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要长期地、广泛地、有意识地使自己的所有官能处于反常的状态，以培养自己的幻觉能力。各种形式的爱情，痛苦和疯狂，寻找他自己，用自身耗尽一切毒物，以求吸取它们的精华。这是一场难以形容的折磨，在这种折磨中，诗人要有坚强的信念和超人的勇气，成为世界上最严重的病人，最狂妄的罪犯，最不幸的落魄者，—同时，又是学问最渊博的人!……” ——阿尔蒂尔.兰波
王尔德、奥登、田纳西.威廉斯……几乎所有有关诗人的另一种爱情故事中都夹杂着不同程度的不寻常和不道德。当电影通过自身无比优越的镜头选择能力将所有这些不寻常和不道德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银幕上的诗人在成为天才的同时，也变成了疯子。兰波说，这是一种有关“神圣的混乱”的追求：痛哭、狂喜，颓败、胜利，屏弱、强力，逃亡、进军，诅咒、赞美，邪念、善心，袭读、虔诚，混乱、纯粹……当所有这些对立的因素交织、缠绕在一起，相互冲突却浑然一体时，诗人才能成其为诗人。而这一部《心之全蚀》所表现的一切情感正是这种神圣的混乱。
兰波和魏尔伦，两个天才，同时也是两个疯人，诗情与激情相碰撞，依靠与伤害相拥抱，最终在火药桶里擦出了自毁的火花。他们始终在梦与醉之间徘徊流浪，在绝望与悲伤中沉沦。他，16岁成名，37岁陨落，粗俗、傲慢、自我、怪异，却拥有惊人的创造力和破坏力；他，被成为“诗人之王”，既反叛又传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柔弱不安定的女性气质。一个是清新、尖锐、富于奇特的想象和富有力度感的意向，手握巨大的画笔和燃烧的颜料却不知道如何渲染；一个是善变、矛盾、在浪漫和现实、韵律与突破中表现封闭与梦境，身带令人羡慕的画布，却苦于灵性与激越的匮乏。诗文风格及个体人格的互补使他们理所当然的走到了一起。他把诗集寄给他，他说“我的诗人，到这里来吧”。如同魏尔伦在语言上进行革新震惊和吸引了兰波一样,兰波关于诗歌的新观念也为魏尔伦打开了一扇新的灵感窗户。更重要的是，兰波本身作为一个“充满活力、不甘孤寂而又永不满足的人”，一个永远处于不安和躁动中的，“蔑视一切,反对一切”的灵魂很快便以那种强悍的、生气勃勃的、可以压倒一切的魄力和人格征服了缺乏男性气概的魏尔伦。思想的契合和才气的吸引使得魏尔伦实际比爱玛蒂德尔更真实地爱上了兰波，他由此一度冲破了理智的束缚,抛妻弃女,与这位“青少年撒旦”流浪到英国和比利时。野外的山坡，落日的夕阳，情感的海洋与阳光相互照映折射出另类而狂热的光芒。
然而，他们终究在本质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差别。魏尔伦尽管拥有叛逆的一面，但他的叛逆是不彻底的。他以巴那斯派诗人的面目步入诗坛，却有着与他们大相径庭的笔调和气质；他同样感受到法国中产阶级的腐败和阴暗，却没有勇气反抗而只能借助看似浪漫但实则悲观的爱情幻想诗来抚慰自己的心灵，在酗酒、浪荡、暴戾的堕落生活中体尝能够带给自己冷静和灵感的痛苦。如果说玛蒂尔德的出现曾经使他阴郁的气息变得高扬，那么这种转变本身是短暂的和无力的。他对玛蒂尔德的感情是现实的，她的完美在她眼中不过是年轻的肉体、富有的家境、良好的妇德等现实或传统筹码的叠加。魏尔伦说“我常常做这个奇异的梦,令人心颤,我梦见一个陌生的女人,我爱她,她爱我,每一次,她既非完全是同一个人,也不完全是另一个,她爱我,理解我。”(《我熟悉的梦》)无疑，这是维尔伦的另一个梦想，以文字构筑梦境的他强调“爱”和“理解”实际上只能表明他的倦殚与疲惫，“她只是个孩子”，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他。