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审查方面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应内地观众的审美需要。
撰稿·乌力斯(特约记者)
《新宿事件》是尔冬升筹备10年的电影，这部费尽心思的作品，找来成龙、吴彦祖、徐静蕾、范冰冰，符合港产合拍片“内地主角要占到三分之一”的相关规定，但最终因为片中的诸多暴力元素，未能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不能在内地上映。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不愿“北上”而固守本地的香港导演，尔冬升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电影，而是整个香港电影。2009年，香港没有一部真正香港投资的电影，各家公司放了一年的长假。这样的现实让尔冬升很沮丧： “香港电影，从创意到投资，导演到演员，制作到发行，每个环节都有病。类似血压高、糖尿病，不治不会马上死，但反正你早晚会死。”
香港的弱势文化心理
记者：你为什么不愿意妥协进内地？
尔冬升：《新宿事件》能不能在内地上映，不是我能决定的。我们都不需要去送审，自己就知道有问题……再加上剪完那个版，支离破碎了，我觉得不行，那就算了，直接就放弃内地，很简单的处理方式。
这个电影的投资方包括中影，我当然想进内地，但我不可能为适应审查制度牺牲作品的完整。像刘德华演的《大块头有大智慧》，剪的内地版，观众完全看不懂。报纸上直接有人写文章骂：“什么烂东西都可以拿金像奖。”
当我决定放弃内地市场，成龙也跟我急，我就跟他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卖票，乱剪一个版本骗观众进去，那名声坏掉了，以后拍什么都难了。
记者：怎么看待香港电影进内地的得与失？
尔冬升：其实吴思远的功劳最大，他一直跟中联办、新华社很多部门在谈。反过来讲，合拍片不光对香港电影有好处，内地电影业也得到了好处。我们以前刚和内地接触的时候，一起开会，那些内地导演觉得：香港导演怎么对市场这么熟悉。那时候，很多导演还是厂里人，根本不考虑商业回收，拷贝卖多少个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现在内地完全和香港一样了，还出现了民营和个体户，变化很大。
记者：你说“香港人现在的文化心理是一个弱势的心理”，为什么？
尔冬升：只是一个感觉。从前，香港人是比较骄傲的心态，现在，大家都觉得香港人比较憨厚了(笑)。你在电影里面也可以看到，合拍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以前香港人拍内地，《深港旗兵》啊，然后就是《过埠新娘》啊，《表姐》啊，把内地人拍成土包子一样。现在影片中有钱的是谁啊？没有香港人，都是内地的。你不觉得从电影里看，这个角色已经开始改变了吗？电影跟着整个社会改变了。
记者：以前的香港导演土生土长，非常熟悉这种市民的心理，所以能够拍出所谓“香港味道”的电影。现在，这种环境改变、人的心态也改变的情况下，就你观察，香港导演对于和内地合作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尔冬升：肯定是在摸索之中。其实整个市场还是在发展中，内地现在还是在发展的，它每天改变得太多了。比方说，剧本审查到戏的审查，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审查方面反而不是一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适应内地观众的审美需要。我叫一个内地导演带了一套他小学跟中学的教科书给我，我要看一看，研究一下内地的审美需要。
后来我发现，有些东西你学一辈子也没有办法追回来的。比如，冯小刚的喜剧，你把剧本给我我都不会拍，因为我不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像《忘不了》、《新不了情》这种爱情戏，没问题，因为全世界一样的。如果是生活上的东西，我就碰都没法碰，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太大。
