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奇——历史的人质
贝托鲁奇无疑是世界电影史上一个重要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往往以宏大的历史背景、强烈的阶级形态和艺术的情色描写而著称。
熟悉贝托鲁奇电影的人知道,在他的光影世界中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地域。一个是意大利的帕尔马和艾米利亚地区,那里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独自探索以及内心回归的地方。另一个则是巴黎。对他而言,巴黎是启蒙地,是影片资料馆,是令他对电影产生热爱和执着的圣地。不仅如此,帕尔马和巴黎这两个不同的地方还在更深的层面上象征着贝托鲁奇所面对的现实和历史。
事实上,贝托鲁奇的电影创作深受法国新浪潮运动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而在内心深处,他却对那个“革命之前”春雨沉醉的时代充满了深刻的向往、留恋和敬畏。或许本该属于一个和谐优雅的世界的他被历史放置于欧洲大革命的纷扰之中。他一面经历着“五月风暴”,经历着革命,渴望顺应并投入到这一时代,一面却总是无限依恋地仰慕着颓败的旧世界,不断地为它涂抹着黄昏暮色般柔和、优雅甚至令人心碎的绝望与美丽。然而,贝托鲁奇的旧世界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正在消逝中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充满了温暖色调、若隐若现、似幻似真的为其意识形态所必需的镜像式空间。作为一种对权威缺失、混乱喧闹的旧世界的想象性填充,这里有着身为诗人的父亲、有着和谐稳定的田园秩序,有着舒缓律动的甜蜜幸福……因此,贝托鲁奇的摄像机总是如冷漠的窥探者一般在窗门之畔游荡,在富于质感、沉重的垂帘布幔和玻璃白墙间徘徊,在封闭幽暗的室内和明亮空旷的户外间推移,他总是试图通过镜头类型的转换来表现人物空间在自我和社会、扁平和幽深之间的对比,并以此表达出一种现实世界的迷乱和无名。
正是这种浓烈伤感的怀旧情绪,或者说是哲学意义上的“乡愁”使得贝托鲁奇的世界呈现出一种迷人的矛盾感,并为其蒙上了一重阴郁、绝望、晦暗的色彩。贝托鲁奇的作品始终保持着一种对于历史的痛切关注,但他的这种关注并不是以重现或重述某段历史为目的的。贝托鲁奇所选取的政治性或社会性的主题,往往只是另一个潜在主题的假面和化妆,而这一潜在主题又通常表现为对理想秩序的寻找和呼唤,更具体的则是对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秩序和律条的敬仰和渴求。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贝托鲁奇曾经有过一段忏悔式的独白:“我以为自己正经历着革命的年代,其实我是生活在革命之前的年代。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只有革命之前。”贝托鲁奇所讲的“革命之前”正是那个对资产阶级理想世界充满幻想的时代。事实上,贝托鲁奇的这段自白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自辩,他的确处于一个革命的年代,他只是把自己想象成生活在“革命之前”而已。贝托鲁奇这种内在化了的理想主义,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可能是一个现有秩序的颠覆者。他永远无法像让-吕克.戈达尔那样粗鲁、决绝、肆无忌惮地去做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叛者,他对历史的基本态度不是批判、揭露和亵渎,而是暧昧、矛盾和申辩。或许贝托鲁奇也渴望像戈达尔一样做一个无法无名的孤胆英雄,做一个现代西方社会的被放逐者与局外人,但他终究还是体制内、秩序内的一分子。
相对于历史,处在西方文化困境中的贝托鲁奇更加关注处在历史中的个人和命运。一如他的名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贝托鲁奇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表现出一种自我否定、自我确认的宿命,他们孤独、疏离,永远在放逐中挣扎、在困境中逃遁。尽管他的主人公们似乎也都带着某种骚乱、不洁和叛逆的属性,但这种属性并非某种超越性的、对人类永恒境况的表述,因而那样的反叛最后几乎都会转变为屈服、和解和恳求接纳。被历史俘获的个人在痛苦地经历了一系列关于反叛/臣服、越轨/秩序、“弑父”/“寻父”、罪孽/救赎……的二元选择之后,都会像贝托鲁奇本人一样陷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懦夫,就是叛徒。这样,贝托鲁奇的人物永远都不会成为英武的叛逆者,他们永远在一种自责与自欺中自惭形秽。
正如电影评论家描述的那样,贝托鲁奇的世界是阴郁的,一种并不黯淡却令人窒息的阴郁。他的世界永远在外部撞击中摇摆不定,但这世界的基座却坚实稳定,难以撼动。贝托鲁奇永远会在情欲中躁动,在罪孽感中沉沦,同时又在一种辩白式的救赎中浮起。不同于费里尼市井艺术家的狂放大度,贝托鲁奇的世界并不具有那种放荡不羁的魅惑,他的堕落之旅永远会因为太多的思想、太多的禁忌而流于摇摆和悬浮;也不同于维斯康蒂那种旧日贵族式的优雅、颓败与迷狂,贝托鲁奇的世界没有那种“神界的黄昏”式的光泽和晕环,他永远会向往着一份旧世界的豪华与儒雅,却永远因太多的对社会的关注而羁于现实。同时,他对于混乱丑恶现实的排斥和厌恶也使得自己陷于一种逃而不脱、隐而不藏的窘困境地。
贝托鲁奇不是一个艺术规条和围栏的僭越者,也不是西方世界执着的预警人和批判者,但他却是一个尾随于文化拓荒人之后的辛勤劳作者。正是他对于现实和历史模棱两可的矛盾心态使他的电影呈现出一种华丽凄迷的浪漫情调,而他对于寻父、情欲、精神分析等主题的执着及其超越常规的叙事技巧,也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一名世界级的类型电影大师。既遥远又亲切,既朦胧又清晰,贝托鲁奇用一种只属于自己的独特方式实践着对那些更隐秘、更抽象的思想的自由诉说,并以他那特有的狡黠而忧伤的笑容坦然面对着西方世界日渐没落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