在此，他对兰波到来的如获至宝以及后来对玛蒂尔德的孩童般游戏式的耍弄说明了这点。而魏尔伦这种虚幻与矛盾的生活态度实际上也导致了他与兰波的最终破裂。年龄及心态的差距使得魏尔伦无法想从前那样盲目地沉溺于激情之中,他必须看到激情以外的其他现实。流浪中的经济拮据，基督教背景下欧洲诸国的反同性恋环境，抛弃妻女而引起的良心不安等等，使得他原本应该明朗的心境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瞻前顾后，情绪反复。而魏尔伦对于现实与道德的诸多考虑对于有着孩子般纯净与冲动的兰波显然是难以理解甚至令人生厌的,单纯与复杂在同样激烈的性格中冲突,争吵与龃龉在所难免。
正如他们两个的相遇与结合一样，兰波和魏尔伦的破裂也是注定的。尽管魏尔伦对待与兰波的感情一向充满激情,但是精神和现实的双重困苦,仍旧使他表现出动摇和游弋。如果说以前的魏尔伦是以保护者和被崇拜者的男性立场出现在玛蒂尔德面前的话，那么在比他年轻很多而且更加强壮的兰波面前,他更多地处于从属者和追随者的地位（影片中体位的表现很明显）,是以比较女性化、阴柔化的一面去感受的。他对现实丑恶的极度厌恶以及他对于不可预期之破灭的恐惧使得魏尔伦产生了一种在辉煌顶峰自我毁灭的倾向。“既没有爱,也没有恨，这是最沉重的痛苦”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他无力面对现实的哀号。而在他心中，他和兰波的那段旅程在传统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压抑下实际上转变成了一种“流放”。此时，他们的关系只是被那共同的艺术见解和叛逆精神维系着。但是，魏尔伦死亡意识之外对于幸福的最后期冀是被动的，一切实际上都在兰波的意识左右中。兰波要离开了，他只有两样东西永远信仰，谬斯和自由。他为了谬斯而来，因为自由而去。“他千方百计抛开现实的迷惑,以求获得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他所向往的是心灵上的绝对自由，是阳光，是乡间，是更为广阔的大海和沙漠。这是他对待诗歌的态度,同时也是对待生活的态度。他自以为是魔术师,是天使,因而也无需要任何道德。魏尔伦读懂了他的才情，却没有读懂他的性情——在那个山上那个关于肉体或灵魂的选择中，他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对魏尔伦而言无法摆脱的世俗束缚——或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使本来可以置身于天堂,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的兰波“依然还在这样”,依然前途黯淡。兰波独自一个离开家庭来到巴黎无疑是为了一种肯定，某种程度上的去展示自我的抱负与才华。但他注定不是一个为巴黎人所喜爱的人，他太过锋芒，太热爱自由了。他能够毫不客气地恶作剧般地打碎魏尔伦岳父的心爱古董，能够以挖苦、挥剑和“从高处尿尿”的方式奚落与羞辱领袖诗人艾卡，当然也能够在体验到了现实的严酷和不可挣脱时出言辱骂魏尔伦的“年老色衰”和“一脸贱相”。最叛逆的人同样也是脆弱和邪恶的，兰波不相信爱，他认为“爱？没有那回事。将家人和夫妻绑在一起，不是爱，是愚蠢、自私或恐惧。爱不存在……私心会存在，利己的情爱会存在，自得其乐会存在。但爱不存在。爱必须重新创造”。于是，在诗歌和自由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自由，选择了无数次出现在梦中阳光和沙漠中的非洲。