内地不要重复香港误区
记者：这次两岸三地导演开会，侯孝贤带领十位年轻导演来香港，你怎么看待台湾电影的崛起？
尔冬升：我觉得他们复出也是因为有一个内地市场在。很现实的，现在内地正式开放跟台湾可以合拍片了，对台湾电影来说就多了一个市场。
台湾的新电影，我看了若干部。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监制制度，所以它在美术、创意上是很有活力的，但是电影的故事完整性还是有问题，有时前面拍得很好，但是到后面结尾，好像怎么都延续不下去。
台湾电影低潮那么久，我告诉你，要等另外一批年轻人长大才行。因为之前放弃你的那帮观众是不会再看的了。你要五六年时间，才会有另一批新的观众出来。
记者：不用考虑扶植新导演吗？
尔冬升：因为老的那一批早晚会淘汰。你看韩国，垮了那么久，它多快就到了一个高峰！现在垮得又多快！它跟现在的台湾，跟内地，可能会有相似的地方。台湾电影现在累积到某个程度了，这么多年轻人一起进来，很扎眼。
记者：我看这次长虹和学者两家公司投的两部电影，一个是朱延平在做，另外一个是王晶在做，都是当年的那种传统运作制度。
尔冬升：这些片商，把香港电影搞垮，他们是出了很大的力的。所以我跟内地很多朋友讲，你们做电影，有那么好的市场，你们就别那么急功近利，走香港走过的道路。
我的剧本一样遇到这个问题了：哇，这个明星好，或者还要用谁谁谁。已经在点菜了。我试过拍桌子，我想说算了，你们不投没关系，我把这个拿到日本，我找角川，我找韩国，把它拍成日本片、韩国片，我不拍华语片了。
即使政府支持贴租金，但还要有发行商支持你，那个电影给你上才行。对发行商来讲，你贴我租金我还不愿意呢，我上王晶的戏，卖钱啊，这个是现实。你别跟我讲什么品质，什么是艺术，不要跟我讲。
但是如果所有都是艺术片、都不卖钱的话，那些投资人也会很快就退走的，也会有问题的。
记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很蓬勃的香港电影死掉的？
尔冬升：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香港最蓬勃的时候，台湾是我们最大的市场，一部戏可以两千万港币买走的嘛。所以后期片商就开始点菜，这部电影：刘德华加谁我就给多少钱，有点像点菜。现在其实内地也在做这个事情。
我就说学得快嘛。现在内地，上片的时候：什么演员，牵涉到那些影院有没有信心给你好的档期，他们不看剧本的。就好像重新走一次香港电影的历程，历史重演啊。其实历史永远重复的。我常劝他们说，你一定要理解整个行业，稍微看宽一点历史，不要太焦虑。这个行业里面，因为它有金钱、权力，利益那么多，其实跟政治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一样的。美国人就说，政界是长得难看一点的娱乐界嘛。
我不“北上”
记者：你怎么看陈可辛拍《投名状》，陈嘉上拍《画皮》，徐克拍《女人不坏》？
尔冬升：都是为市场嘛。徐克反而会尝试一些文化上的东西，因为他很喜欢北京。他受不了香港了，他比我怒火还多。他找不到人跟他认真地去谈电影，他喜欢的文艺上的东西，都没有人跟他谈。所有的人都跟他谈市场。起码现在在北京，他的朋友会很多。
记者：《女人不坏》中，他拍了北京的地下摇滚圈，那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精神的基础。
尔冬升：徐克这个人我很佩服他。包括陈可辛等其他人，我们想很多，是市场上的，取悦观众，取悦老板。我们是铜臭的——我不能代表陈可辛啊(笑)，虽然他也跟我差不多。我们老在谈钱。徐克没有那么在意这一点。你跟徐克谈，他不会跟你讲钱的。我到他家，我跟他喝酒，他从来不会讲这个戏要卖多少钱。徐克除了在讲这个电影之外，他在科技上有特别的追求，有时候就好像——科学家、发明家。
之前每次开电影方面的会，我们谈的全部是市场跟商业题材。我就说，我们也可以研究探讨一些其他有用的嘛，比方说香港与内地文化上为什么差异那么大；再比如对电影对白的要求，为什么香港人的剧本在内地会被笑场等等，我们是不是来研讨一下？为什么《海角七号》我们看不懂？我在台湾念过小学，念过三年，我常去台湾，我都搞不清它现在为什么老百姓跟警察之间的关系会这样，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我说我们找一天谈谈这个吧，别老“市场”了。
