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 by Lyndol and Andersen

一个夜晚，我像平常一样用我的望远镜观察天空，发现从一颗有上亿光年之遥的星星上伸出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看见你了！”我立刻进行速算：该星系的光用了一亿年才到达我这里，而那里看到的是这里一亿年前发生的事，也就是说，他们看到我的时间应该是两亿年前。
在查阅我的年度记录，以便弄清两亿年前那天我做了什么之前，我就有一种几乎惊呆的预感：偏偏是两亿年前，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正是我总想掩饰什么的时候！我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让那件事被彻底遗忘；至少我觉得它完全和我在那天之前以及后来的举止相悖：如果有人想再翻出那笔老帐，我会心安理得地一口否认，不仅因为不可能拿出任何证据，而且因为那是实在特殊的情况导致的，虽然它确实发生了，但我本人也实属无奈地不得已而为之。现在，一个遥远的星体看到了我，这古老的故事便又被翻腾出来了。
我当然可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当时的态度至少是可以得到部分理解的。我想也立刻写一块牌子，以辩护的方式写道：“你们让我做一下解释吧！”或：“我想看看你们处在我当时的位置上会怎样！”但这还不够，要说的话太长，还要写得让遥远的星球能读得出来才行。我特别要注意的是一步也不能再错，不能以明确的方式来承认“我看见你了”所影射的我的问题。总之，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必须准确得知该星球上看得见什么：因而我只应写个牌子问一些诸如“你看到了一切还是一点？”或者“让我看看你说的是否属实：我做了什么？”之类的问题，然后等那里看到我的字，再等那里给我的答复，我才能做出相应的必要反应。这一切又需要两亿年，也许还得再多几百万年，因为这些形象以光速往返传递，而星系又在不断远离，那边现在已经不在我看到它的位置上，而是更远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迫使我在四亿年后还要就我希望尽快忘却的事情进行讨论。
最好的态度就是若无其事，把能被人所知的程度降到最低点。我急忙写了一个很清晰的牌子，上面只简单写着：“就凭这个？”如果那个星球上的人以为凭一块“我看见你了”的牌子就能让我处境尴尬，我的镇静自若就会让他感到困惑狼狈，认为不宜相信那件事。如果他们手上没有多少我的把柄，“就凭这个？”这种不明确的表达用来对付他们的“我看见你了”，是一种谨慎的试探。我们之间相距遥远（该星球已经从一亿光年的码头上向茫茫黑暗起航了一百万个世纪），作为对两亿年前的“我看见你了”的回答，“就凭这个？”也许显得不很显眼，但我认为不适合再写更明确的内容，因为如果对那天的记忆在三百万个世纪后变暗淡了，我是最不愿再使它焕然一新的。
说到底，人们可以对我在那独一无二的时刻的所作所为随便持什么意见，这并不让我过分担心，我一生的事，在那以后的多少年，多少世纪的表现自然会说话，至少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的，我只能让事实说话。如果那个遥远的星球看到我两亿年前做了什么，也自然会看到我后来的所作所为，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乃至今日，那么他们就会渐渐改变因那个孤立事件而匆忙对我形成的负面看法。而且只要想一下“我看见你了”这块牌子至今已经过了多少年，就可以自信那个坏印象已经被时间给抹去，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积极的、至少更符合事实的意见。不过，这种理性的肯定还不足以使我得到安慰：只要没有他们对我的看法转变的证据，我就仍然摆脱不了给吊在一种很窘迫的境地、并以此而被定论的尴尬局面。
你们会说，我完全可以不理睬另一个星球上素不相识的居民对我怎么看。实际上，我所担心的并非这个或那个天体范围内的看法，而是那块牌子引起的无穷无尽的怀疑。围绕着那个星球还有很多星系，有的还不足一亿光年，上面会有很警觉的观察员，“我看见你了”这块牌子在被我看到之前，肯定已被其他天体上的居民看到，即使没有人知道“我看见你了”确切指的是什么特定情况，这样不明不白也绝非有利于我！相反，由于人们总习惯于相信最糟糕的猜测，虽然能看到我那件事跟其他相比算不上什么，却很难说在上亿光年之外能想出什么名堂来。我在两亿年前的一时疏忽给人留下的坏印象就会扩大化，通过宇宙所有星系折射扩展开来，而我既不能矢口否认，又不能让情况继续恶化，我无法知道没有直接见过我的人会推论出我的多么极端荒谬的糟糕的形象，也就无从知晓从何着手进行自我辩解。
