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代与第六代逐渐成为一个死寂名词的同时，一群无法以代际划分的导演浮出水面，他们熟稔类型片技法，但又有着强烈的作者情怀，简单地说，他们懂得拍好看但又不庸俗的电影，他们是宁浩、陆川、曹保平、马俐文等……当然这里面也包含高群书。
这个粗壮的河北男人，因电视剧《命案十三宗》和《征服》崛起江湖，电影处女作《东京审判》又让他陷入他影视生涯最大的争议漩涡，但他的第二部电影《千钧一发》很快让他赢回了口碑，这部阴郁而又血性的电影，有资格洗掉大而无当的《东京审判》给他带来的恶名。
现在他与陈国富合导的第三部电影《风声》已经拍摄完成，这个在他前三部电影里就经历了骂名、掌声以及大片密集洗礼的导演，在记者面前坦率而从容，他说他现在“心态比较好”，但说过他看不惯的现象时，他还是难掩他的“愤青”本色，这时，他像他的电影一样锋芒必露。
采访、编辑/雪风
高群书与陈国富
■与陈国富在《风声》中是怎么分工的？
□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笑）。
首先剧本是他写的，他是筹备差不多时找到的我，我们在谈另外一件事的时候，突然问我，别人的剧本有没有兴趣拍，我说那有什么没兴趣的，当然有了。
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当今中国非常少见，因为这是他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项目，特别是他已经七年没拍过电影了，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胸怀。凭什么啊，大家素昧平生，当然他已经看过《千钧一发》了。当时也关心他为什么找我，他说觉得发现一个好的商业片导演，能把这部片子拍好，自己做不做导演无所谓。我说：唉！真是个奇怪新鲜的说法。
两人没有什么具体的分工，最开始我也关心，我来之后我能起到多大作用，用俗话说，就是咱俩别产生什么冲突，因为以前也没有合作过。
但当时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人家做了那个大牺牲，请你过来，咱也别太过份了，平时稍微退让一下忍让一下，把这个事做好，这是最重要的，再说，这个片子的酬金也非常低，这对我来说，是不太合适的，但是后来，国富想到了一些别的办法来补偿，我想大家做事吧，都是把它往好处走，有了这个心思，这个事情就好办。
从星座上来说，他是金牛座，A型血，是比较固执的类型，但幸好，我们两个都是抱着往后退，而不是说我要怎么着怎么着的心态，大家心态都比较好。
没开机之前，我们在有些事情上有一点点争论，主要是对剧本的一些处理，因为编剧是他嘛，其它没什么。基本上他要太坚持的话，我就不太坚持，因为在现场可操作的方法还是很多，没必要现在要把这个事情掰扯清楚，要怎么着怎么着的。我的理论是，电影是剪出来的。很多电影不好，都是因为剪辑不好，好莱坞就比较重视剪辑。
他基本上也比较放手，前期筹备、演员我们都一起商量，咱俩很多地方都能想到一块儿，比如一个演员，我们都是同时想到他的优点或者他的缺点、包括他的价钱。搭配这些演员和剧组人员的时候，认识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偏差，不会我说这人不错，他说这人太不行了。包括对电影和对社会上的事情的认识也都能沟通，这样做事方便多了。
如果硬是要严格分工的话，他像一个元帅，我就像一个大将，杀人放火，攻城掠地，都是我去干，他主要是做总体的把控。
现场我对他比较放心，他对我也比较放心，但平时，我们绝对不是一个风格的东西，这是真的，如果是在现场拍一场戏的话，我们绝对不一样。
■陈导有亲自执导的部分吗？
□比较少，在大连时曾经分过两个组，他拍过几场戏，我们回来一看，确实不一样。所以后来拍的时候，他说话比较少，都是我在拍，但他发现什么问题也会说。
■不同的文化背景是不是让你们制片理念不同？
