向，新的方法。
《士》在立意上是反技巧，准确的说是反病态技巧，但是不反努力，强调诚恳和真诚。它把傻人有傻福极端化、现实化、可执行化了。康洪雷说：“当你走向成功的最高平台的时候，绝不是你的知识、技巧更不是你的人际关系，它一定是你最本质的东西决定一切”。所谓的傻人有傻福也是一种人生哲学，康把这种人生哲学的核心本质说透了。
许三多所代表的这种傻人哲学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感动？康洪雷说得很好：“我总觉得许三多是我们十几亿人当中最真实的自己。他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忠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知道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穿的是几件衣裳;也知道我们扔了多少，但是扔在哪里，我不知道。回过头一看，我从家来的时候那些特别柔和的，甚至是特别让大家心里舒服的东西，现在在我们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了。原来我们被那么多西装革履，就是过去你想都不能想的东西覆盖着，你扒开这些东西看，你还是你，你还在，你那个影子还在。你对那个东西其实很眷恋，为什么？它是爹妈赋予你的东西。爸爸妈妈教育我们要说实话，要做一个好人。我相信每个父母都这样讲过，我们都无所谓，没当回事。但这个东西可以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深深录在你心里。当有一天，某件事情触动你，那个盘打开后，你觉得特别暖。我相信每个人心里有一个这样称为“净土”的地方。我把这东西打开，放在外面，让我们每个在现代化社会里拼杀的人，看到了那个最真实、最柔软甚至最柔弱的自己。于是，突然产生了共鸣，甚至产生了伤感。忽然回望刚刚起步那时候的我，突然发现我是那么可爱，那么坚强，又是那么的悲惨，甚至那么的无辜。我用我所学的技巧，我所学的东西，把我那东西掩得那么深。”
事实上，我觉得可以说，人人都是许三多，这话有2个理解，第1，人人都曾经是许三多，你小时候，你懵懂，你单纯，你天真善良没经污染，你憨，你朴实无知，都是许三多。但为什么后来很多人变了，变成了成才或者其他什么人。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无法坚持，遇到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后，就调整了，就适应了。原因可能很多，比如生存，比如怎么舒服怎么来。第2，人人都可以成为许三多，当你被外部的能量、思想所影响，比如看了《士兵突击》，比如看了《挪威森林》，你深刻理解，你付诸实践，你调整自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士兵突击》的工具性很强，它可以成为一种高级工具，很返璞归真，甚至很另类时尚。
必须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必须明白许三多哲学的工具性。康洪雷的话纵然有理，但要完全理解并不容易，毕竟我们天天在被现实社会所刺激，毕竟许三多所处的环境是军队兵营这样一个相对封闭单纯的空间，而现实社会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如果按照康的理论，很多现实困惑显然是无法解释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说我觉得《士》最大的意义在于能帮助人认清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对此三联主笔王小峰的总结很到位：“这是简单主义更深入一个层面——聪明人的成功比笨人成功更艰难，因为聪明人太过复杂的心智都会变成他成功的羁绊，聪明人比笨人更难超越自身的引力。但聪明人如能战胜自身，总会产生更伟大的能量，最终一定会超越笨人，完成文明的进步。”
我建议所有在上海这个名利场城市的人都看一看《士》，读一读三联的这一期专题，给自己的灵魂做一次全新的涤荡。
最后说说王宝强，他在《天下无贼》，说穿了不过是一个高级群众演员。那就是冯小刚的一部傻逼电影，我记得当初电影造势的时候，冯说自己第一次看了《天》的剧本，被傻根这个角色感动得流泪，当即决定拍此剧。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大家最后能记住的就是刘德华和葛优的贼技耍酷，以及那句“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还有范伟的“IC卡，IP卡，IQ卡统统拿出来”。到最后，还是一个冯式的段子电影而已，娱乐片就是娱乐片，就别再说什么被剧本感动。王宝强？如果他只有这1部《天》，1个月后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但《士兵突击》真正成就了王宝强，作为一个演员与角色高度契合，融为一体，可能换了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无法达到这这种高度，因为这是一个另类的角色，再加上一个另类的演员。关于这个角色本身的另类度，或者说剧本的另类度，需要了解编剧兰小龙以及他的人生经历，才会明白（兰小龙：我有一种变态的自尊心）。至于这个演员的另类度，那得了解王宝强（王宝强传奇）的人生经历，才会比较清楚。
世界上有一个另类出现，不奇怪，但两个另类能碰到一起，然后合作弄了一个把很多人从心底震住、而且很可能还会保留在人们记忆中很多年的东西，那就太少见了。国内的电视剧产业，什么时候出现过如此另类、同时又如此有意义、而且还能在商业上得到如此成功的连续剧？这么多年，才出一部《士兵突击》嘛。而且国内的环境，向来缺乏延续性，《教父》可以连续三集，部部经典，国内有类似的例子吗？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士》也就一昙花一现。可能这么说好一些：目前国内的整个影视剧的市场发展阶段，无法频繁孕育出《士》这种作品，偶尔冒出来一部，挺不容易的。
这让我有点为王宝强担心，他很可能再也无法超越自己了，这片子说不准就是他的演艺事业唯一代表作品，巅峰了。这种感觉，让我想起《巴顿将军》的男主角乔治·史考特，他因此角色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但是他本人拒绝领奖。据说此人一生只演过这一部电影，而且此人的性格和巴顿如出一辙，这一部片子足以让他青史留名，成为经典。王宝强如果就此收手，必然很牛逼，但显然不可能，我看到他在《士》成名后参加很多领奖，还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他必然会挣扎，也必然不会成为传奇。从这个意义上说，《士》是昙花一现，王宝强很可能也一样。当然，这和王宝强的为人无关，和他的个人成长，无关。
成才是一个反面教材，但并不批判他
兰小龙：我有一种变态的自尊心
2007年11月22日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王小峰
他喜欢收集各种刀具，喜欢爬山，有人说他是个编剧，你会怀疑是跟你开玩笑。真的跟兰小龙坐下来聊起人生经历，会发现他跟《士兵突击》或者军人的距离更加遥远。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兰小龙的同学，另一个编剧史航说:“他在《士兵突击》里勾勒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和他想象中与朋友之间的那种状态。”
军队里的自由
见过兰小龙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的形象跟《士兵突击》联系在一起。他大约有1.6米身高，而且很瘦，看上去有点病态，或者，他在一部反映吸毒者电影里饰演一个角色更合适些。采访康洪雷的时候，兰小龙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戴着墨镜，对着康洪雷:“你都交代了没有？”这形象看上去更像一个抢劫银行的人。
4年前，第一次见到兰小龙，他在一群人中，不显山露水，瘦小的身体甚至能被周围人的声音淹没。他喜欢收集各种刀具，喜欢爬山，有人说他是个编剧，你会怀疑是跟你开玩笑。真的跟兰小龙坐下来聊起人生经历，会发现他跟《士兵突击》或者军人的距离更加遥远。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个错觉背后，用兰小龙自己的话讲:“我非常精明。”
