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翱，原籍山东肥城人，1915年生于江苏南通，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学时代，与好友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组织“小小剧社”；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专攻山水。其间参加了美专剧团、新地剧社和拓声剧社，积极参与“左翼剧联”的活动，始改名“赵丹”。
1932年在无声片《琵琶春怨》中开始电影生涯。三、四十年代先后参加拍摄了《清明时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众多电影，逐渐奠定了他作为一位艺术大师的基础。
建国后，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和中国剧协常务理事、中国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个人一等奖，同年加入中共。
1950年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禁片，次年成了《人民日报》批判的对象，十多年后更成为文革开始的信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被囚禁5年之久。1979年完成了《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等著作。他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大量书画作品受到中国书画界的珍视，《赵丹书画选》相继问世。1995年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男演员奖。
1980年7月，赵丹死于癌症，终年65岁。
赵丹在《武训传》中的演出。这部电影是中国最早的禁片
1951年2月，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在全国地上映。引起了热烈反响，许多报纸和刊物，连续发表赞扬与评价的文章。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撰文，祝贺电影《武训传》的成功，并称赞赵丹在银幕上精彩的表演。
看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得到了这么多的肯定和赞扬，赵丹在《大众电影》上发表了连载文章《我怎样演“武训”》，以作为回应。但三个月后，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对电影《武训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继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批判。
党报的观点基本上为《武训传》定位了反革命基调，一时间批评的声浪风生水起，无论中央抑或地方，党内还是党外，莫不对《武训传》进行了否定。
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一篇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妻子黄宗英看到文章之后匆忙从昆仑影业公司赶回家来，告诉赵丹说：“那社论，是毛主席写的。”
“武训传”事件过去后，赵丹去了朝鲜前线。此后的1954年到1960年的近7年时间里，赵丹拍摄了《林则徐》、《李时珍》、《聂耳》等6部电影。
1965年，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邀请赵丹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赵丹在《烈火中永生》里扮演许云峰，江姐则由于蓝主演。电影在全国上映后，影片中江姐和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形象得到观众的认可。但江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了《烈火中永生》之后，大加否定，表示《烈火中永生》是在“宣传城市领导农村”，又说，“许云峰人物原型是叛徒”，“赵丹发疯了”，“于蓝像个少奶奶”……
江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她把矛头指向了夏衍、赵丹、水华、于蓝等一批艺术家，也指向了周恩来总理。因为周恩来审看过影片，还建议加了一场江姐和许云峰就义的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作为一个艺术家，赵丹对政治并不敏感，暴风骤雨将至，而他却毫无察觉。1966年5月16日，电影系统也进入乱揪乱斗的时期，赵丹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1967年12月初，一辆吉普车把赵丹抓走，其时黄宗英正在电影厂的“牛棚”里。回忆这一天的情形，黄宗英有撕心裂肺之痛，“1967年，是天天都不愿意醒过来的年头。那天我正在上海东方红电影厂的集体‘日托牛棚’里，为值夜班的工人絮棉大衣，两个造反派闯进来：‘黄宗英出来！你回家去！’家里出了什么事？阿丹……他不会……昨天大清老早，我刚代他向‘红旗电影厂造反兵团’送去了病假条——前天，一个造反派戴着藏暗器的手套，狠狠地朝他的脸上、眼睛上捶打，吼着：‘叫你还演戏！叫你还放毒！！’血直流下来……当阿丹去徐汇区的联合诊所就诊后，医生低着头手抖抖地给开了病假单：‘左瞳孔破裂。’此刻，他应该治疗，不然他…… ”