□文化背景对这个片子的结果有影响，但对具体的制片方面没什么影响。比方说，观众到底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这方面两人有过不同的看法。毕竟，这种戏在大陆有传承的，对吧，从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再到现在的谍战片。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会让人的审美取向和兴趣点变得不一样。
■对于《风声》，你紧不紧张，因为我觉得这对你是一部很重要的电影。
□到目前来说，还真不紧张，我紧张的是我的设计能不能得到彻底的表现，如果得到最彻底的表现，票房不是问题，我认为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看最后用的好像都是华谊的演员？
□华谊也有好演员啊，好多人问我，这是不是一种妥协啊。不能这么考虑问题，人家投了资，在同等条件下，为什么不用人家的，再说，你不用周迅，那用谁，别说是华谊，不是华谊我还想用她呢，李冰冰也是。这是目前国内最优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也考虑过国外的，老板可以说投资无上限，但我们不可以真的照着这个去做啊。我觉得那个角色汤姆·汉克斯比较合适，您真的弄一个汤姆·汉克斯吗？（笑）
为什么这么费心地打造这些演员，因为我有一个想法，以前的大片，没有刘德华，梁朝伟你敢说大片吗？哪个没有港台那些顶级的腕儿，张艺谋都不敢不用。大陆演员撑不起票房——这应该是个共识了，但这次我和国富这部戏全是内地的，苏有朋是台湾的，但他一直在国内。我就不相信，这些明星不能成为影响票房的人，我们这次要证明他们的票房价值。
珍爱赤诚，远离虚荣
■你前两部戏，《东京审判》和《千钧一发》投资都不大，对这次拍这么个大片有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大片小片都是一样的。我是受毛泽东思想熏陶长大了，毛泽东说过一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麻雀也有神经，也有五脏六腑，也会喝水洒尿，也会性交。别把大片想得那么可怕，每一个东西都有他的共性。不一样的是，大片的接受面比较广，照顾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我保持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态去做事情。我们不要用资金去吓唬人，现在很多人是拿资金去吓唬人，说老子牛B，拍了一个多少钱的电影，好像多大个事儿。说老实话，这种事是很幼稚的。
■现在这是一种风气啊。
□对我来说，大片小片中片都无所谓，我拍得最快乐的是《千钧一发》，然后《风声》我也拍得特别快乐。不要吓唬人，用心去做每一个细节。资金多，照础的细节多一点点，资金少，好吧，我就把这个桌子做好就完了，别考虑床，床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资金多，我就做这个房间。资金是外延，它不是内涵。
■你对拍大片没有那种虚荣感吗？
□我跟你说句老实话，我在这个行里，已经呆了20年了，88年就入行了，我对这种东西已经不像那些刚拍电影的人那么敏感了。很多人瞧不起电视剧，但我现在特别感谢电视剧，我拍电视剧是用最低成本起家的。当年我们拍《命案十三宗》，一个系列剧，是按电影的形式去做的，特别低的成本，我们拍得特别快乐，一共花了100万，一把卖了420万，挣多少钱？当时就是地下电影的风格，只是我们没有走地下电影这种方式，或者拿胶片把它做出来，而是拿磁带去做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拍成电影，拍成了你的社会地位就高吗？我这种不是学电影的外来户，对这种东西我不屑一顾的。