聪明得有点过头的兰小龙，能写出《士兵突击》并没有什么稀奇，甚至，他不愿意再去谈论这部热播的电视剧，脸上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自豪感和成就感。
兰小龙是中央戏剧学院自费戏文班毕业，1997年，他被战友话剧团相中，老师告诉兰小龙，战友话剧团要人，问他愿不愿意去。兰小龙一听，忍不住乐了，老师也乐，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像一出荒诞剧。因为平常兰小龙的书包里只揣着两样东西:杀猪刀和莎士比亚戏剧集。
兰小龙进部队却速度极快。“突然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有个地方想要人，那个地方是军队。我们那届当时混得很差，老师很内疚，他总想让我们尽量好一点，有点活路。我是他推荐到军队去的第4个，前两个是生存能力特别有问题的人，军队都打回来了。第3个军队看了挺满意，他自己又不愿意。我是第4个，老师把我放在第4是因为知道我有出路。毕业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可能做自己的专业了，我是自费生，连公费生都分不出去，自费生是完全不管的，我就自己联系到了广告公司，也还混得不错。而且当时跟我打交道的都是中国第一、二代的广告人。我老师补充说是话剧团要人，我立刻就严肃了，这完全是个奢望。我老师自己就是个戏疯子，他要我们每学期精读200个剧本，每门专业课每周3万字的写作量。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我决定去试试看。当时心里还是挺抵触军队，我在学校那样自由的环境里都是最散漫的一个，自己后来想了想，也认为军队实在待不下去。我把手头现成的剧本给团长看，也没抱太大希望。后来突然一天接到话剧团的电话，说能不能来一趟柳州，我就去了，12天收拾出一个剧本，就很快进部队了，当时还没拿毕业证。”
“我也挺烦军队的，因为我是一个混混，是逆反心理极强的人，完全是个叛逆者，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愚蠢情结上了中戏。”兰小龙不喜欢中戏，他很敏感，所以在中戏的4年，心里形成了一种不安全感，“在中戏就学会了一件事，大家都活在灵感里面，所以要老老实实，千万别听别人的，我的不信任感是在中戏造就的。我对中戏没什么好感，完全生活在灵感里面对周围没有责任，这种敏感听起来是个褒义词，实际上是个贬义词，这个世界完全就是我一个人的”。
部队的环境恰恰让兰小龙从那种不安全感中走了出来，他仍然自由散漫，甚至至今没有受过军事化训练。他开会时候坐在桌子上，穿拖鞋，跟人没大没小。他去下面的坦克团，会把坦克上的机枪卸下来扛在肩上在军营里到处逛，或者把坦克驾驶员赶下去，自己开着坦克到处走。这是兰小龙对军队生活的兴趣点。一个人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转换之快让他喘不过气来，这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却是一种放松。因为部队的等级观念比较强，兰小龙的级别在军营里也属于领导级别的，所以可以任他肆意妄为。
“我不管写什么戏，写聪明人还是傻人，都是一个命题，就是我们可以活得更自由，一个人是怎么让自己活得更自由的。”兰小龙说，“有两个戏到今天我看了还是会哭，《肖申克的救赎》和《楚门的世界》，都是讲人在挣脱困境争取自由，而且我特别喜欢加缪，生活本身就是困境，所以也没有什么困境，自己想开了就是那么回事。”
军队开始就是兰小龙的困境，回忆他刚到军队的时候，兰小龙说:“我姐夫曾经对我说:自由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管你了，要对自己负责任。这是他说过的对我最有用的话。我刚把军装穿上时，觉得自己快疯了，我这种人到了军队里能有哪件事做得对？我一做就有人说我错，我怎么可能再给出好的回应？最后当然，大不了离开军队，但是外面又没有后路。读书时候我可以不把中戏当回事，但现在生活在军队里，所有对我的评价都由穿军装的人做出，我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接受军队。在军队几年里，也写一些戏，也做枪手，做得很愉快，不用跟人打交道，仗着自己还能写，出来一个戏就拿一半钱，那样写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对自己没责任到把钱铺在褥子底下，铺满一层，懒得去银行存，那时每天晚上18点打车到三里屯酒吧把所有的啤酒喝一遍，喝到天亮再回家。”
单位领导看着兰小龙这样不着调，做事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到了部队后都没站过队列，所以决定让他去参加军训，但是兰小龙坚决不去。领导下了死命令，他仍然不听。“我是个不怕走的人，所以拿我真的没辙。”最后，经过妥协，把军训变成代职，就这样，兰小龙花了10个月时间去体验生活。
他去的部队正好有一个集团军的大演习，兰小龙便去了集团军。“那个基地大到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没有看到一棵树。我到那里，把一个二级士官的衣服给扒下来了，穿在自己身上。团长不知道我哪来的，营长不知道我是哪来的，连里不知道我是哪来的。然后就背着登山包，做出一副非常沮丧的样子，因为我冒充被军部裁下来的打字员。因为我是深度近视，不可能不戴眼镜，只能冒充打字员，冒充不了别的。后来连长让我站队列，站了一个小时，我说，咱们能不站队列吗，聊天吧？”后来兰小龙的身份暴露了，总政艺术局的领导下去询问兰小龙的情况，部队里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于是，又没人敢管他了。于是他换上便装，到处游逛，整个演习基地，只有他一个人穿便装，有人见他跟他打招呼:“你是哪儿的？”兰小龙回答:“部队的。”对方说:“搞文艺的吧？”这就是兰小龙的“军训”经历，实际上更像一次旅游。
兰小龙当时没有目标，很茫然。当然，这种状态早晚会出状况。后来团里的一个顶梁柱编剧离开，团里就希望兰小龙干点什么，但是看他整天吊儿郎当，便痛定思痛，决定让他提前转业。“正团、副团、政委、办公室主任4个领导表情严肃来找我，我知道这种场面，文艺团体让老人离开非常尴尬。文艺单位在野战部队的条令中又在条令之外，平常又有上下级关系又没有，所以非常难处理，要清退的这个人可能已经在你身边待了几十年了，很多话是说不出来的。我能明白他们这次是来让我转业，反而以一种挑衅的姿态，让他们有什么话就直说，说出这种过激的话又有点后悔，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为团里做什么，就跟他们说我想做些什么。他们就让我去做，终于踏踏实实写了一个话剧《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诗剧，因为我非常迷恋莎士比亚和贝克特，我们领导看了都快疯了。”
兰小龙当然无法用美国人的视角去写《红星照耀中国》，他理解的埃德加·斯诺的心理是:“他接触了一些他认为他不应该去接触的一些东西，于是他变得自由了，于是他在中国待了13年，虽然他走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但是我觉得他自由了。”
兰小龙平生最怕人夸他，在他看来，夸他就是对他的挑衅。他内心很敏感，是一个事先可以把对他的赞美过滤掉的人，平时他喜欢打打闹闹，如果有人夸他两句，他会把桌子上的一盘菜扣到人家脸上，嘴里嚷嚷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所以，在《士兵突击》里的人物塑造上，多少体现出了兰小龙的这个性格。
《红星照耀中国》让团长很高兴，立刻召开全团大会，老中青同事都来了，团长对众人说:“我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曙光。”会后，兰小龙跑到团长办公室里，把团长骂了一通:“你还让不让我做人了？”1997年兰小龙进团，团里一直把他骂到2000年，突然受到表扬，兰小龙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代言人。“你做这种代言人，你就离走不远了。”兰小龙说。
