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实验电影，《真相》用影像化的方式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作了一个生动的注解。金基德运用非常规的叙事策略，将人格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独立出来，并通过象征性的手法将其形象化。“另一个我”的情节设置打破了现实和幻想的界限，使内心深层潜意识领域的对话转变为不同人物之间的戏剧冲突。通过这种特殊的电影语言，金基德实际上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自我”以“幻想”这种防御机制缓解焦虑从而保持个体人格平衡的过程。
对于这一过程的演示，导演主要是通过人格结构的拟人化设置来完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在影片中出现过的角色都不是完全真实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当作某种象征性的符码使用。而这些符码真正指示的正是人格结构的基本构成。只不过对于观众而言，要发现并意识到这些符号的存在及其意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导演在叙事时采用了一种将形象化的符号与现实人物并置的策略。这一策略从影片一开始便成功地混淆了我们的视听，使我们很容易陷入到一个寻找“真相”的陷阱之中。
影片开始于一个面部特写，当摄像机慢慢靠近，呈现在镜头中的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孔，木讷又似乎蕴藏着什么。然后镜头慢慢拉开，画面由特写变为中景又变为远景，我们看到置身于一片喧闹广场中的街头画家正在为客人作肖像素描。这本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然而随着镜头的继续展开，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首先是镜头画面不断变换的色彩和色温，让我们感觉到在我们的视点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个视角。那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拿着摄像机围绕在画家的周围，没有任何话语，只是专注地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着，彷佛害怕会遗漏掉什么。另外，在嘈杂的背景声中一个声音逐渐变强并慢慢盖过周围的喧嚣，我们开始注意到画家耳朵上戴着的耳机，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很想你……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语气听上去有些急切。也正是在声音变得清晰的同时，镜头平移到离画家不远处的电话亭里，一个女人正在打电话。到这里为止，敏锐的观众可能已经产生了疑问，为什么那个白衣女子要拍摄画家？那个画家是在窃听别人的电话内容吗？
然而仅仅有这样的疑问还不足以帮助我们发现隐藏在现实情景之中的符号，因为剧情发展似乎并没有留给我们太多的时间去思考。首先是客人认为画家画得不像，只愿意支付一半的酬劳，画家没有争辩，而是沉默地接受了。然后在画家为第二个客人画画时，一群流氓走过来向他索要保护费，画家看起来也早已习以为常，没有反抗只是无语的承担。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白衣女子仍旧在一旁用摄像机沉默而专注地记录着一切。而就在流氓离开后不久，背景中又有另外一种声音突显出来，这次变成了男声，好像是在说“……我等着你……”之类的话，同样，导演将镜头平移到电话亭上，这次站在里面的是刚刚勒索过画家的流氓。到这里我们对于画家是否真的在窃听电话的疑问可能更加强烈了。但导演却通过巧妙的剧情设置很快地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疑问上。那个一直忙于拍摄的女子终于介入到情节中来。她坐到了画家面前，要求他为自己作画。在画家完成素描把画交到女子手上的时候，这个一直没有说话的女子开口了：“很像啊！”，“可惜我没有钱，我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支付你。……我想你会喜欢的”。联想到之前白衣女子的举动，这样的话语对观众而言显然是具有诱惑力的，它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女子的好奇。