赵丹被带走之后，造反派要黄宗英回家给赵丹收拾东西，他们对她说：“黄宗英，你放明白点！赵丹罪恶滔天，我们已经对他进一步采取革命措施啦！公检法把他铐走啦！现在你给他收拾铺盖！”。黄宗英终于见到了赵丹，他被捕了，眼睛已经被打坏了。
赵丹后来回忆被带走的情形说，他被蒙上眼睛，夹在两个公安人员之间，坐在小汽车里，不准抬头。后来车停了下来，他听声音才知道自己是进了一座监狱，一直往下走，直到被推进单间牢房扔到地上时，他才被解了眼罩，瞥见自己是被扔在水泥地上的一块染血的草垫子上，四周只有高墙上的一线光。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即使文革后也未能搞清楚。赵丹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黄宗英说，文革中，这座正规监狱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据她所知，当时里面关了300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
赵丹在狱中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换来了一个号码：139。入狱的好些年里，他一直是单人关押，以至于出狱后曾一度语言迟钝。黄宗英后来在电影厂打扫卫生的时候，常常看见赵丹将他们要常看的业务书都写上了“139”，而她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简单的一个电影竟然会引来这么大的一个磨难？其实电影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江青做演员的那段历史被赵丹等一批人熟知，就算是没有电影《武训传》，江青一样会找到其它的理由来，或者是借助其它的电影。《武训传》事件的开始毛泽东指示就事论事，根本没有意思涉及个人思想问题，一直到文革之前，“武训”事件的当事人也没有受到任何人身迫害，到了文革，这样一个是非不分的历史阶段，一切都没有常态了。是赵丹与江青的一段往事使他吃了大苦。
赵丹与江青有段说不清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赵丹和蓝苹（江青做演员时候的艺名）都是上海电影界的演员，只是当时赵丹和著名话剧演员叶露茜交往甚密，两人的名气都要比蓝苹大得多。蓝苹曾追求赵丹，而赵丹对她却没有任何感觉，更谈不上有好感。1936年4月，在杭州钱塘江畔的六和塔下，三对影剧界的明星同时结婚。他们是赵丹与叶露茜，蓝苹与唐纳，顾而已与杜明洁。沈钧儒在百忙中来到杭州，做了三对新人的证婚人。
蓝苹去了延安之后将名字改为江青。正是这段历史让江青如鲠在喉，展转无眠，处心积虑打击赵丹。
文革的时候，造反派要赵丹交代历史，但与江青有关的事情他一个字也没有写，这也是他的明哲保身之策。黄宗英说，在文革初期一次不像普通红卫兵干的大抄家时，抄走了所有带字的纸和全部照片，但赵丹发现只在桌子上给他留下了一份《入党自传》，他马上醒悟到其中奥妙。他对黄宗英说：“这是给我一个暗示，只交代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牵扯到别人。”当然他指的是江青。文革后在公审江青时，他们才知道，正是江青派人来抄三十年代几位熟人如郑君里、赵丹等五人的家的。当时在狱中写交代时，赵丹仍然把握着这一原则。
实际上，赵丹并非第一次入狱，抗战初期，“新疆王”盛世才曾一度采取亲苏的态度，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因此派遣了大批干部到新疆工作，新疆顿时吸引了许多左翼文人。1938年新疆成立了文化协会，茅盾任董事长，张仲实任副董事长。经邹韬奋的介绍，流亡到重庆的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等人，与茅盾取得联系，他们也前往新疆，在那里成立了实验剧团。但是，很快，盛世才在1940年制造了“杜重远案”，将杜重远和与之有关的人士逮捕入狱，赵丹也在其列。
赵丹在新疆入狱的时候，从关押在一起的囚犯那里学会了抓阄卜卦，上面无非写上“出得去”或“出不去”的字样，借此来消磨时间和鼓励自己。后来文革时，他一个人被关押，极度孤独寂寞而无聊之中，便重新玩起这无奈的“游戏”。然而，抢纸条、撕纸条，无疑被视为“不老实”的抵触行为。
赵丹被勒令写出检讨：“大前天，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解放军战士发现，来屋内大搜查，不知从那个角落里搜到一片小纸片。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批判掉了，从根刨掉了，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岂非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所以，我就不顾解放军同志的阻拦，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当时我也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解放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对我改正这种坏习惯，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敬爱的战士！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赵丹还曾被迫交代自己为什么要演刘少奇，这些材料在今天来看或许不可思议：“我的外形倒是有点像刘少奇，鼻子高高的，颧骨也高高的，下巴尖形的。当时闲扯了一阵也就散了。那只是一个演员的职能，一时闪现了一下这个意念罢了，我也没有真正向往地、梦寐以求地列入我的创作规划中。