无论这个东西用胶片来表达，用舞台来表达，用纸来表达，对我来说，真是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适合用胶片就用胶片，适合用电视剧就用电视剧，适合舞台就做一个话剧，适合文字就写一个书或者一篇文章。凭什么你胶片就怎么着怎么着，这是很可笑的事儿。
■这应该是一种情结吧。
□我没这种情结（笑），当然要让我选择的话，我首选是拍电影，但主要是表达的有效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关系，跟别的没有任何关系。你说我这个年龄让我回去拍电视剧去，三个月时间，拍20集，和三个月时间拍一个电影，这个劳动强度就差太多了。
拍电影，一天就拍一页，电视剧，你每天必须拍6到8页，这样你所有的东西不可能去精益求精了，你精益求精老板就疯了，演员也疯了。这个不好了我再抠一下，那个不好了我再准备准备。这个桌子不太对，我再换一个桌子去。跑城里又拉一个桌子回来，这一上午废了。
电影银幕一放大，这个桌子不行，但电视剧，放得再大也是一个多少寸的电视，你讲那些细节，观众都不认可你。
什么东西都讲求一个有效性，现在很多东西是无效的。大家都纠缠在虚荣或者自己面子上了。中国人就是有这个毛病，不是为了把这个事情怎么做得更好，而是他自己要怎么样一点，但我这种经历江湖多年的老家伙已经不太关注这些东西了。
包括我们这个《风声》，很多电影节感兴趣，我和国富商量，干什么呢，你敢保证这个威尼斯能拿奖吗，你能保证它在别电影节上能拿奖吗？谁也不敢保证，它拿到奖对票房有好处吗？也没啥好处，那为什么要去参加呢？
■陈国富和你想法一样？
□我们在这方面一致，我们俩尤其是在对待虚荣方面完全达到统一，我们能走到现在，就在于大家都不在乎这些虚荣的东西。
票房与口碑，两手都要硬
■你看现在这些成功的电影，都是一些计算得特别明白的电影，不用有灵魂，各种东西一加，就成了。
□这是一个错误，咱们不能把一个错误当成一个根本的东西，就跟我们回头看文化大革命似的，那个时候肯定是大家都贴大字报上街游行批斗，大家都觉得非常正常，现在看它是个错误，但是当时谁敢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正确的？当然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不正确的，但是你还得做，或者因此受到迫害。
好多电影就像你说的没有魂魄，但大家看完了之后都骂，这说明大家都还是知道这是不好的。它这种票房是用非法手段赚取的，对不对？它只能逞一时之能，一个电影的根本肯定是口碑，它的制作、宣传发行都得好，它必须是个五好家庭才对，不能是个一好遮百羞的东西。
有些片子前期期望特别高，但宣传发行看到片子，他心里没了底，所以他要用另一种繁荣遮掩另一种虚无，他要把这局翻过来，把成本给收回来，短期利益得得到保证，所以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欺骗式的轰炸式的宣传。
但谁也不傻，观众傻吗，观众是花钱买票进去看的，看完之后，蛮失望的，那就不可抑制地就骂出来了。
但我觉得从2008年开始，慢慢就进入了一种比较好的状态了，出现了几个大片，口碑也不错，票房也不错，你比如说《叶问》，《叶问》无论他在原创性上还是风格上，都有很多港片它原来的那种东西，因为作为一个大片，它的几个基本元素达标。基本达标就能有这么多票房，如果能更达标，做得更好，那票房就更了不起了。
■那你希望你的这部大片能达到一个什么的程度？
□首先我希望能口碑好，在这一点上，我和国富也是达到了高度统一，并且也照顾它的观赏性，观赏性就是说大家愿意在一种好的心态下把这个片子看完，不是一边骂娘，一边发出各种各样的讪笑，然后回去写博客或者评论骂你。我们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实际上很多人也在避免，但我们俩好就好在必竟是两个人，能够互相关照互相提醒。
对于这个电影，两个导演的设计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创举，这个设计现在越来越对，这可能也是天意，但也得佩服国富当时远大的眼光（笑），真的。