但是《红星照耀中国》让兰小龙找到了自由，一种被认可后的自由。“我可能一生都会去这样写戏，我所有的戏可能都会去写一样东西，就是——人可以获得更自由。首先是我觉得我挣脱出来了，我在军队那种环境下，说真的，我活得很自由，我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强加给我。现在我的同事都能够理解我，虽然说还会强加给我一些东西，但是不会硬性强加给我一些东西，我说一些话，他们也会懂。现在他们终于知道兰小龙不能写小品，不应该让兰小龙写小品，这是你一步步争取来的。军队约不约束人？太约束人了。但我觉得我挣出来了，我觉得我比现在活在地方上的毫无约束的人要自由得多，比我的同行要自由得多，我思维不再受局限了。而且这种自由看你怎么去理解，是心灵能更加开阔，跟周围的环境几乎没有关系。有些人说《士兵突击》是中国的《阿甘正传》，对这个说法我极其反感。《阿甘正传》是用一个傻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这个戏是一个这样的人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存，不全是许三多的眼光看世界的逻辑，我们不是给这个世界抹上许三多的色调，否则没有必要把这个戏里的绿叶做得比红花还要炫目，更多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方式。比如史今，他是走得非常自由。我去了离北京最近的几个部队，士兵退伍的时候经常会跟头儿提个要求，我们保卫北京能不能带我们看看天安门？一个9年的老兵临走提出这样的要求太自由了，自由得让人羡慕。伍六一也有他的自由方式，许三多在戏中跟这些人相比，感觉绿叶比红花还炫目，是因为这些绿叶都活明白了，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走。如果把军队说成一个社会，等级、服从，即使没有目的也要有方向的特点营造出的环境很像社会，又不像社会过于炫目，军队的环境可以简单得像个寓言，它就那么几个构成因素，全世界的军队都一样。”
励志与自尊
《士兵突击》热了两轮了，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对于来自各方的评论，兰小龙并不在意，他说:“我不会把一件事情刻意做得和别人不一样，也不会刻意把一件事情做得和别人一样。我不会刻意地说，兰小龙是一个专门写积极向上励志东西的人。狗屁，我才不相信呢。但我是悲观的吗？我肯定不悲观。我写的戏，也可以说是励志的，但是这个励志励得有点怪。我是光明的吗？我才不是光明的，这个世界一片光明我觉得太无聊了。那这个世界是阴暗的吗？我是专门写阴暗东西的吗？杀了我也不是，我干吗要写阴暗？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自由。我不是光写男人戏，我会写女人戏，我不过是跟自己挑衅而已。我现在还剩下就是这个羁绊，这个羁绊我确实不敢扔，就是我得跟自己挑衅。我觉得跟别人比较没太大意思，人家从人家的思路来做，你从你的思路来做，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最后挑衅的东西，就是你自己而已了，而且这种挑衅是让你自己好玩一点，这种羁绊可能造就你一种有点变态的自尊心。这是有人跟我说的，兰小龙，你有一种变态的自尊心。我觉得做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捅破窗户纸，这是最有意思的。”
兰小龙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很不正经，喜欢嘻嘻哈哈，但心里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这样他可以反过来去刻画许三多这个人物形象。谈到与人交往，兰小龙说:“打个比方，王宝强，应该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他还没现在这么火，他敏感吗？我一进剧组时候，有两个演员是我们团的，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啊。但是我跟所有人可以立刻开始嘻嘻哈哈，因为我知道我们是同类。同类的意思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而且还有一个意思是，我有伤害你的能力，你也有伤害我的能力，但是我们不伤害。我觉得这是群居动物里一种共有的，大家都明白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为了在一起，互相不伤害，我们甚至要合作。唯独对宝强，这个戏拍完以后，我和他才走得比较近。我当时立刻就感觉到，我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可能不会还击，我连玩笑都不太敢跟他开。我跟他说话特别正式，以至于我不太愿意跟他打交道，因为我不愿意跟人太正经地说话，因为他那时候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还击的，而且我知道他要还击的时候，我会无路可走。”
对于编剧这个职业，要么你相信自己有很多东西，但是却没法让别人相信;要么让别人相信自己的东西，但是自己心里却没有。兰小龙属于心里有东西也能让别人相信的那种编剧。谈到创作技巧，兰小龙认为自己编剧上根本没什么技巧:“我曾经遇到这样的导演，我给他一个本子，他认为自己一定能导好，那种信心膨胀到不好意思说出的地步。等拍出来一看果然很炫，但看上去似曾相识，不是说他抄袭，而是他从看过的很多片子中学到很多技巧，把这些技巧用在这部戏上，让我感觉风马牛不相及。这些东西不是学来的，是从自己感悟而来，自己在写的作品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前人的技巧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兰小龙说他最痛苦的经历就是一天写7集25分钟的电视短剧，他说任何人要这么干下去，一年后就完蛋了。因为这样的电视剧就是写“水词儿”。“我跟电视剧做了多少年斗争，千万不能服从这种东西。如果我喜欢这行，我会尽量让干这行的生命延续下去，我知道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会尽量活长久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喜欢。”兰小龙甚至不承认《士兵突击》是一个故事，他说他创作之前不会去策划这个故事，“我要求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吸引观众，所以我是写台词，不是写故事。为什么会这样？4个字:‘本该如此’。你既然写戏，又是写这种戏，你注定要用这样一种方式，这是我理解的戏剧。也许别人理解的戏剧和我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现在时，你把你现在这句台词写好了再说往下一句。不要现在就来跟我扯，我多少集以后有一个翻，那是扯淡的事情。我写一个东西，第一重要的肯定不是情节，甚至都不是人物，是每句词。我写剧本需要的不是一个故事，有故事我不写。我不做改编，我从来不做小说改编或者剧本改编，我通常更乐于做的事情就是一句话，比如说你有一句话的创意，这句话打动我了，够了，你不用往下说了。《士兵突击》从策划到文案全部是我自己做的，没有人提议给我做这些事，做出来不是我拿剧本去找人，是一个影视公司找我帮他们做个戏，我说做什么呢？他说你随便。我那时候还不是混得很好，很少有人跟我说你随便。所以他一跟我说你随便，我觉得是一个机会。那我就随便做了这个东西。后来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一直到今天做戏还是，你不要给我故事。”
因为兰小龙当枪手写“水词儿”受过刺激，所以对别人事先预谋好的东西有种本能的反感，甚至他都不愿意参加几个人坐在一起的剧本策划会，要做就自己做，“我不愿意和几个编剧一起去谈一个戏，让别人从几个剧本、编剧中间选一个来拍戏，我觉得这个是有伤自尊的，这就是变态的自尊心啊。我觉得那像几条狗抢一块骨头一样，我不愿意做那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被别人选择的对象”。
兰小龙不喜欢去分析自己当初是如何策划写这个电视剧的，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结构，他都不想说，或者说，他太想说反而说不出来。他强调创作是一个心态问题，“我说不清，只能说别松劲。我写戏有点像跟自己过不去一样，其实每个人写东西都跟自己过不去，只不过突破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突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加点故事啊？该再加个人物啊？我可能不会往那方面想，我可能更想得多的是我自己有问题，也许就是一层窗户纸的问题，你要拼命去捅这个窗户纸。不是说，来这个房间你觉得不舒服你换一个。也许更多的是我调整一下我自己心态，我在这个房子里住得更加舒服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影视不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流程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我说的这个流程甚至包括很多手段、技巧在里面，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心态。康洪雷导戏，他的流程和手段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就是心态。”