记者：你觉得电影圈里徐克最纯粹？
尔冬升：拍了那么多年戏，我老觉得，暂时来讲，只有徐克跟许鞍华两个是拿电影当生命的。他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别的东西。
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异是，我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到50岁之后，我不想为了电影把这个大世界里的其他东西放弃，因为我觉得电影也是一个工作而已，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不想放弃别的东西。我不能老在家里面看Discovery看怎样旅游，就好像去过了，我一定要亲眼看一看。旅行是我最大的一个意愿，这整个世界你要看一看，太多地方还没去呢。
记者：陈可辛在北京开了工作室，很多导演也北上发展。你会考虑吗？比如昨天跟麦兆辉庄文强聊，他们都有个感觉，前一代的导演顾虑更多，因为港片擅长的东西没法拍，所以会焦虑。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他们会变通，会减肥，会想办法把内地的衣服穿上去。
尔冬升：实际上有点难度，那个过程确实比较痛苦。我还没看到一部非常精彩的内地的警匪片，但不代表警匪片就一定要拍得像《旺角黑夜》那样上不了。
记者：你适应过吗？感受如何？
尔冬升：有困难。在内地，警匪这个概念就不像在香港那么简单。碰到过很多问题，从剧本开始到道具枪，都是问题。因为我们的枪是跟美国的那个制度一样的，它是真枪，但把枪管封掉了，你不能再把它打开了。它是有执照的，连机关枪都是真枪。你光枪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每个题材牵涉到什么部门就要给什么部门看的嘛。那些人，他们也对电影完全不了解，你要给他审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一部警匪片，你如果反复地描写罪犯的心态——好看嘛，bad man里面最好看的就是他的心态了，那就可能通不过，因为里面很多东西犯忌，很难通过。那如果故事简单一点，就光是像成龙那样打斗，把坏人抓掉打死就算了，有时也不行，可能公安局看了会说：哎，我们警察没有这样的，你怎么这么翻跟斗什么的，又有问题。所以我总结是对电影看得太重要了，电影其实没那么重要。
记者：大家看电影的心态太认真。
尔冬升：太认真，而且观众也是把电影看得太像一回事。我老觉得我很怕，我其实就拍部电影，我自己首先要好玩，我喜欢拍。我拍一个电影，突然间你把我弄成学术一样，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所以《投名状》拍到陈可辛崩溃。这种戏我就不太敢碰，很累啊。
记者：像《三少爷的剑》这种，会不会加入一些时代背景？
尔冬升：其实古龙的东西很时代的，他根本写的就是一个大都会里面的东西。我跟他也认识的，他写当年的台北，台北那些黑社会啊什么的，就像江湖一样。他里边的人性很现代的。像《三少爷的剑》就没有压力，它有原著的。如果自己编剧，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拿捏不准
记者：《旺角黑夜》里的张柏芝，原来是一个大陆妹，后来你把她改成了马来西亚妹。
尔冬升：当时就是送审的一个技巧。有一个导演冲着我讲：你懂吗？我们现在拍的电影是理想中的社会。
我觉得也不是不能沟通，现在也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摸得准，没有人会拿捏。《新宿事件》那种戏，我告诉你，关系不好的时候不能上，关系很好的时候也不能上。这种戏没有人拿捏得准。
电影局的官员，也不了解。电影局对香港电影，一直是开明的态度。要不然，怎么可能有些电影想都没想，它最后会通过了。
记者：比如说《门徒》？
尔冬升：《门徒》没事。写毒品没事，我在内地的报纸、杂志上面，看了多少写这个毒品的文章，连数据都出来——海洛因吸毒人数全球增长最高的地方。国家肯定也焦虑得不得了，所以它肯定会看你这个电影有没有美化。
