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在地铁上，和一帅哥并排而立（当然了，我没仔细看，脑海里自然是面目模糊，只是随意称呼），斜眼瞅见了他胸前的蓝色牌子。白衬衣、西装、suitcase，加上一个蓝绳绳的胸牌，不免有点儿怪怪的。人在大望路下车之后，我的脑子里还是深深地印着那个蓝色的胸牌。之后的路上，我注意了一下，脖子上拴着胸牌的人，所在多见。
我特别不喜欢胸牌这玩意儿，有时候因为活儿的原因，对方给我发一个破牌儿，我也是爱戴不戴的，为了避免麻烦，有时候会抓在手里。总觉得那玩意儿太奇怪了，让人想到一个些词——机械化、缺乏个性，等等。
有一次去SOHO现代城找东北大哥吃饭。在写字楼地下等了15分钟，才看到人家颤颤巍巍地下楼——他感冒了。定睛一看，脖子上挂着一条蓝色的绳，底下是一个蓝色的胸牌。说实话毕业以后，还没有在他单位见过他，见到这幅打扮，着实吓了一跳。东北大哥是他们的业务精英，工作时间应该来说很自由，但是看到这个胸牌，就让我想到了正襟危坐的分割式写字间：闷头在电脑前、打电话、抱着文件走来走去，脖子上甩着那块蓝色的胸牌。
忽然又想到，非典那次，我玩玩闹闹地要回家，差点出不了机场。妈妈翘班破例上机场接我（后来她说，她认为我会被拉去隔离，因此坚持要溜出来见我一面）。在玻璃门后面看到妈妈，穿着单位规定的制服（那年头，公务员都不容易），脖子上挂着蓝色的胸卡。。。妈妈也算是单位的“前辈”了，也在业务方面独当一面。说实话，我没有见过妈妈穿工作服的样子，更加没有见过她的胸卡。当时，我的鼻子酸酸的，想象着妈妈从工作岗位溜出来，连牌儿都没摘，就来接我。记得那一次，妈妈把我扔到家，又立马走了，去做抗击非典的工作，去隔离区安抚大家，还要负责给各个被隔离人员的单位打电话，传达政府的号召，让他们给这些因故矿工的职工照发工资。。。想到她那么辛苦，我真的心里不是滋味。我念上大学，很多人便说我父母可以“出山”了，然而，我这不省心的孩子，连走个路都跌跌撞撞，到北京的第一年，更是被那停水停电的梆子井弄得几乎神经错乱。
哦，门卡，我还要说门卡，有点激动地要流泪了。朋友的公司，便有门卡。每次进门都要刷一刷，算是一个key。某个夏天，我经常跑去他公司吃饭，吃完了饭就陪人发公司邮件——因为他把公司的软件狗给丢了，所以只能到公司发邮件了。门卡滴的一照，门就开了。他就是那么一个丢三落四的人。曾经他丢过n顶帽子，n次数码小电器，n次钥匙，当然也丢过门卡。最后还是因为卡包里面有名片，才被聪明有才的好心人送了回来。要知道，丢门卡可不比丢钥匙，麻烦着呢。高科技啊。不久前，我们的图书馆也开始刷卡进出了。不过，Amy的实验室早就实行这种制度了，以至于我每次去，都要等着刚好要进门的人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