很多人看了《士兵突击》后觉得他把男人的感情写得很突出，也是人们看了之后觉得最感人的。“也许在许三多刚进部队时候，他就想在军队要待下来，我就想着我要走。其实这在戏里是个一直存在的东西，可能是让这个戏有一点阴天的感觉，有一种随时要下雨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戏里的人比较善良，对他们最后的影响永远有一种离愁的东西。这倒是我有意的一种设计，这个会增加那种成长的东西，成长本身完全就是一种离别式的东西。”
一直都在谈论自由的兰小龙，其实他跟很多人不一样，他自己也承认:“也许我没有用一个当兵的法则来生存吧，也许我意识不到那种沉重。”但同时他也谈到了人的另一面，那就是尊严，一个人有了尊严才会有自由，许三多可能是他对自由的另一种表达，当许三多的尊严一步步树立起来的时候，他也就更加自由了。兰小龙说:“很多人都太容易投降了，自尊心不够。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些规则，甚至你知道你这些烦恼的根源都是来源于这个，最后你还要向它屈从。所以，变态的自尊心有时候是个好事情，我就不投降，我就按我的方式活。我到现在为止没服过，军队没有改变我，一点都没有改变，反而让我比以前更加夸张了。”不过兰小龙说，“许三多没有变态的自尊心，他比我可怜得多，他仅仅只是在自保，他只是有一种最基本的保护心态，他只能装作我听不见看不见。或者你们看不见我。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微笑，我拼命对你们笑，哪怕你们觉得我是在傻笑。很多观众很厌恶这种傻笑，包括我自己。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人在保护他自己，此外他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的。”
兰小龙反复强调，聪明和傻之间根本没有界限。
一件事让兰小龙知道了什么叫责任。几年前，团领导突然跟兰小龙说，一个月之内弄出个舞台剧，兰小龙说看资料的时间都不够。但是由于当时军队的文艺团体要解散，成败就在这个剧上，所以他只好从《士兵》里拿出一个片段，排成了舞台剧。没想到演出后军界反响很大，然后就进了国家精品工程。国务院和总政给了200多万元，让团里复排。“我们单位当时都傻了，从来没有见过，太夸张了。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团救下来，只要进了精品，这个团就救下来了。可是他们没把钱用在戏上，戏剧是贫困的，但是当时我们一下摆脱贫困了，200多万元排一个戏，这个戏可以很华丽，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华丽了，因为我们穷惯了。买一套音响，几十万元，买一套灯光，几十万元，整个舞台要重新垫高一层，把舞台做成斜台。我说，做舞台剧不要做这个，结果就差0.1分就成了精品。第一年没进去，第二年又没进去。甚至外面的人来谈合作商演，都没法挽救这个团。最后就是看着这个团散掉了，到今天我觉得散掉是好事，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已经有了更大的自由，因为我找到一种更大的责任，这个东西永远是成正比的。”兰小龙说。
别人与自己
许三多这个形象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立志的标杆，但是兰小龙不想他塑造成的许三多被误读成一个坚忍、奴性的形象。“我不愿意给自己找一套生存哲学，然后按照这个哲学活着。”但事实上许三多确实把人们拉回到原来最基本的做人法则上了，人性最本质的一面是什么。“我不相信会拉回，但是我想他在受挫的时候会想起来一点，得意的时候想不起来。可能老板希望员工想起来，但是我想不太有可能有哪个员工看了这个戏以后觉得我要为老板做点什么，这个可能性很小，而是老板看了以后觉得我应该用这个东西教化一下我的员工。但是我想，在他很顺的时候，他能想到的是拿这个东西给别人看，而不是给自己看。”
《士兵突击》让王宝强成了明星。不过最初兰小龙并不看好王宝强，是康洪雷的坚持，兰小龙不明白怎么能让一个没有受过军人训练的人担任主角。不过到后来，兰小龙彻底认可了王宝强。谈到王宝强和许三多的关系，兰小龙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宝强比的话，许三多是个非常幸福的人。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人来指点你啊，虽然宝强说他第一个戏就是他的史今，其实我倒是觉得那是他的老马，可能冯小刚是他的史今，可能康洪雷是他的袁朗。我特别不喜欢这么对应起来说事，因为没人那么去指点你的。没人那么说，真的是靠一个人的悟性。这个戏一播出，很多人说哪有袁朗那么完美的人，哪有史今这样善良的人，有没有？太有了。我想宝强现在的状态，那个‘钢七连’已经解散了，我非常希望他能够走到老A，然后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得非常自由。许三多的自由绝对不可能是提干什么的，他一定会回家。当回家时候，他有一颗非常自由的心就可以了，我希望宝强也能那样。他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傻根是他的333个大回环的话，《士兵突击》不过是他拿了满墙的奖状而已。很多专业演员就是阴沟里翻船的感觉，奖状拿了一满墙，接着来的是很多的名利，你就晕吧。宝强现在还是有点晕，但是晕完以后我希望他厌恶那种东西，晕完以后，他会是自由的。他如果迷在这种晕里面，他就被这种晕给毁掉了。所以我说他现在是‘钢七连’解散之后，你没有目的了，你没有目标了，我希望他很快就能找到这个目标。也许他比我想象得更高明，他有目标。我觉得宝强就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小孩，他不知道北京什么样，就想来北京看看。刚来时候觉得北京多好啊，太好了，我再也不回去了。然后有一天，他看烦了，北京就这样，我就回去了。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他最后能不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如果能，我羡慕死他了。”
兰小龙的同学，另一个编剧史航说:“他在《士兵突击》里勾勒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和他想象中与朋友之间的那种状态。”- (实习记者刘心印、罗丹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袁朗，被很多人称为完美男人
康洪雷：说大实话办大实事得大实惠
2007年11月22日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王小峰 实习记者◎刘心印
康洪雷给人的印象并不像个导演，他没有娱乐圈里人的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习气，他甚至有点理想主义。他熬了15年，才当上导演，他是目前少有的还在写分镜头剧本并且在后期制作盯到尾的人。他7年拍了6个电视剧，在影视圈也是很有知名度了，但现在他在北京还买不起房子，因为他的“出场费”并没有因为他的名气变大而增加。把他这样的人放在一个名利场一样的影视圈里显得有点不协调。
三联生活周刊: 《士兵突击》没有“佳构”得很复杂，在没有那些商业要素的前提下仍然受到很多人喜爱，当初做的时候怎么想的？