接下来，画家似乎如观众所愿地答应了女子的要求，跟随她来到一处黑屋，在黑屋门外的海报上赫然写着“另一个我”的字样。至此，导演成功地利用我们对白衣女子的好奇心，将我们从现实的广场带离，而进入到一个昏暗的舞台。在这里，另一个神秘男子出现了。他似乎对画家的一切都很了解，他用暴力甚至猥亵的方式逼迫着画家，他那巨大的咆哮声仿佛要将整个舞台吞噬，然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却又好像是从画家心里发出来的声音。在这里，我们可能会隐约地察觉到男子和画家间存在的某种对应关系。然而，舞台的表演正在进入高潮。在和神秘男子的对戏中，画家内心深处的仇恨、暴力和欲望终于一步步爆发出来，“这是我不能忍受的”、“这是最让我愤怒的”、“我要杀了你”……在一声巨大的枪响之后，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画家沾满鲜血的持枪的手，神秘男子倒在地上，似乎达到了他的目的。而在整个过程中，将这一场舞台剧作为等价交换的酬劳献给了画家的白衣女子仍然向之前一样始终将自己的镜头对准舞台上发生的一切。
当画家从黑屋里走了出来的时候，他的目光变得和之前不太一样。他回到广场上，为另一个坐在画板前的女人作画。值得注意的是，导演在这里特意给了画像一个特写，那是一对被黑色涂满了的瞳孔，看上去就像一个将死之人的眼睛，毫无神采，甚至有些可怖。接下来的情节有些怪异，那个女人在付过钱之后当着画家的面将素描撕碎并扔进了垃圾桶。这时，画家手中的削笔刀和铅笔让我们感受到某种被强调了的暴力征兆。终于，女厕所的鲜血覆盖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正是画家的“另一个我”。
就像神秘男子在舞台上说出的结果一样，随后发生的剧情是我们能够预见的。那将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大杀戮，画家将用暴力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欺诈他的男客人、背着他和别人偷情的女朋友、抢走他爱人的情敌、在部队里羞辱过他的肉店老板、曾经深爱过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没有停留，直奔目标。然而，导演并没有将画家变成一个冷血杀手。在漫画店，在那个可怜虚伪的女人面前，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了代表温情的眼泪和拥抱。镜头最终略去了对于这个女人下场的交代。但是，在走出漫画店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镜头。还是那个拿着摄像机的白衣女子，她又一次出现在画家面前，就像影片开始一样直接的将镜头对准了画家的脸。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回想起在之前的复仇画面中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色彩偏移的镜头更替，原来这个女子一直在画家周围默默记录着报复的过程。当然，我们或许还会意识一些其它的东西。比如，白衣女子何以能够在如此地冷静，为何在先前的复仇画面中只有她的镜头却不见她的身影，她又为何在隐藏了那么久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等等。当然，这样的意想对观众而言是短暂的。因为我们都想知道故事怎么发展。终于画家愤怒了，“停！停！”他对白衣女子大声地吼着，可是那女子并没有理会，没有说话、仍然继续着拍摄。终于，他举起了砖块，白衣女子倒下了，而丢在一旁的摄像机镜头中显现出画家离去的身影。这里，画家的行为于我们而言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却不难理解，他杀死了女孩，却留下了证据，似乎在告诉我们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和对毁灭的忽视。
