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法院和政府在给谁作榜样？
近来，内地孕妇赴港生子问题，成为两地关注的焦点。据统计，现在香港出生的婴儿当中，几乎每四人就有一人是内地孕妇所生。内地孕妇的大量涌入，导致香港公私营医院资源紧张，人手不足，床位不够，本地孕妇怨声载道。
追本溯源，这一问题的产生源自2001年的“庄丰源案”。庄丰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内地人，拿双程证入港探亲并逗留生子。孩子出生后交给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2001年，香港入境处要求将其遣返回原地。但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生的中国公民享有居港权。因此庄丰源的祖父竭力争取，将入境处告上法庭。最后，终审法院的五位法官一致裁定，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权。香港系普通法地区，此宗判例，为内地孕妇在香港生子进而让孩子成为香港公民打开了大门。
可以说，从法律角度看，今日大量内地孕妇涌港的尴尬局面，“罪魁祸首”即是庄丰源案的判例。那么当初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为何一致作出如此判决？其中原因，有法官们当时对于内地孕妇赴港生产前景的判断失误。判词中指出，“从香港回归祖国后至2001年的1月31日，每年约有555人来港产子，看不到港府被判败诉会导致大批人士立即从内地涌入香港，也不认为败诉后会令本港承担任何重大风险。”
但殊不知，日后情势的发展完全悖离了法官们的判断，他们低估了部分内地公民对给后代谋得一个香港公民身份的渴望，也低估了部分内地人规避计划生育政策生第二胎的决心，加之随后港澳自由行的推行，使内地人来港变得轻易，来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人数，从数年前的500多人，飙升至2006年的2万多名。
于是，一些社会舆论将矛头指向了法官当初的“误判”。但判决既已生效，无法更改，于是有人提议，从法律角度，有两条途径可消除庄丰源案“误判”的影响，一是提请全国人大释法，二为修改《基本法》二十四条中有关香港永久居民的定义，使得内地孕妇在港所生之子不得遵循庄案而成为香港居民，此为治本之法。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1月8日，在谈及是否应为庄案翻案以解决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潮的问题时，顶着“罪人”之身的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明确表态，为解决问题而改变裁决，是违反法治精神的。他强调法官会以不偏不倚，无畏无惧的精神履行职责。李国能强调，“假如法官现在解释(法律条文)为A，但因有过多不便等问题而改为B，这并不是法治社会的精神。”
面对法官和法院方面的立场，港府又是怎么一种态度呢？港府在终审法院就庄丰源案作出判决翌日，即表示尊重及以行政措施落实执行判决。事实上，即使政府方面心存杯葛，他们也无从置喙。面对法院已经生效的终审判决，政府官员一般都不敢妄评，更勿谈施加外力影响，即便是政府这样做有着民意支持。
应该说，香港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值得特书，但港府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法院终审之后他们本来还有一招来推翻判决，他们居然不用。这是一国两制体制下的特殊性，这一招就是依据《基本法》规定，港府方面可以使用行政手段，要求全国人大解释《基本法》。但港府在终审法院终局判决之前即表示，无论判决结果为何，均不会使用行政手段自行寻求释法以推翻终审法院的决定。
法院的一项依正当程序产生的判决，在已被证明有损当地社会和公民利益时，用不着被修正，法官也用不着道歉，甚至振振有辞地反对修改判决，政府部门也充分尊重法官，此案中，香港政治架构中对司法独立的尊重，可见一斑。表面上，香港社会是知错不改，而实际上，它是在择善固执，毕竟，一项社会事务遭遇眼前的麻烦总可以找到应对的办法，但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的法律的权威若遭到质疑，其危害将更为深刻久远。这就是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M·伯恩斯的一句话成为经典的原因——“作为依法平等审判的公正执法者，法官不应当依附于行政部门、立法部门、案件当事人、选民或法庭外的暴民。”
2007年01月26日 南都周刊 黄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