这就是《门徒》里很有风险的地方了。张静初讲这个毒品，她语言中觉得它很美丽，但是你要拍出来让观众觉得“哇！它真恐怖啊！不能碰这个东西”。
另外，暴力的东西要小心，这个是确实会影响小孩的，你可以说我保守，它对未成年的青少年确实有负面作用的。张静初死掉的那一下，没那个劲头不行的，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的恐怖拍出来，那个效果就不行了。
审查有松紧，什么叫“松”跟“紧”？有些其实我们知道，有法令和条例，但法令写得很虚，有些条例也不是法律。比方说有规定说“床戏不超过15秒”，《门徒》里面不是有一场张静初勾引吴彦祖吗？15秒。香港版那个比较长。15秒从哪里算？张静初走过去，坐到他的身上开始数？15秒，不够。我说，前面不算吧？肯定要等她讲完那句对白才算吧，我后面也没有15秒那么长。好，过了。15秒。我就给吴彦祖说，没有办法，就15秒。
所以我跟方平说，已经累积那么多经验，我们就干脆在香港搞一个公司专门帮人送审吧。
记者：《早熟》没问题吧？
尔冬升：有，《早熟》是最麻烦的。他们审查的时候一愣一愣，不知道怎么处理，也想不到人家外面老师、家长的的反应会怎么样。我在去成都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鼓励年轻人早婚早育啊，我当时就愣了。
我看到一个医生写的文章，他说在深圳，是全中国年轻人堕胎最多、早产婴儿最多、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我去深圳拍戏的时候，那些医生说，整个深圳，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很奇怪，很多香港学校借《门徒》那个戏，连监狱都借。警察反毒部门来借，我说这些资料都是我从你们那里拿的，问人问出来的。我想可能是因为它有画面。但《早熟》是学校借去最多的。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什么，那种问题也永远都会存在。我年轻的时候看美国片，有一个《两小无猜》，拍的是更小的学生怀孕，这不是新鲜事情，不是我原创的东西，其实每年都有发生这种事情。你到美国中学里面看，大着肚子上学的，14岁的中学生都有。
记者：所以，还是吴宇森简单，拍《赤壁》。
尔冬升：《赤壁》啊，《投名状》啊，都比较简单。拿一个大的题材先把你们震住，然后你们就买票吧。而且是一个可以宣传炒作的话题。想在《赤壁》里看到健全的历史观，起码要拍个60集。
香港的电影分级
记者：香港有自己的电影分级制度，除了政府管制，它在大众层面怎么审查的？
尔冬升：每次放映前，市民登记了之后，经过挑选，然后观看给电影评分。但不完全以他们作准，看他们的比例。比如《新宿事件》，我有两个镜头，完全是暴力的，在意识形态上是没有问题，但太血腥了。80%的观看者说要删了，那我就修改，把它剪短，或者换。
香港本地电影审查，它有它的判断。我举一个例子，你开枪特写，中枪没问题；如果你慢镜头，那个血喷出来，三级；暴露的镜头，裸体，正面，男女，自然强行地剪。浴室走出来，不用三级；性爱镜头，男生的手，就算穿着衣服，摸女生的胸部，畸形的，三级；男性的器官是兴奋状态，是不可以的，完全禁止的。
记者：好歹都有明文。
尔冬升：有明文规定。如果戏里面有暴露那个私处，审查者觉得他是未成年，你就要证明他的年纪。如果那个戏的内容是找成年人来演未成年，这个就很模糊了，要具体看。
记者：市民的意见会起作用吗？
尔冬升：市民会比较保守，审查的人比他们开放。香港市民代表评分时，退休人士比较多，他们的意见仅供参考，不起直接作用。起直接作用的是专业人士。
记者：影评人会对电影创作起作用吗？
尔冬升：内地观众影评有它的影响力，就香港市场来讲，影评人没有那个影响力。香港影评可悲的是，它是一个娱乐性的指标，好不好看，几颗星，跟餐厅评级一样。我跟所有香港导演说，你不需要害怕内地，因为内地观众其实看文艺片人数最多。你看《梅兰芳》的票房就知道了，以人口比例来看，内地观众比香港、台湾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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