兰波的决意离去，或者说冷酷无情使得背弃着道德与责任枷锁的魏尔伦对生活最强烈的叛逆和对爱情最迫切的渴求变成虚幻。仿佛是一个忍受着精神折磨去等待黎明的人在破晓时才发现心中的太阳将要离他而去。他可以忍受兰波的疯狂、孤傲、剥削甚至是摆布和羞辱，但不能忍受他的离去。激动和绝望之下,他向兰波开了两枪,试图将“可爱的死亡”变成现实。可惜，他没有击中，他的本意应该是杀死兰波后与之相偕而死的,可或许是软弱的本性,或许是求生的欲望,又或许是命运使他的这一最后的极端失败了。结果他因枪击兰波和不道德性行为被送进了监狱。而兰波也在非洲流浪十几年后英年早逝，留下了“我的右腿现在已肿得像个大南瓜”这个人生最后的比喻。
兰波曾经对魏尔伦说，如果你不喜欢伤害别人，那你就不要去做；但如果你决定硬下心肠去做，就不要用道歉来侮辱受害者。但事实上，无论是兰波，还是魏尔伦最终都没有做到这一点。魏尔伦在同性爱和家庭间徘徊，一次次疯狂几乎失常地伤害玛蒂尔德，又在事后痛苦、忏悔；而意志坚强的兰波也在赶走受不住羞辱的魏尔伦之后喊出了“I'm sorry”的道歉。然而，他们绝非有意用道歉羞辱受伤害者，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另自己成为诗人的神圣的混乱而已。作为诗人,魏尔伦无疑向往光明,希望能够摆脱所有束缚达到心中理想世界，他没有谦恭顺从,麻木地赢得社会的支持和谅解，他曾经不顾一切地与兰波在地狱行走，以无限的勇气和意志狂热地追求绝对。但作为一个生活中的人,他始终无法摆脱现实加在他身上的桎梏，他的反抗小心翼翼，在一种灵与肉的煎熬中向下沉溺，颓废放浪又孤独自弃。人格的矛盾是他痛苦的根源，但正是这些矛盾与挣扎形成了“一种朴实又敏锐的诗,具有各种色调,能引起最细微的神经的颤动,激起转瞬即逝的心灵的回声。”而兰波本身就是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他始终在用想象和智慧不断地发现着现实，并在这种新的寻找的诱惑下也饥渴沐浴着阳光的浇铸。他的一生都在漂泊，但漂泊只是他的生活状态而不是目的；他在寻找，却不知道自己寻找的究竟是什么。最后，沙漠中灼热的阳光吸引了他，他终于去了梦想中的天堂。然而，流星注定是属于黑夜的，对于太阳那不羁的欲望只能使他在世界与人生的波涛中，在追求自我的时间过程中慢慢陨落。“找到了它!什么?——永恒。它是泛着阳光的大海。”兰波在谜狂的光亮直射下失去视觉的同时也看见了视觉本身。在海天交融的地方，留下的是他黯淡而深长的梦影，是那永远的静美对曾经有过的残酷美好的了结和告别。《地狱中的一季》、37年的无常和幻梦，可就是在这种无法模仿的诗式人生中,全部热情、全部过错、全部内疚、全部柔情、全部梦想,向我们展开，如此不安而又如此纯真的心灵。
太阳燃烧自己，而渴望拥抱它的伊卡尔则在靠近时折断双翼，跌落红尘。影片结尾，餐厅里的魏尔伦于恍惚中伸出右手，掌心向上放在桌上。幻想中的兰波拿起刀，一边抚摸着魏尔伦的手，一边用刀尖轻轻划弄着，吻了一下。魏尔伦信仰肉体，因为肉体使他忠贞，而灵魂则可以用一生去爱。兰波就像是向他手心刺下的那一把尖刀，红色的血液凝固后留下的是无限的痛楚，只是这种痛楚令人怀念。“睡吧,一切心愿,睡吧,一切希望! 我已看不见东西,我已失去记忆………我是一只摇篮,有只手把我摇着,在墓穴里摇我:沉默吧,沉默!”
永远不要评论诗人，如果你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我无话可说，心已全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