我现在也想他到底为什么找我拍呢，当然，他也说了一个理由，说我拍更合适，这也是一个理由吧，起码我听起来也挺受用的，挺虚荣的（笑）。但现在我看来，不仅仅如此，现在的结果和效应也不仅仅如此。
当时也说过，他可能找另外哪个人来一起拍，但现在我可以说，这个片子我们俩拍是最合适的，这个谁也别吹牛，从架构，从我们的磨合，从心气的东西，再到细节的判断，在90%层面上我们是不是产生冲突的。能达到50%已经很牛B了，更何况达到90%。
我不怕批评，无论说好说不好，都接受，起码这说明看你电影了，骂你是给你面子了，但你不能带着你的观点去看电影去，你觉得电影是这样的，你觉得电影是《拯救大兵瑞恩》，可是另一个觉得电影是《穆赫兰道》。我一直强调说，一个片子的好坏，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它与观众的关系，而不是电影与大师的关系，也不是电影与电影理论的关系。
我在拍电影、以前拍电视剧时也会遇到这种论点 ：“兄弟，这把哥会拍一个丫绝对没看过的东西”，没见过就好吗？都是这种思路，这种东西我是反对的，我从来没有题材论过。你造瓶子造好了也牛B啊，做好了它也是艺术，你不一定要把一个东西做得像钻石一样才牛B。
■看你的博客，感觉你还是一个愤青。
□我对中国很多事情看不惯，但是没办法，只能一边适应，一边改造，还有，每个人把每个人做好就行了，这是我后来拍《东京审判》给我的启发。中国最缺乏的是职业感，别说什么远大目标，别说伟大理想，说这些都没用，你把你的职业做好就行了。司机，就开好车，遵守交通规则，不用去想学雷锋什么的，每一个人把自己的活儿做好，也就不需要别人做好事了。你作为一个记者，你保持一个客观公正的心态，你有比较好的文笔，这就是你的本份。你作为一个导演，你把片子拍得别人喜欢看，别人给你把投资钱了你把钱给人家赚回来，这是你的本份，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抛开这些，谈别的都是不对的。我不管你投多少钱，我就是到戛纳拿一大奖，这就对得起你了，人家给你拿钱了那可是真银白银来的，你对得起人家吗？你说这是不是挺自私的。
■但应该有很多人这样想吧，找个主儿，扎一笔钱，拍一部电影。
□对，但这肯定是一条死路。这个行外的人，进来第一是想赚钱，第二是想娱乐，我见太多那种行外想拍电影的人了，很少说我给你钱你去玩吧，喝酒时曾经有人跟我说：我给你们哥仨一人一千万美金，千万不能挣钱。我说你有病，你真拿出来给我试试。开玩笑！你这一千万是大风刮来的啊，扯淡！你还得找一个理性的投资者，理性投资者就是说，这个事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结果我相信它会好的，但好到什么程度，那靠我们投入靠我们努力，这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想法。
当然有些人就利用这个，你不是说还本就行吗，那我就给你绘一个可以还本的蓝图，您高兴了，但实际上拍的时候，我按照另外一个本去拍。您也不靠这个挣钱，这点钱你也能赔得起，像中国您这样不法之徒不义之财太多了，我劫富济贫一下也没多大罪过。他觉得这是正常的。
■中国现在是两极，以前是全部在往戛纳那条路上奔呢，现在突然一下，全部往四亿五亿票房奔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五代是毁中国电影的人，90年代的时候，所有的电影的终点都是电影节，刚从电影节得奖回来，票房确实很好，新鲜啊。但它电影节代表的始终是一部分人的口味，不能说它不公正，不客观，它有它的游戏规则，它是由七个或者九个评委决定的，这个你别抬扛。
你回头来面对观众时，这个评委就复杂了，你不能用那九个评委来衡量这个评委，你不能认为那九个评委同意的事儿到这儿还有效，没那回事儿。
当时的说法是中国电影市场就是不行，电视冲击、电子游戏冲击，但我认为这都是扯淡的事情，这肯定是你电影有问题，我不想信，电影没有问题，很多地方电影院都没了。
那个时候人都去看录像，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因为你电影不好啊，对不对，然后电影票价又贵，不是按照现行的条件设置的。