康洪雷:其实我做这个戏有一个动因，我老想让人们对这个行业，以及对这个行业的人尊重起来。我觉得不是业外人士心胸狭窄，不够宽宏，是我们自己做得不好。我并不想在这行里，干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只求一个尊重。生活中，我经常会遇到好多我的朋友，会对我这样说:雷子，能不能给找两个女演员啊?今天晚上坐一坐。我说你再说，我大瓶子削你。后来我想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告诉他们，其实这个圈子不是这样的。你说一万句也没用，没人相信你。说一万句话，不如放一个东西给他看。再一个，我老觉得，你给人看的东西，你的态度，你的所有东西，你要诚恳。我觉得诚恳在今天的社会里很重要。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连你问“吃饭了吗”，他都得眼睛在眼镜后面转三圈再回答你。工业化在迅猛发展后，人们这种技巧性的东西更多了。人们在社会上打拼的时候，更多学会了技巧，应对你的上下级，应对周边事务，应对这个社会，其实很累。所以就出了那么多的书，人际关系的多少条，人际交往的多少技巧，与上下级关系的36计，我对这样的书很担忧，我觉得可不可以不用任何技巧，就能达到你心中想到的那个地方。
通过我自己这么多年的实践，我觉得是可以的。这可能是我的个例，不是范例，但我相信个例是有它的说服力的。这个东西也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但苦于找不到一个平台来承载，恰巧有小龙这个剧本，他用了一个最底层士兵的视角，通过这样的人来反映社会的价值观、人际观、处事经验，以及你用什么样一种态度和技巧来走向一个陌生环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载体，所以我非常愿意在这个载体里，把我的经历以及我对社会的认识表达出来，所以就有了《士兵突击》。就有了许三多，就有了成才。
三联生活周刊:现实中可能更多人都像许三多，地位卑微，只不过电视剧中他是很憨厚很傻很一根筋。
康洪雷:现在很多人通过这个戏被感动了，甚至莫名其妙地感动，你让他用一句话来说，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是这样？我总觉得许三多是我们十几亿人当中最真实的自己。他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那个忠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知道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穿的是几件衣裳;也知道我们扔了多少，但是扔在哪里，我不知道。回过头一看，我从家来的时候那些特别柔和的，甚至是特别让大家心里舒服的东西，现在在我们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了。原来我们被那么多西装革履，就是过去你想都不能想的东西覆盖着，你扒开这些东西看，你还是你，你还在，你那个影子还在。你对那个东西其实很眷恋，为什么？它是爹妈赋予你的东西。爸爸妈妈教育我们要说实话，要做一个好人。我相信每个父母都这样讲过，我们都无所谓，没当回事。但这个东西可以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深深录在你心里。当有一天，某件事情触动你，那个盘打开后，你觉得特别暖。我相信每个人心里有一个这样称为“净土”的地方。我把这东西打开，放在外面，让我们每个在现代化社会里拼杀的人，看到了那个最真实、最柔软甚至最柔弱的自己。于是，突然产生了共鸣，甚至产生了伤感。忽然回望刚刚起步那时候的我，突然发现我是那么可爱，那么坚强，又是那么的悲惨，甚至那么的无辜。我用我所学的技巧，我所学的东西，把我那东西掩得那么深。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成长经历也是这样变化的？
康洪雷:我感觉我那个东西丢得不太多。不太多的原因，是我后天比较自觉地在抵抗这些，也比较自觉地尽量去逃离一些喧嚣的都市。因为我的家在内蒙古，我会有意识地告诉我自己，没事别在北京待着，能回去则回去，因为那地方有很多朋友谈很多生活的事情。我觉得似乎比在这个地方舒服，所以我经常会跟我所有的朋友说，明天我要去打仗了。他们特别清楚我要干什么，就是要来北京工作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一些你必须按某种你不喜欢的规则去做的事情，那你怎么办？
康洪雷:这种时候非常多，我选择离开。我宁可不挣这份钱，我宁可让自己的生活可能不如大家一点。离开以后可能后悔，可能会掐掉你幸福的一条线。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随着时间过去，你发现被你拒绝的人并没像你想象的那样离开，当他有一天需要你的时候，他一定还会找你来。这让我觉得，你真诚地表达你的态度，好像不太会伤害你的前程。最早不是这样，最早还是很担心的。因为我们毕竟身单力薄，你要依附一些有成就甚至是有能力的人，借助他们达到你想达到的高度和距离。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世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冰冷，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特点和能力。你自己这个特质，自己必须很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生活的这种理解，具体到这个电视剧上有哪些体现？
康洪雷:比方说，许三多走向军营，很多人不待见他，甚至羞辱他。可是他依然用一张笑脸，用钝钝的方式来抵抗这种羞辱甚至攻击，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它就跟矛和盾的关系，做矛还是做盾，其实中国儒家文化告诉了我们很多四两拨千斤，甚至欲擒故纵的道理。我觉得这东西很好，包括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矛和盾在我看来是一样的，一个是攻击一个是防守，盾比矛可能会长久、韧劲更大一点。我为什么叫“突击”？其实是突击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在突击我们自己。到底是突击你形成的这个观念，还是突击你从娘胎里带出来的那个东西？它都有这种含义在里头。
三联生活周刊:在为人处世上，相比矛，盾的境界会更高一些？
康洪雷:中国从老子、孔子起，一直通过以身作则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使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它像我们的基因一样，用不着你去显露，它都会在里面隐藏活动，只是这个东西你没注意，当你注意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们身上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能量。我们放弃那些我们看到的或者学到的技巧，我们用身体里那个东西，把它慢慢地捋清楚以后，我们同样在这个社会上拼杀，同样取得让你累而又累的那个技巧和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是很多出版物、影视作品，更多地去炫耀这种技巧，许三多这个形象，告诉了人们，你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康洪雷:一定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影视作品，没有这种钩心斗角，好像不成为矛盾焦点。人们不在一块儿用一些谋略，不称其为有智慧。我真的不这么看，我每次拍戏前，都会把我批得体无完肤，所以我有《激情燃烧的岁月》我还有《青衣》，我一定180度转一个弯。所以有时候把自己批得战战兢兢，明天要干这件事情我都不会干了，这是我真实的心理状态。后来我觉得这挺好，它会让你战战兢兢地对待每一件事情，不会用你所谓的经验。我觉得惯性会害死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的这些都是性格体现，生活中要坚持一些原则。
康洪雷:就是面对所有困难，包括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想就是用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幽默，掩饰你心中的伤感和愤怒，然后用你最好的态度工作，往下坚持，等待着。只能这样，因为你不想走别人那样的路。我发现，当你坚持一件事情，努力坚持着，用最快乐的态度来坚持你干的这件事，总会有一个好结果，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把自己这些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放在这个戏里，我让许三多这种坚持，用一种永远的甚至卑微的笑容迎接所有对他的冷嘲热讽、谩骂、恐吓。让人知道我用这样方式一定可以在军营里存活下来，用这种方式一定可以赢得他们。因为坚持是伤感的，是悲壮的啊。