在这种状态下，我继续昼夜转动着望远镜观测，过了两夜，我发现另外一个相距一亿零一光年的星球上竖起了“我看见你了”的牌子。毫无疑问，他们也是指那一次：我总想掩饰的事情不是被一个天体，而是被位于太空另一区域的另一天体所发现，而且还会有其他的天体：以后的夜间我继续观察，看到越来越多的星系竖起“我看见你了”的牌子。从光年计算看，他们所看到的仍然是那次。我对每个“我看见你了”的牌子都回敬以无所谓的轻蔑之词：“是吗？”“很高兴！”，或“这对我很重要！”，甚至是带有挑衅性的傲慢之词：“Tant pis！”（法语：活该！算了！），“布谷，是我！”
尽管事情的逻辑推理使我以乐观主义看待未来，所有那些“我看见你了”都汇集于我一生的同一点，显然是一种意外的巧合，其原因在于星际能见度的条件允许（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天体对那天的事情竟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也看不见”），这使我如坐针毡。
我那天的所作所为的形象就像被投影到一个圆形屏幕上，而这个圆圈以光速不断扩大着：这个圆的半径以内的那些天体上的观察员们都可以看到发生的事情，而那些观察员又各自处于一个圆心，再向他所在的圆半径范围以光速反射“我看见你了”的投影。与此同时，所有天体又都属于一个比一个距离更远的星系，每个接收了信息的观察员在接收第二个信息之前，已经以更快的速度向更远的方向离去，到一定程度时，看到那天的我的星系（或看到“我看到你了”的牌子的星系）可达到一百亿光年之遥，而它会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远去，这个速度等同光速，没有任何形象可以追得上它。因此他对我的错误的临时印象就会因此而变成永远无法更正、不可上诉的“终审”，即一定意义上的正确的、符合事实的印象。
那么必须使这点尽快得到澄清。要澄清它，我只能指望一点：那就是我在那次之后又被人看见，而且是在表现我的完全不同的形象之时，即反映我应当被人了解的真实形象（我对此绝不怀疑）时。最近两亿年内，这类机会不少，其实这种机会只要一次就够了，关键是要很清楚明了，不会造成误会。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天我就真的是我希望别人看见的样子，按照我的速算，这一天是一亿年前。因此距此一亿光年的星系现在正在观看我那时的情形，我那个令人们喜爱尊重的样子，而他们对我的看法肯定会因此而有所改变，纠正乃至否认了原来的一时印象。正是现在，或大约这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再是一亿光年，而至少有一亿又一百万光年，我则还要再等候同样多的年头才能得到返回这里的光的信息（我很快就算出了抵达日期，也考虑进了“忽必烈恒量”），届时我将知道他们的反应如何。
凡看到我在X时形象的人就有更多理由看到我在Y时的行为，而我在Y时的形象比在X时更能令人信服，甚至可以说更引人入胜，让人看一眼就终生难忘，这样人们记住的应该是Y时的我，而X时的我将被立即排除、忘却；也许还会在记忆召唤时再现，但是像告别一样，就好像说：“想想看，一个像Y这样的人也会遇到X情况，并且被人看见，还以为他就是X，而现在很明显了，他绝对是Y。”
“我看见你了”的牌子数量之多使我几乎高兴起来，因为它说明人们对我的注意力很集中，所以我最光彩夺目的时候也不会被放过。这必然，或者已经在我尚不知晓的情况下引起更为广泛的反响。鉴于我所在的特定范围有限，而且可以说是在很边缘的地区，自谦地讲，这足以表明人们对我十分关注呢！
还需要考虑的是，有些天体或是由于不注意观察，或是由于所处位置不佳，没有看见我本人，却只看见他们附近的“我看见你了”的牌子，他们便也举起牌子说“好像他们看见你了”或“那边的他们看见了你”（我觉得这种表述透露出的既是好奇，也是挖苦）。那里现在一定瞪大了眼睛，虽然错过了第一次机会，却不会让第二次机会再溜过去。他们对X的信息是间接的，因而更乐于接受Y，把Y当作关于我的惟一的真实形象。
就这样，我的Y形象就像回音，会通过时空扩散开来，达到更遥远更快速的星系，它们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光速飞驶，再也接收不到其他任何形象，带着那个已成定论的我的形象离去，飞向时间与空间的那一边，使我这个形象成为它们无限的周边范围内的局部真实。