正如情节暗示的那样，画家在杀死白衣女子之后，又相继完成了对虐待过他的警察以及敲诈他的流氓的最后复仇。最后，似乎为了寻求某种暴雨之后的平静，他来到了一间画室，疲惫地蜷缩在角落里，慢慢睡去。画室中善良的女孩并没有问什么，只是为他盖上毯子拉起窗帘。如果故事到此结束，那么它所讲述的就是一个落魄画家在神秘的奇遇之后，向周围人展开报复的故事。但是，影片并没有结束，画家睡醒后又悄悄地离开了画室，而他的去向最终将把我们积累下来的观影逻辑全部击溃。画家又回到了原来的广场上，回到了画板前，而在对面坐着着正是前面已经被杀死的女客人。仿佛是影片开头的场景重现，依然喧闹的广场，同样围观的人群，同样叫卖的小贩，连勒索过他的流氓也重新出现在那里。似乎一切又回到现实之中，画家继续在阳光下为女顾客作画，只是这一次在导演给出的画像特写镜头中，画家把瞳孔上的“高光”给留了出来，它使得画纸上的双眼恢复了生气。
影片结尾是一幅广场的远景，镜头中那群小流氓正在向卖玩具的摊主勒索。似乎是一阵刺眼的阳光，屏幕上出现一片明亮的空白。当镜头再次恢复时，那个滩主突然拿出刀来向流氓头刺去，流氓被刺中躺在地上抽蓄着，而摊主就像发了狂一样一边叫骂一边挥舞着小刀。可奇怪的是，广场周围的人，包括画家在内对此并没有任何反应，仍旧在各做各的事情。此时，伴随着一声响亮的“CUT！”，影片嘎然而止。
金基德在影片叙事过程中有意地将真实模糊化，直到影片最后才使我们意识到所有复仇和杀戮的过程其实都不是真实的，那也许只是画家的幻想而已。但是如果我们能跳出常规的剧情电影思考模式，我们会发现整部影片其实只是在向我们描述一个潜意识领域的心理过程而已，这个过程就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所提到的自我防御机制。（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人格主要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是人格中最原始、最神秘而不可及的部分，是“力比多”的存储器，潜意识欲望的最深处，它按照“唯乐原则”行事，追求快乐，逃避痛苦，排斥道德。“自我”由“本我”分化而来,它是“本我”和外部世界的连接者，它按照“现实原则”行事，既以“本我”的能量作为自己的动力，同时又对“本我”的非理性冲动进行延缓性的控制和压抑。而“超我”则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是人格的最高层，依据理想原则活动。本我、自我、超我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格系统。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总是相互协调的,自我常常无力同时满足内部和外部的需要,这就人体就会产生焦虑。焦虑反映了人格结构的不适应状态,其功能在于对自我提出警告。焦虑积累起来就会产生人格结构的严重失调,因而“自我”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对付那些使人感到焦虑的危险,而延迟或减少焦虑的方法则是包括“幻想”在内的多种自我防御机制。）而导演之所以能够将这一过程用现实的或者说接近真实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于其在情节设置中加入了一些形象化了符号，而这些符号又因为镜头语言的巧妙设计被成功地遮蔽了起来。
我们不妨重新来看。在影片的开始部分，作家作为事件的行为主体存在，在广场为客人作画是对他外在行为的真实描绘。事实上，这也是整部电影中画家唯一真实的外部行为。最开始，画家人格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但是这种平衡状态是极不稳定的，因为“本我”的力量正在慢慢变得强大。导演在用电影语言表现这种变化的时候，实际上采用了一种隐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前面分析时在背景声中两次突显出来的声音，这种声音作为一个符码其实代表着“自我”对个体焦虑的一种警告。从后面的情节我们知道，画家的现任女友正背着他在外面偷情，这无疑是让画家感到痛苦的事情。按照“唯乐原则”，为逃避这种痛苦，“本我”会不停地为自己寻找出路。因而，女人与另一个男人充满抒情意味的对话内容，实际上是画家心中的想象或者说是他潜意识里的一处伤痛。同样的情况在街头流氓向画家索要保护费的时候再次显现，画家所听到的男声中明显地带有某种不屑和侮辱，而这正是他面对流氓却无力反抗的最大焦虑。