三联生活周刊:你骨子里也有一种许三多身上的韧性的东西。
康洪雷:肯定会有，否则的话，你怎么可以到这样。《水浒传》我当时做副导演，拍了2年7个月，天天是大场面，每天早上，我出门前，就大声问自己:康洪雷你今天是快乐地过一天，还是不快乐地过一天？我会回答:快乐地过一天！然后，一拉门走了，一天快乐！你不这样，怎么办呢？每天迎接的是成百上千的群众演员，你必须在里面来回来回地忙活，完了一看剧本，还有好几本没拍完呢。人家导演是在搞艺术，副导演就是剧务，承上启下，把导演的所有指令具体化。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情绪推动你，你怎么干完啊？所以我说精神力量很重要。我们内蒙古有一个特点就是喝大酒，你回去要不喝？等着吧你。怎么了？到北京当导演了，酒就不喝了，拍俩破戏就不是你了？咱不能这样啊，喝呗。
三联生活周刊:从兰小龙那个剧本到最后拍出来，人物形象上有没有改变？
康洪雷:没有。小龙写这个剧本我觉得好在哪儿？他能有巨大的悲悯情怀，写的我们基层连队的每一个人，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会有嫉妒或者对人不屑。许三多这个人为什么让所有人忘不了他？你看他来气，可你忘不了他。这个人这么傻，他怎么能这样呢？但是你再仔细想想，因为他身上那些品质是爹娘给你的那些东西，我称它为原生态。就是这个东西在今天这个社会上行不行，拿它能不能对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能的。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需要有技巧。当你走向成功的最高平台的时候，绝不是你的知识、技巧更不是你的人际关系，它一定是你最本质的东西决定一切。
三联生活周刊:那是不是应了那句话，傻人有傻福气？
康洪雷:我相信是这样的，所以说，说大实话，办大实事，得大实惠。这我都是有体会的，不是凭空瞎说。我所有作品一定是我眼里看到的，我身体里感受过的，我告诉大家。否则，不是伪善良和伪崇高吗？观众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你东西是不是真诚的，这个绝对瞒不了任何人。所以，刚才我就说，我们干什么都要诚恳。你中学文化你就说中学文化的事情，你研究生再说研究生的事情。我就这么认为。
三联生活周刊: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许三多，可能都会像成才这样为人处世，做任何事情，希望找到一个捷径，然后达到一个目的。
康洪雷:我始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的，拔苗助长不行，规律毕竟是成千上万人用生命和教训总结出来的。我们是成年人，我们应该可以看清什么可以走捷径，什么不可以。这个心态就是我都不爱说的那4个字，叫“急功近利”。所以好多事情，我们一边骂着社会，一边向它妥协。如果你骂，那么你别妥协。
三联生活周刊:人可能会觉得照你这么说，这也太累了，能有一个捷径，跟一条漫长的道路比，当然会选择捷径。
康洪雷:这个我特别同意。比如说捷径，你看我在戏里说成才，我没有批判他，我只是把这两个现象放在里头，你来看，剧中人来说，我们来评判。人家选捷径没错啊，人家选择的结果是很高尚的一个行业啊，要到一个艰苦的军营来，人没说到一个政府部门或者说到一个外企去、关键部门去、挣钱的地方去。没有错，他也在选捷径，就是说让两个人同时走，你看哪个人走得更远、走得更韧。我只是想说这个，因为我们不是想走得远一点吗？我们老说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蒙蔽，要看得远一点。那我想许三多会走得远一点、长一点;像成才这样的人，当他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把那些特别急功近利的心劲收一收的时候，他要比许三多走得远得多得多，因为他很聪明、他很智慧、他很今天。就像袁朗对他说:你要比三多走得远得多。
三联生活周刊:《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士兵突击》都有一个特点，慢热。
康洪雷:还是一个习惯问题，我们现在社会上，他们称它为是另类。我后来说它不是另类，其实我拍了一个很老的片子，很传统的片子，很诚恳的片子。只是没有你们大家说到的那些元素，那种习惯性思维和写作方式和对影片的表达方式。我不认为这种习惯是好习惯，所以我跟所有人说，尽管我给你做了一个片花，我说你别看，因为片花是唬人的，我希望你看我的全剧，这样对你负责，对我也负责。《士兵突击》我请了很多人来看，好多人看了好几遍才签了合同。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士兵突击》对今天在职场打拼奋斗的人起着什么作用？
康洪雷: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是团队精神，我也看到过很多事情因为团队出了问题，而使一个本来可以成型的事情失败。对于在团队中的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取舍，为了一个正确的事情，我们可以放弃一些个人的、性格上的东西，为了这个正确的事，我们甚至可以放弃一些我们坚持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从另一个角度，是不是同时也体现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
康洪雷:我觉得竞争、淘汰这些特别重要。很多准备入伍的年轻人也问我，将来我们到了部队会不会遇见像“钢七连”这样一个环境，会不会遇见史今、袁朗这样的人？我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在于环境是怎么样的，关键是你做什么人，你做成许三多这样，身边就会有史今这样的人。你做成成才那样，就会有袁朗这样的人出现，你做成什么样的人就会相应遇见什么样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戏也在讲一个人尊严的形成，这可能是每个人在成长需要面对的。
康洪雷:这个戏告诉人们要怎么修正心态，特别是在逆境、困难和羞辱中，我们怎么在自己心理上接受这些。我们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我们每个人多少能在他们最困难时候给予一些帮助，但这些帮助未必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当一个人沮丧到极点的时候，一个温暖的笑脸可能对他很重要。尊严如果是别人给你的，说明这个民族是非常文明和发达的，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一个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突然转入一个关心民生民意的时代。我们的发展才刚刚起步，怎么可能完善到人的灵魂当中去？所以尊严是自己给自己的，在长时间各种打压下还能保持尊严，别人一定会对你的尊严有所尊重。
三联生活周刊:听说你现在还没买房？
康洪雷:没买。现在都以为这个导演拍出那么多戏，名气响当当，赚的钱肯定非常多。其实我的酬金不多，说出去人家都不信，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投资方谈过钱的问题，因为我喜欢干。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不通过报酬来证明自己？
康洪雷:人都有弱点，我羞于谈这个，这也是我的一个弱点。我也明白报酬可以证明我的工作价值，但我越不过去，越过这个台阶需要时间，到现在我还没有越过。-
五六一，一个活得非常认真的人
王宝强传奇
2007年11月22日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马戎戎 陈超
《士兵突击》播出后，没有人再叫王宝强“傻根”，他变成了“许三多”。在王宝强看来，相信《天下无贼》的“傻根”是个理想人物，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许三多”更接近他本人。然而，他说，比起“傻根”和“许三多”，他更现实。