十万个世纪不算是无限的永恒，但对我来说却显得那么漫长难熬。良宵终于来到了：我的望远镜早对准了第一个竖起牌子的那个星球，我右眼贴近镜头，眼皮微闭，再慢慢睁开，正是这个我瞄得很准的星球上又出现了一块牌子，但字迹不清。我调整了一下焦距，看到上面写着：“Tra-la-la-la”，只有这个“Tra-la-la-la”。在我明显而绝无误会可能地表现自我的时候，在我提供理解我过去何将来整个一生的钥匙，以便对我做出一个公正、全面的评价的时候，那些不仅有可能而且有义务观察并记录我的人干什么去了？他们看见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他们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我的名誉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不可信赖的人，这一发现使我非常沮丧。那个能表现我是何等人士的证据是伴有许多有利条件的，可以说是不可重复的，而它竟然这么被毫无察觉地白白浪费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仅仅是因为那个观察员先生有几分钟疏忽、消遣或渎职，像个傻瓜一样鼻子朝天，或像个酒鬼一样贪杯求乐，结果找不到任何可以表现没有意义的言词，便把自己哼唱的庸俗小调搬上牌子，写出“Tra-la-la-la”。
我还有一个略感自慰的想法：其他星系上会不乏勤奋负责的观察员。那么，我遥远的往事所拥有的观众的大多数，现在能看到情况的变化，这也就让我感受到莫大的满足。我继续每晚不断地守着望远镜观察，好像过了几天后，一个距离相当的星球上又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你穿着毛衣”。
我满眼含着泪水，努力寻求这句话的解释。也许在那里，随着岁月流逝，望远镜的完善程度到了人们喜欢用以观察诸如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是毛料还是棉布这类最无意义的细节，而其他都根本无关紧要，他们根本不会注意。至于我那增光添彩的行为，我那大度豪放的举动，他们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我那件毛衣，当然是上好质量的毛衣。如果换个时候，他们写这样的话，我真不会感到遗憾。
总之，我还有其他证据，至于有多少，我也记不太清，我不是那种为一点小事就不冷静的人。实际上，终于从更远一点的一个星球上表明有人完全看到了我的表现，以十分热情的话给了我正确的评价。那块牌子上写着：“那位真是好样的！”我非常满意，那是验证了我所期待的事物的满意，是对肯定人们会承认我的功绩的满意。不过“那位真是好样的”这种表达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既然他们看到了我，为什么还叫我“那位”？但在上次那种不妙的情况下，我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关注啊！我又调了一下焦距，发现同一块牌子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谁？天晓得！”还能想象得出更大的不幸吗！手上有说明我是何许人的证据，却没有给我以承认，没有把我这值得赞誉的事跟两亿年前那件该遭斥责的事联系在一起，结果那个倒霉事还属于我，而这个好事却成了不属于任何人的历史的一个无名氏的！
我的第一冲动就是挥舞着牌子：“是我！”可我没这样做，能有什么用呢？他们要过上亿年才看到，那时与X事件已经相隔五亿年，人们要想明白，就得再把那件我最想回避的旧事重提。
我现在对自己都不太有把握了，我怕从别的星系上也得不到更满意的反应。那些看到过我的人，都是以部分的、片段的、疏忽的方式，或者只明白在一定时候发生了什么，却没有抓住实质，没有分析每次事件中我突出表现出来的自我。只有一块牌子说出了我期待的话：“你知道吗？你是好样的！”我连忙查阅笔记，看他们对我在X时的反应如何。真巧！他们正是那个当初写“什么也看不见”的星球！在宇宙的那个区域，我当然受到了更大的重视，理应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我没有丝毫的满足感。我发现，欣赏我的人不是那些当初对我产生了错误看法的人，而对其他人的欣赏，我不会有那种满足的心理。他们既然不能用我Y时的结论抹去对我X时的印象，而我的这种不自在就还在持续，而且旷日持久，不知何时能了结。