导演在处理这一声音时有意地通过镜头的配合将其表现为画家的窃听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掩饰它的符号意义，一方面也是通过“窥听”这一象征性的行为暗示“本我”在我们人格结构中的深层特征。为了强化镜头的掩饰作用，导演实际上还另外安排了一个情节，就是流氓对画家窃听行为的发现。但是很显然，这并不是真实的，它也是通过主观化的镜头对心理过程的一个展现，“你在窃听别人的通话内容吗？”，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诘问，因为画家“窥听”的是自己心底的声音，因而这句话的真实含义类似于“怎么，你想反抗吗”或者说“你觉得很委屈吗？”可以看到，导演在影片的开头部分通过背景声音为自我防御机制的启动设置了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画家正处在一种焦虑状态。
导演在开始段落中设置的另一个重要符号就是手拿摄像机的白衣女子。在这里，白衣女子是作为“自我”的代言人存在的。注意到在影片中，白衣女子始终处于一种“沉默地监视”状态，唯一一次开口说话就是在画家为她作画之后，这是因为在察觉到人格构成的不适应状态后，“自我”需要启动自我防御机制来缓解个体的心理焦虑。既然缓解焦虑是“自我”的一种职责，那么白衣女子便不得不介入到情节中来了。白衣女子是第三个做到画家面前的人，前两个客人对画家的画似乎都不满意。而在画家将素描交给白衣女子时，她第一句说的话就是“很像啊”。这句看起来很平常的认可，实际上透露出她作为“自我”这一符码的真正意图——调整、安慰。接下来，她通过等价交换的邀约将画家带到了“另一个我”的舞台上，从而真正展开了自我防御的调节过程。其实，白衣女子对画家的说话内容也是导演的一个绝佳设计，“可惜我没钱，能不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支付你。……我想你会喜欢的。”这种暧昧而富于悬念的语气使画家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从而与潜意识层面防御机制的自觉性相吻合。另外，白衣女子手持摄像机的形象设置，是对“自我”另一个职能的隐喻，即作为“本我”和现实世界的联系者，“自我”必须时时监控“人格结构”的协调状态，这样才有可能对那些非理性的冲动进行延缓性的控制和压抑。因而，在后面的画面中，我们始终能够感觉到作为“检查器”的摄像镜头的存在。对于这一特殊视点的处理，导演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掩饰，而是通过变化画面的色彩和色温将其融入到整个拍摄中。
人格结构的自我防御机制是通过对“本我”原始冲动（力比多）的想象性宣泄来完成。在剧中，作为“本我”象征符码的人物显然就是“另一个我”舞台上的神秘男子。弗洛伊德说，“本我”就像是“一个充满沸腾之兴奋的大釜”，它直接指向于人格中最神秘、最原始的欲望和本能，而各种本能归根结底又可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生本能”是指追求某种感官愉悦或机体满足的强烈欲望，“死本能”则是对破坏、侵略或者自我毁灭等的迫切追求。这些内容在神秘男子身上几乎都得到了体现。他亢奋、激昂、用暴力甚至猥亵的方式不断地逼迫画家。“你不会表达自己”，这句话既表现了“本我”不顾一切寻求发泄、追求满足的本质特点，同时也暗示着大家整个舞台剧的真正目的——即通过“幻想”这种自我防御机制释放本我的痛苦、宣泄本我的不满，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吗？由于在这里，神秘男子是作为“寻求出路”的那部分“本我”的代言人存在的，因而他和白衣女子一样都无法成为行动的主体，他能做的只是把引起个体焦虑的那些原因统统呈现出来，进而通过幻想中的行为主体对它们进行非现实的处理，来达到缓解焦虑的目的。神秘男子向我们展现的第一个原因是性的压抑，这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吻合。他不停地逼问画家是不是渴望得到白衣女子，而后又用暴力的方式为画家作了一次强行的宣泄，当然这种宣泄并不是真实的，它相当于现实生活中一次短暂的性幻想，而此时的白衣女子也仅仅是暂时性地作为一个女性肉体的抽象符号来使用的。紧接着，神秘男子又用一种戏剧表演的方式为我们陈述了其它引起焦虑的原因，比如女友的背叛，爱情的脆弱，下属的侮辱，侦探的虐待……等等。而这些显然是会在下一步自我调节过程中被一一抹去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导演在安排舞台剧情节的时候实际上把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剧情给提前了，那就是“神秘男子”的死。神秘男子的死亡象征着感觉痛苦、渴望寻求出路的那部分“本我”的沉寂，而它本来应该在“幻想”这种防御机制发挥作用之后，也就是应该在“画家”完成报复行为之后。但在这里，神秘男子的死亡代表着“另一个我”的诞生，而这里的另一个我就是为了缓解“本我”原始冲动所必需的想象中的行为主体。因而将这一情节提前既增强了舞台剧情的逻辑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神秘男子的符号意义。