你刚才讲，大家都是奔着四亿五亿去的，这是一个好事儿，大家终于理解那些东西是短期的，是片面的局部的，根本是面对观众。
■你觉得这样一种全面的转向不是一部变态吗？
□这当然是一种变态，是一种浅薄，但你不能说它不对，很多时候泥沙俱下并不一定是坏事，打个比方，盗版，我们不是不想买正版，但您得提供一个买正版的地方啊，这个需求跟供应达不到统一的话，肯定会产生很多畸型的东西，但你放心，这个畸型的东西它肯定是短暂的，一哄而起，中国经常一哄而起，但这个一哄而起不用怕，泡沫总会有爆的那一天。
电影乐与怒
■你拍的好像都是现实主义题材？
□这都是兴趣，对我来说，所谓体制所谓审查从来没有构成多么大的问题，当时我拍《征服》的时候，所有人都说这片子肯定通不过，一个警匪剧，血腥暴力受虐什么都有，但它通过了，还有《东京审判》，开始的时候，有人就怀疑，这个怎么能让拍呢。
作为专业人士，你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我接受这些意见。但我们做它的时候，就没有准备把它做成一个完美的东西，因为没有条件，你那天想盖一个楼，那摩天大厦是最牛B的，你没给那个钱我怎么做摩天大厦啊，我就做个砖瓦房，你得按砖瓦房的标准去衡量。
《东京审判》对我有三个意义，第一，中国类似的题材非常多，你怎么拍，怎么能审查通过，大家还愿意看。第二，是中国的主流商业片怎么拍，第三，它让我跨进了电影这个门槛。
■这是你第一部电影，你想到它后面所面临的争议了吗？对你之后拍片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很大影响，但我拍的时候，没想到有这么大的“影响”，当时我想的是拍了也就拍了，就是觉得这是个很牛B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完，后来就把它拍完，却特别痛苦，但痛苦的不是资金问题，真我拍这么多年电视剧，弄点钱是特别简单的事儿，痛苦的是人心问题。
■人心问题？
□原来觉得，电影圈那群人起码在人品要更高更纯洁一点， 电视剧都是我们民工干的事情，到电影圈却发现，连他妈质朴都没有，只有赤裸裸的欺骗，这些事我一般不愿意说，这个电影圈太丑恶了，素质之低，人品之差，乱象之恶劣，真是匪夷所思，你做好事，别人并不一定认为你是在做好事呢，“跟你根烟，”“你烟有毒，不然你会啥给我呢。”“您疯了，您给我烟”，就相当于大街上，你去扶一个老人，他说：你要不把我撞到，你疯了，还扶我来。你说当时痛苦不痛苦。
你去借钱发工资，“这是您应该的啊，不然为啥您当导演呢”，我TM当导演和你当职员的是平等的啊，“这作品将来是您的啊”，你好不容易借钱来，你觉得这个特别牛B特仗义的事，却发现你是个傻B，“您怕这个电影砸了，砸了以后你就拍不成电影了，您为了一路能拍这个钱，所以才拿这个钱。”你说你听到这个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你面对是什么人啊，这些是你经验里没有的。
后来我也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呢，就是电影市场不好，大家必须靠欺骗把这个片子拍完，他们也跟我讲：导演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啊，我们曾经经历过某一个剧组某一个著名导演拍着拍着没钱了，导演拿着大喇叭喊，我是某某某，你们放心，这个钱我会给你们的。不管投资方怎么样，我会给你们的，他们继续干活，干完之后导演跑了。他们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长出来。
后来我把钱给制片主任，让他按照单子把钱发了，但这些人也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了。我把手机都关了。
电视剧好在哪儿呢，不管他多么粗糙，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这个片子挣钱了，挣了钱肯定正常给你发工资，有时候还可以给你奖励，你只要把活干好了， 事整成了，你的所得是丰满的。