2002年春天，北京某处的建筑工地上，一名工人腰上的呼机忽然响了，他停下手上的活计，低头看看腰间，喊出一个名字:“王宝强。”
在匆匆赶去公用电话亭的路上，这名叫做王宝强的瘦小工人还不知道，这将是一个改变他命运的电话。在此之前，他是民工、“北漂”，北影厂门口50元一天的“蹲活儿”的。而在此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电话是《盲井》剧组打来的，通知王宝强去见导演李杨。之后，他得知，自己将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一个进城打工几次被骗的少年。同时，他拿到了500元钱的预付片酬。
“500块钱啊，我激动的呀。”说起500元拿到手上的那一刻，王宝强的声音依然带着一丝颤抖。
对于2002年的王宝强来说，500元，是笔大钱。
2002年，王宝强16岁，已经在北京漂泊了两年。和很多漂在北京的人一样，他和另外5个人在一个煤场旁边租了大杂院里的一间房子，房子朝北，年久失修，墙上的墙皮都脱落了下来。上厕所很麻烦，走出院子后，还要再走200米。租在这里，图的是便宜，6个人，一个月才120元。为了找活儿方便，6个人一起凑钱买了一只数字显示的BP机。
王宝强到北京，是为了拍电影。1992年，他看了电影《少林寺》，当下就决定去少林寺。王宝强说，当年村子里要去少林寺的不止他一个人，只不过，别人去少林寺是为了学武功，他去少林寺是为了拍电影。
“我就是许三多”
王宝强的家，在河北省南和县，离邢台市不远。王宝强如今的家，离公路只有十几米，周围的房子以农村的标准看已经很气派，但与王家一比还是相形见绌。“这是宝强成名后给他父母盖的。”邻居的语气中透着羡慕。据邻居说，这房子仅装修就装了两三年，去年他父母才正式住进来。
家里的老房子依然保留在村东头。“那时候家里穷，他(王宝强)爷爷只有5间房，却有4个儿子，我们家当时只分到1间。”王宝强的母亲说。他的父亲后来靠着在村里帮别人盖房子，攒了一点钱，盖起了现在看到的老房子，“那时候盖好了都没钱吊顶，抬头就能看到大梁”。
王宝强出生时候，家里已经有1子1女。他的童年就像其他农村孩子一样不被人关注，在母亲的记忆中:“他的衣裳都是捡他哥哥姐姐剩下的。”
第一次读《士兵突击》的剧本时，王宝强说，他觉得非常压抑。他问身边人:“编剧是谁，我要杀了他。”“杀了他”，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王宝强真的感觉，剧本里“许三多”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他说，整部戏里，他自己最被打动的，是农村部分和新兵连的部分。
“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家里条件好的孩子就会欺负我，我觉得我小时候和许三多小时候很像。”王宝强说。
《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的父亲总是看不上儿子的“弱”，他教育儿子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王宝强的父亲曾经当过军人，王宝强从小没少挨他的打。
打，像拉小猪一样被爹拎着一条腿从路上拉回家，一把摔在院子里，立刻吓得连哭都忘了。拿着鞭子打，被赶车用的马鞭子抽在身上，印子一星期都下不去。挨打的原因是倔，从小就是气性大的孩子。6岁那年的农历九月，跟着母亲去邻村赶集，看上了一件褂子，母亲不给买，就坐在摊位前大哭大闹，直到母亲答应了才罢休。母亲要去哪里，他也要跟着去，不让去，就闹，就哭。母亲偏疼儿子，可父亲就看不惯这倔。中国传统家庭的教育方式，棍棒底下出孝子。王宝强想去少林寺，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样的幻想——学会了功夫，看谁还敢打我。
8岁的孩子去少林寺，父母原本不同意。可是王宝强倔，挨打也要去，还主动帮父母干活。另一个原因，是家庭经济。王宝强说，那时家里只有6亩地，却有3个孩子，3个孩子各自差2岁，大哥已经是12岁的少年了。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人，除了这几亩地，没有任何别的收入。也许，父母有这样的想法，有个孩子出去学学也好:“干出来最好，干不出来也无所谓。”王宝强这样猜测父母的想法。
最快乐的时光
一到少林寺，王宝强就拜了一名师傅。
拜师时候，释延宏还是少林寺的一名武僧，如今释延宏已经带着自己的弟子创立了少林寺护寺功夫院，名片上印着“少林寺护寺武僧总教头、少林寺第34代功夫传人”等头衔。他收徒讲究“缘”，用他的话说，能成为师徒，说明“缘到了”。也许正因这样，他的护院武僧功夫院并没有公开招生，拜入门下的大多是通过介绍。“师父事先还要摸骨，看这孩子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学武，然后才决定是否留下。”陈亚楠解释道，他如今已经是师门中习武时间最长的弟子，师父不在，就由他指导师弟们练功。
提起王宝强，释延宏立刻说:“这孩子聪明，学武特别快。”入门的时候，释延宏就认为王宝强骨脉不错，很适合学武。当时他还没有创办护院武僧功夫院，就带着自己的十几个弟子在少林寺对面的山坡上练功。
入门最初3年是基本功练习，也是最苦的阶段。晨练是必不可少的，冬季在凌晨5点，夏季4点，他的弟子就要准时起床，周一和周二是素质训练，从少林寺跑到登封市区，再返回来，几乎相当于一个半程马拉松。有时又是从少林寺跑到山上的达摩洞，“那边的山坡这么陡”，陈亚楠用手比划出一个45°角，“跑着上去，还必须手脚并用爬下来”。而这样的跑步，刚刚是拉开韧带的准备活动。上午是训练、下午学习文化课，晚上还要将当天的训练内容复习一次。下盘是功夫的基础，腿功就是他们开始训练的主要内容，每天都要踢腿、劈腿，马步、虎步、扑步，训练量一点一点增加，“每增加一次，第二天浑身都疼”。陈亚楠回忆自己练功之初的感觉。
学武自然免不了挨罚，陈亚楠有一次跑步慢了，被师父罚扎马步，一扎就是3个小时。有时徒弟调皮，释延宏也会用体罚惩戒。王宝强说，当年自己有时被打得急了，也会幻想种种报复手段。但是王宝强从来不跟父母说起自己练功受的苦，偶尔跟嫂子提及，被嫂子告诉了母亲，他却没事人一般说，“听别人说呢，没事”。
3年之后，就开始学习各种拳法套路，陈亚楠称之为“好学难练”，“学动作、招式都很容易，可是每个招式都有很多讲究，比如说出拳，右手出拳要有很快的速度和爆发力，同时左手还要化解对方进攻，抻拳，一抓一钩，把这个最简单的练好都不容易”。王宝强学习套路进步很快，释延宏也夸他“悟性不错”。
在少林寺的6年中，王宝强只在过年的时候回过家。“我和他爸一次都没去少林寺看他，去一趟还得花钱。”他母亲说，“他写过两三封信，可是我不认识字。”他姐姐透露:“宝强寄回一张相片，剃了光头，穿着和尚练武的衣裳，露着一只胳膊，我妈一看就哭了。”
然而王宝强说，他觉得人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少林寺。
“北漂”就是新兵连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少林寺学习武艺的，大多是农家子弟。“孩子们现在辛苦，将来能有一个好出路。”这是释延宏经常说的话。这些出路里包括进部队担任教官、影视业的武行、进入少林寺武术表演队、在国外开武馆等等。王宝强14岁离开了少林寺，临行前，他跟师父释延宏谈到自己的家境，“他说自己家庭条件不太好，想去做影视行业”。
2000年，身上带着500元钱，王宝强来到北京。第一站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
“看见电影厂门口有那么多找活的人，可高兴，觉得特别亲，觉得大家都是同行。”王宝强说。
第一天，没找到活儿，晚上被人骗去一家地下室，一张床位，一晚20元。后来，他一个月的房租，也才20元。
第二天，没有活儿。第三天，还是没有。初来乍到的王宝强，蹲了半个月才等到了第一个群众演员的角色:穿着大褂在明清一条街上走一遍，走完下场，就像《喜剧之王》里周星驰苦苦企求的那种角色:“完全看不到的角色有没有啊？”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怎么等，也等不到一个角色。他学会了在人群里奋力向前挤，学会在人前展示自己少林寺里学来的功夫底子，学会忍受所谓“同行”的冷眼，但是机会总是迟迟不来。后来才知道，“蹲活”也有蹲活的规矩和技巧。很多有经验的群众演员根本就不用整天蹲在电影厂门口;他们都认识“穴头”，很多挑演员的副导演不去厂门口，只要找“穴头”就可以。
日子一天天过去，带来的500元要花完了，没有龙套演的日子，他只能和同住的伙伴去建筑工地打零工，一天25元，包吃不包住。
理想没能实现，打击不断袭来。“没出名时候，被人说得狠着呢，说啥的都有。”王宝强说。同伴劝他放弃:“说我长得不好看，说你又不是李连杰、成龙，又没拿过武术冠军，你说拍电影，你有什么条件？你又没有关系什么的。”有一次找到了包月的活，一个月300元，包吃包住。擦玻璃时不慎把洗手台子打碎了，要赔，一个月的活全白干了。