当然，对于分布在宇宙里的观察员们，X和Y只是无数可被观察的时刻中的两个，在距离不同的星系里，每夜都能出现反映其他事物的牌子，写些：“这样做好。你一直在那里，留神你做什么。我说过了，我。”我可以运算出来一个星系到另一个星系间的光年，确定他们指的是什么事：我生命中做的每个动作，我每次把手指伸进鼻孔，每次从行驶着的电车上跳下来，他们都看到了，评论了。而他们的评论和评价不都贴切恰当，写TZZ表示我那次把工资的三分之一拿去捐赠；“这次我喜欢你”是当年我把记录多年研究成果的手稿忘在了火车上；我在格廷根大学出了名的第一堂课，被评价为“注意气质”。
在一定意义上，我可以平心静气了：我所做的一切，无论好的和坏的，都没有完全消逝。总有一点回音挽救了这些事情，有时是多次的回音，从宇宙的一端到另一端，从那个范围扩散到其他范围，但是都是些断断续续的不协调、不要紧的小事，不能使它们之间产生关联，一个新的行为不能解释另一个前面的行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像在一个极长的多项式里，不可能缩减成最简短的表述形式。
事已至此，我还能做些什么？继续为过去而忙碌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就过去了，我应该设法使将来更美好。重要的是，我所做到的一切应该明确显示出其实质，哪些应该着重强调，那些应该留意，还有哪些应该不被注意。我弄了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画了一只手，其食指指示着方向。当我要做应该引人注意的事情时，就竖起那块牌子，让它指着该场面最重要的细节部分。当我不喜欢被人观察到的时候，我就竖起另外一块牌子，上面的拇指指着与我去的方向相反的地方，以便分散观察员的注意力。
我随身带着这些牌子，依情况不同而决定竖起哪个。这当然还是个长期工程：远隔上亿光年的观察员们得过上亿年才能看见我现在的行为，我则再过另外的一亿多年才能得到他们的反应。但这种滞后是无法避免的；可是，还有一个我未曾想周到的问题：如果我发现牌子竖错了，又该怎么办呢？
比如，我有一次原以为会做一件十分光彩荣耀的事情，急忙摇晃起那块食指指向我的牌子，而当时我竟陷入一种尴尬露丑的处境，办了件蠢事，表现出人类的狭隘性，真是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可是事情既然已经做了，我当时的形象已然在那块指示牌的指引下传遍宇宙，谁也不能阻止传播，谁也不能吞没光年，我那个倒霉的样子只好在上百万年内任人评说，任人嘲笑，任人对我嗤之以鼻；而那些反应还要在上千世纪后再返回我这里，迫使我再局促不安地努力纠正，做出笨拙的解释……
还有一次，我要应付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是人生中明知无论如何都注定搞不好，却必须要去经历的事情。我把拇指指示与我相反的方向的牌子当作盾牌，就去英勇赴难，结果完全出乎预料，那次的情形非常微妙，反而证明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应变能力、心理素质、绅士风度和难能可贵的坚决果断。我竟然让那块牌子使观察员们的注意力转移向附近的一棵牡丹，突然浪费掉我以长期成熟的性格为前提的天资储备。
这类事情一开始还只当是例外，认为是缺乏经验，可后来却越来越频繁发生。我发现我该让人看到原来不愿被人看到的事情，或者应该掩饰那些原来想让人观察到的事情时，都已经太迟，不可能在我的那个形象到达之前通知观察员们，不要按照牌子的指示方向观察。
我又试着做了第三块牌子，上面写着“不算数”，准备在否认前一块牌子的指示时出示。可是各星系只能在我纠正后才能改变观察方向，那时错误已经酿就，我就不能再追加一副可笑的形象，为削弱“不算数”，再加上一个“不算数无效”也同样于事无补。
我继续生存着，等待着那遥远的时刻，从各星系发来对我那件尴尬的事情的评论。我可以向他们发出我的信号去争辩，我研究过如何酌情表态。这时，与我达成相互谅解关系的那些星系正跨越着十亿光年的界限，其转速之快，若让我的信息传到那里，需要很吃力地抓紧赶上它们的速度飞行，否则它们就会一个一个消失在一百亿光年的太空“地平线”外，再往外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得见：他们就会带走永远无法撤销或更改的对我的定论。
想到他们对我那些无法改变的看法，我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好像只有那些误会的结论记录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增减，没有什么可以修改，我心境才能平静坦然。那些星系逐渐消失，直到闪光的尾巴终于走进黑暗世界。我觉得它们带走了关于我的惟一的真实，我渴望它们一个个都走上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