你刚才说四亿五亿不是好现像，但对我来说，对于我见证过这些东西的人来说，是个好现角，起码能挣钱，能把大家的工资保证了，心态好了，就不用去欺骗了，我考虑的是这样的。
那些干艺术片的，全是这样的，充满了欺骗，导演与导演之间也互相欺骗，您这个片子做出来，参加电影节，电影节只能选三部。然后主席我熟，我就告诉主席，他这个片子是个主旋律。我的《千钧一发》就被人出卖过，当时某电影节主席非常喜欢，但最后的时候突然告诉我，您这是一个主旋律电影啊，咦，我说电影节怎么知道这是一个主旋律电影呢，别人告诉，是某些掌握渠道的人说的。还好对于我来说，参加不参加电影节无所谓，你想想，他有所谓的人，拍了这个片子就想到电影节，你说这事对别人打击有多大。
■经过第一部这么大打击，还是决定在电影圈扎根下来？
□对，我们要用自己的正确来屏蔽他们的错误（大笑）。
商业规则中的个性表达
■拍电视剧时找非职业演员是风格原因还是因为成本？
□主要是喜欢，我是从外围进来的，没学过电影的东西，当时想法特别质朴，那时表演普遍都是夸张。演员又哭又笑的，所以觉得这是个特别可笑的事儿，现在很多表演已经生活化多了，如果你受过戏剧训练，也许很习惯这种夸张的东西，我是受新闻训练的，需要的是真实。特别是面对一个你认为很真实的东西，更发觉演员这个东西不足以打动人。那我就用真人演，起码能保证一点——它的真实。
当时我给中央台拍一个儿童剧，用的全是农民，他们剧本都看不明白，但演得特别好，当然一开始我也受质疑，当时在中央台是个笑话。
《千钧一发》也是，当我去采访原型人物时就决定，不用演员。当时有人不理解，一部电影不用演员，里面的人物还有那么多紧张的情绪。
去年上海电影节，我特别开心老马能拿到奖，因为这是对一种风气一种路数的肯定。
■《千钧一发》中，你好像刻意淡化了惯常电影中的强烈的戏剧冲突？
□这个不是故意的，因为这个电影需要这样，它需要的就是克制。每个电影都有每个电影的表述方式，就跟你写一个东西都会有一个它文本的规矩似的。你写报告是报告的方式，你写散文是散文的方式。这是这种题材的要求，不是因为非职业演员达不到这种情绪，我完全让他达到这种情绪，我不想煽情，因为这个片子是个很苦涩的很无奈的戏。
■这个片子到最后都没有给观众一个释放的出口。
□这就是我眼里面的这个世界。当然我们也试图拍一些东西，但最终剪出来特别不合适，因为不应该是那样，而且事实确实不是那样，我们不能搞虚假繁荣，开始还有些他被推进医院等虚假繁荣的东西，最后拿掉了。还有一场戏，他在病床上，突然想到一件事，他还欠他一个朋友5000块钱，他就跟他老婆讲，赶快把这5000块钱给人家，他老婆说你都这样了还想这事呢，他说我们不能失信于人。然后他老婆到银行取钱，拿在手里边，上车，售票员说你买票，她一摸，身上没零钱，因为取的都是100的大票，就跟售票员手里没零钱，我丈夫住院了，等回来给你，售票员一看她手里攥着5000块钱，你会没钱，别骗人了。她觉得特委屈，就把钱全部摔了，不要了，然后哭了。这段戏很煽情，但最后煽了，还是觉得应该保持这样一种荒凉的状态。
■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你在处理这个片子时好像并没有按商业片的路数来，因为商业片得给观众一个发泄的渠道，让观众痛，让观众笑？
□这个片子，做的时候就没想把它拍得太商业，是按照作者电影的路数走的。我觉得我两条路都可以走，一种是纯表达，像《千钧一发》这样的，一种是《风声》这样的商业电影，当然这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还是有区别的。像《风声》这样的东西，必须有很大的票房才能支撑，就必须考虑你刚才说的那些元素，你必须要克制自己的个性，你必须让观众痛快。有些作者电影就不需要这样，因为他投资低，300多万，不需要多少票房就可以回本，在保证成本回收的情况下，也允许我们有一种个性的表达。
（《电影世界》2009第7期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