“《士兵突击》里有一句关于骡子和马的台词，我从那时候就知道，我是骡子，不是马。”王宝强说。
不是马，就得加倍努力。有时偶尔能接到武行的活计:被人扣住手腕，从梯子上摔下去。有经验的老武行是假摔，他是真摔。导演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很真实，这条过。”他已经摔得浑身都青了。最痛苦时候，王宝强带着满身伤，绝望地躺在工地的房间里，望着天花板。《士兵突击》里有一场戏，许三多一个人躲在坦克车里不愿意出来:“那天我发现了战车的另一个用处，你可以把自己关在里面，假装世界上除了你没有别人;假装你已经死了;我后来经常想起那个失败的晚上，我想如果不出来，我的人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王宝强说，演这一段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是他当年躺在工地房间里的心声。
从2000年到2002年，王宝强一个电话都没给家里打过:“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脸给家里打电话，自己没混出来。”“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我的父母，我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再回到老家再生存下去，但是往前走确实是不知道，全是黑的，你看不到光明，一点儿意向都没有，就不知道，完全就是摸索。”
贵人来了
2002年冬天，王宝强终于给家里打了来北京以来的第一个电话，用的是小卖铺里的公用电话。开口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好吧，庄稼怎么样了？”电话那头，家里人立刻骂了过来:这么长时间不跟家里人联系，以为你死了。骂完，两边都哭了。
那时他已经拍完了李杨的《盲井》。
王宝强说，李杨是他生命里的第一个贵人。他还是习惯把自己的生活和许三多对应起来:“《盲井》像是史今，把我带入部队;《天下无贼》像是袁朗，让我真正知道演戏是怎么回事;《暗算》让我在演技上有了突破;《士兵突击》让我真正奠定了位置。”
李杨看上王宝强，是他身上的质朴本色。李杨是反对学院派表演模式的人，他觉得，王宝强之所以后来能脱颖而出，就因为他“很贴近观众”。
在李杨看来，王宝强很“努力”:“他是草根阶层出身，生存不易，所以知道珍惜每一个机会。”而《士兵突击》的编剧兰小龙也说，他特别羡慕王宝强成长经历当中曾经有过在北影坐冷板凳的经历，很少有人从年轻时候就从零开始的这种状况。
《盲井》里有下井的戏，几百米深矿井，要求演员真的到矿井中去表演去拍摄。很多演员都放弃了，而王宝强真的下了井，真的坚持下去了。李杨很感慨:“这行里聪明人太多了，很多人拍电影就是为了成名，就是为了赚大钱，遇到危险就跑了。可是王宝强没跑，那时我觉得，这小孩行。”
在王宝强看来，他能够得到《盲井》的机会，只有两条：一是坚持，一是相信。
王宝强不否认幸运的存在，但他认为，除了幸运，自身努力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自己还算是个勤快的人:勤跑，勤打听消息。《盲井》剧组招人的消息，就是他打听来的，听到了，立刻就放下所有的活跑去面试。
做演员，一个很大的开支就是拍照和印照片。生活已经很苦了，但王宝强从来没有省过印照片的费用:“第一张可能白洗白送了，第二张也白了，但是第100张，第200张呢，也许人家挑中的就是第200张。”
王宝强说，他从没学过表演，所以他在片场只有一条，相信导演，导演让怎么演就怎么演。“拍《盲井》时我啥都不懂，拍《天下无贼》时更不用说，冯小刚那么优秀的导演，按他说的演就没错。”
《盲井》是低成本电影，演员拿的都不多，钱都放在制作上。王宝强说，当时他拍这部电影时，根本没想片酬问题，也没想上没上保险，只觉得这是个机会，一定要抓住。《盲井》的拍摄中，资金出了问题，很多人都跑了，也有人劝说王宝强走，但是王宝强没走。
王宝强说，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跟人要什么。以前跑龙套，穴头通常都会在演员费用上卡一手，但王宝强不争，给多少是多少:“你跟人家争，人家就不用你了。”后来出了名，就不用争了:“到现在，位置在这里了，你不用争，人家也会给你。”
从少林寺出来以后，王宝强的脾气就不那么倔了。“在家里倔，有爹娘让着你，出来了，谁会让着你？”在剧组里，王宝强不是爱说话的人，也不扎堆。正在拍摄的电视剧《烈火男儿》在广州一处消防大院培训，在班长眼中:“王宝强不爱说话，当然你跟他说话他也说。”
然而训练场上的王宝强其实是紧绷着的。有一个项目是学习穿衣服，消防队员们必须在十几秒内把衣服穿好。别人训练的时候，王宝强就蹲在旁边专心看，看完了等他上场，居然第一次就迅速完成了动作。
“对我来说，每一次机会都是最后一次。”王宝强说。他是个肯场下下苦功的人，他文化程度不高，所有台词，都翻字典来注音。别的演员是拍一场戏记一场戏的台词，他是提前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这样方便导演调整。”刚开始时候，记台词要花好久好久，后来记得就越来越快。
2003年，王宝强以《盲井》在台湾地区拿到了金马奖。冯小刚是看了《盲井》之后找到王宝强的，因为很多明星都有档期问题，冯小刚先问王宝强:“4个月行不行？”王宝强连连点头说:“行，行。一年都行。”《天下无贼》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傻根”在《殷商传奇》里成为哪吒。《暗算》里成为天才少年阿炳，在《士兵突击》里成为许三多。
王宝强说，他非常感谢这几部戏的导演:“以后只要是他们的戏，他们让我演死尸我都去演。”《天下无贼》拍完，他觉得无以为谢，就从家乡背了一袋小米送给了冯小刚。
对于王宝强来说，他现在要非常努力去做的是，怎样才能继续保持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他说，他自己是“摸着底走上来的”，拍戏时候，他依然最能吃苦。拍《殷商传奇》，所有撞在墙上的动作，都还是真撞;拍《士兵突击》，许三多在剧中做了333个腹部绕杠;拍这段戏时，王宝强没有用替身，伤了手，大拇指上掉了一块肉，腰扭伤了。
他对金钱的态度，基本还是:“挣了钱就给家里，自己留下够花的就行。”但是许多变化在悄悄发生，有时令他困惑。
成了名之后，应酬场合就多起来，喝酒就成了难题:“我一直不太会喝酒，但很多场合，你不干了就不行。”他成名后，去少林寺，去北京，一下成了家乡子弟的热门出路，很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他也实在帮不到这么多人:“我最多只能做到帮他们介绍。”
他忽然发现，他的时间也开始紧张起来:“《士兵突击》之后，今年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每天都要接受七八个电话采访。我以前不怎么会说话，你看我现在能说了吧，都是采访练出来的。”此外，还要录歌，录广告，上新戏??2000年，他来到北京时候，买的是站票，没少被别的旅客翻白眼，当时，他想，有一天有钱了，一定买一张坐票。现在，他坐飞机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2006年，王宝强还回家帮家里收玉米;今年就不可能了。他说，今年的春节，他想带父母去海南。他觉得，人生最美的事，就是终于向父母证明了，这个儿子没白养。那些混在北京的日子里，这是他最大的压力，也是他最大的动力。
王宝强说，《士兵突击》是他入戏最深的一部戏，许三多是什么样子，王宝强就是什么样子。《士兵突击》的后半段，人生的残酷真相逐渐向许三多展开，在竞争的压力下，许三多杀了女毒贩，也看到了自己的成功给别人造成的压力。王宝强说，这也是他一直在想的一场戏。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如果有一天让我再碰到这个，我一定还会杀了他，因为我是一个兵，我相信第二次杀人的时候，肯定就不会像第一次那样，以后杀人肯定是不眨眼的，一样能磨练出来。只是你们没有看到第一次杀人时候的样子，这就是成长。”
王宝强说，他觉得拍完《士兵突击》之后，人就老了。因为看得多了，要应付的事也多了。事实上，在他看来，《士兵突击》后半段的许三多，已经比前半段老了很多。现在想起来，他觉得，拍《盲井》时，是最单纯的。
电视剧里，最后一句台词被安排由袁朗说出，只是不是对着许三多，是对着成才，他说:“路很长，比许三多还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