后来，我扮演‘鲁迅’，用了反动的史氏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创作方法，即所谓生活于角色的生活中，我关在瑞金路150号上影招待所，把一间房子布置成鲁迅先生的卧室，一面读他的作品，一面也参看些苏修演员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书籍，其中有史楚金的一本扮演列宁的笔记。这阶段，任申、冯笑等几个小青年住在150号，有时来看看我。我们聊起如何扮演历史人物的问题来，谈到史楚金的著作，谈到我如何探索鲁迅形象的感触等等，话题又扯到中央的那个要拍毛主席老人家的传记片的事，我又说了一遍类似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话。记得我边说就边对屋内的穿衣镜，模拟起刘贼在人大会堂作报告时的动作来，并且还学着他的湖南口音。又记得当时边做边说：‘学几个外在的动作容易，而主要的在于内在的气质上像这就很难了。他是个成熟的政治家，党性修养那么高，我和他的气质距离太远了。我演鲁迅还有点办法，有点自信，因为鲁迅除了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以外，毕竟还是个文学家，同时我从小就喜欢读鲁迅的小说，那时就学习用鲁迅的笔调写小说，因之还可以培育这点通向他的气质。要我演一个政治家，这我是没法的，我的气质太不对路了。’等等。这里暴露了我对刘贼是具有一定的盲目崇拜的。”历史的混沌已经使人是非不分，同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两个人尚不能互相理解，这是禁锢思想的错误，还是个人的错误，一切变得很苍白了。无语，一个人的思想被改造成这样子，没有自我主张，没有自信，中国的前途堪忧。
1973年春，赵丹被假释出来了。孩子们见过爸爸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说：“爸爸完了，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他突然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把黄宗英惊醒了。她以为他在梦游，叫他：“你睡着了吗？”“我醒着。”“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叫人害怕。”
文革刚刚结束时，赵丹特别想演电影，可是，在文革中关押过多年的赵丹，仍然受到冷落，一直不得启用。
迟迟不得平反并受到冷落的赵丹，这时家里来了几位来自江西的客人，他们中间便有老朋友，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方志纯和赵丹抗战期间在新疆曾一起工作过，了解赵丹被“新疆王”盛世才关押数年的历史。赵丹为此事在文革被打成“叛徒”而备受折磨，致使文革结束后也没有结论。方志纯听说他还因此事没有落实政策，不由一拍桌子说：“笑话！你们入狱的五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文革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
黄宗英说，赵丹天生就是个演员。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太想重上银幕了。1977年，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总理时，他非常兴奋。赵丹试装后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可是事与愿违，赵丹被突然撤下。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关于赵丹的谣言仍漫天飞舞。赵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质问负责人：“是你们请我来演周总理的，为什么又不让我演了？”后来有人把真相悄悄告诉了黄宗英，原来是有权的人轻信谣言，提出了赵丹与江青的关系，并反问：赵丹演周总理合适吗？……
赵丹被撤后，为怕他太寂寞，黄宗英很快为他写《闻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本子。像苏叔阳、白桦、李准，他都说过。他还要黄宗英给他写齐白石，甚至说要不就写《红楼梦》。他想要演得不得了，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蒙太奇小框框解馋。当时美国曾发函邀请赵丹去访问，可有关方面却一再拖延，待复函时配上一份有逐级领导一共8个人的浩浩名单。结果对方不接受，说他们请的是艺术家赵丹。文革后的赵丹最终也没有在银幕上扮演出新的形像。
中国的一代巨匠这样非客观条件地在电影的舞台上谢幕，是整个中国的悲哀，也是以后电影史上悲哀。当后人提起赵丹，或者是看到《马路天使》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是怨恨江青，还是以后文革结束后那些增经质疑赵丹、阻碍赵丹拍电影的人。
我想起了苏轼，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才子，在宋朝的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都受排挤，不得志。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苏轼的命运一程度上又在赵丹的身上重演。对于我们个人来说犯一次错误，我们本身可以轻易的改正，保证下一次绝不再重犯，但是历史造成的错误，它又怎样改正，确保以后不再出现同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