走出黑屋的画家是以“想象中的行为主体”的符号身份展开行动的。导演在描述画家逐一复仇的过程中，有意丰富了每个复仇对象的现实经历。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出于对叙事策略要求的考虑，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尽管人格结构的自我防御过程是深层的、神秘的、复杂的，但它仍然可能包含着某种有意识的区分和判断。事实上，导演对影片中不同报复对象的性格及经历预设是不一样。画家最先报复的两个人都是请他作画的客人，他们代表着画家内心最现实也是最急切的焦虑，因而导演对这两人的性格描绘都带有一些不正常的因素，一个是在请画家作画后又当面将画撕毁的神经女人，另一个则是惟利是图、欺诈别人的色情小人。而画家对这两个人的报复手段也都是直接的、粗野的暴力。接下来是画家的女朋友，她背叛了画家和另一个男人在花店里偷情，这显然也是画家无法忍受的，她的下场是裸露地死在玫瑰花堆之上。至于抢走他心爱的女人又将其抛弃的卖蛇男子，虐待过他的侦探，以及勒索他的流氓，他们给画家带来的伤害差不多，在面对画家时又同样的轻视和不屑，因而处理他们的方式都是暴力和死亡。在整个过程中，导演唯一略去对下场的交代的是那个画家曾经心爱的女人，这个漫画店老板的生活状态似乎也是那些人最不好的一个。这个女人显然给过画家不小的伤害，但毕竟他曾经深爱过她，因而在这个问题的想象性解决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相对柔和的方式，甚至在其中还出现了难得的温情场面。画家将白衣女子砸倒的情节也许是我们最难于理解的，因为她并不是画家产生焦虑的原因。事实上，白衣女子的遭遇和神秘男子的死亡一样，都是一种象征性的情节。我们说经过之前一系列的想象性解决，画家人格结构的自我防御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自我”对于先前人格系统不适应状态的调整也基本成功了，因而代表那种状态下的“自我”的符码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对于这点导演在后面的剧情中其实已经有了交代，画室中的女孩正是另一个“自我”的形象化符号，只不过她所处的状态是在个体完成心理调节之后。正因为这个原因，她告诉我们画家在一个小时前打过电话给她，而那时正好是心理调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正是这个原因，画家最终在她的面前恹恹睡去得到平复。我们同时看到，这个女孩虽然没有摄像机，但作为画像者她仍然与画家相对而坐，她的“监视”功能依然存在，只不过因为焦虑的减缓而变得不那么迫切了。画家最后悄悄离开的情景，实际上暗示着他将从一个心理世界回到真正的现实中去。而女孩开窗时看到的那个经典的“鸟人”的造型是影片中最后一个拟人化的符号，他象征着一个沉寂的“本我”，孤独地等待着下一个出口。
影片最后，所有的象征性符号全部消失，只留下现实中喧闹的广场和人群。画家前面坐着的女人重新调整了姿势，特写镜头中的眼部素描也重新显现出正常的生气。影片本来已经可以结束，但金基德在最后仍然没有忘记给这个人格结构理论的影像化注解做最后的补充。那个卖玩具的摊主在现实中爆发了，他手中的尖刀告诉我们：自我防御机制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免除内心的痛苦以适应现实。但在特殊情况下,这些冲突和压抑仍然可能以疯狂失常的形式表达出来……
18台摄像机、200分钟的拍摄，彷佛是一场简短而充满敬意的仪式，金基德在用自己的创作向弗洛伊德送去注目礼的同时，也在向这个世界传达着一种声音：电影不能改变现实、却能改变你的意识形态。
PS：这篇文章主要依靠记忆完成，因而在有关细节上可能会有疏漏，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