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女人,我如此不留情地说出我们的“罪”。我明白这十分不讨好,但是我始终认为,在历史的推波助澜下,文化在性别差异上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更由于女人自身的软弱性使得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大声呼唤社会予以公平的同时,我更希望女人们能够明白自己身上的劣性并找到最根本的原因,从而解放自我。
——前记
不知道世界上的女人们是否会在某一刻,或是在她们整个一生中,期望自己可以是一个男人。男人是力量,是勇气,是挑战自我;男人更是自由,是选择的权利。天赋人权,可上天似乎以为只有男人才是人,是拥有人性享有人权的人,女人被忽视。那么,在男人眼里,女人又是什么?是排遣孤独的良药吗,那是宠物;是满足自己控制欲的被操控者吗,那是玩偶;是作为男人事业成功的贤内助吗,那是机器;是解决自己性需要的对象吗,那自慰即可;是繁衍后代的工具吗,那又何必要以一纸之约把双方都束缚住。我无意把男性说成是十恶不赦的混蛋,因为他们不是。我也并不认为两性应该对立起来,水火不相容,那这个世界会缺乏很多美感。如果一味地把问题归咎于历史,归咎于文化差异,实在有不负责任之嫌,让人觉得搪塞。在过去,社会制度名正言顺地把女性放在了低等的位置,千百年来,女性缺乏安全感,在男性的操纵下诚惶诚恐地生活。那么到底为什么,在封建社会被废除的中国,在倡导男女平等的中国,在女性被称为“半边天”的中国,不管在学术界,还是金融界,或者其他领域,拔得头筹的仍然是男性?女性仍然在思想上被压抑,被教育要“安分守己”,被男人们沉甸甸地压在了下面,不管自己是否心甘情愿,身子被束缚,心灵被禁锢,我们被这个社会活生生地强暴了。
就像我看到身边的人不堪社会中游戏规则的重压——不管它有多畸形,疲惫得喘不过气一样,每当我看到女性不自主地——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如圈养的鸡一样痛苦地生活在自己设定的牢笼里,我都不禁感到悲伤。或者说,让我感到痛心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上对女性的压迫和社会上随处可见的性别歧视,更多的是女性自己从未觉醒这一事实。那么多年来的逆来顺受,消磨了我们的斗志,打压了我们质疑的勇气。现状让我们满意。即使情况更加糟糕,我们都会安慰自己说,还有可能会比这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我们把忍耐当成是道德准则,把容易满足当作是美德。历史上绝少有女性可以站出来,不说她要如何撼动社会,就算是挑战自己,也是十分罕见。没有人问道,是否可以改变?我们是否可以生活地如男人一般?社会现状是否合情合理?或者说这情理都由我们自己不遗余力地添加上去,只为了能够有所慰藉。规则从来就不是天定的,历史是胜利者撰写的日记, 虽然一切显得合情合理,但无论如何都有突破的可能性。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借老妪之口,说出“带着鞭子去见女人”的“绝对真理”。作为女人,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将自己视为奴隶,又难怪男人们也会那么想。从小,我们是父亲羽翼保护下的乖乖女;结婚之后,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梦想,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我们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责任——有时候,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高到几乎荒谬可笑。女人不做家务是没有履行责任,男人不做家务是天经地义——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承担家务活;孩子的教育与生活是女人的责任,好像这个孩子没有父亲的精子也会蹦出来;女人读博士是第三类人,男人读博士便是理所当然;男人为女人牺牲了一丁点自己的荣誉便大喊大叫,殊不知女人的一生都被他耗尽。我们是否意识到,在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之前,我们更是一个“人”,一个有梦想,有追求,渴望自由的人。男人有什么权利要求女人牺牲自己而满足自己?女人们是否在感情与家庭中以及失去了自己独立存在的意义?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最后还是离开了丈夫,抛弃了孩子,离开了家庭。她从谎言中觉醒,明白男人爱的不是她,而是一种相爱的感觉;她为了救丈夫一命甘愿冒着声誉败坏的风险去借一大笔钱,而丈夫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却辱骂她,并且从未考虑过要自己站出来保护娜拉的名声;过去她认为她很爱她的丈夫,而事实上她只是自我满足而已——你看,我把女人这个男人定下的角色扮演得多么得当。在8年的婚姻中,如她所说,夫妻俩从未进行过严肃的交谈。男人习惯以“小夜莺”来称呼她,给她以物质上的满足,却从未把她看成是有着独立精神的“人”。她是玩偶,被男人们——父亲与丈夫——操控。当她看穿了男人的面目之后,她明白相比于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来说,有更神圣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要为自己做一些事。到底“我”意味着什么?怎么样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与娜拉拥有相同命运的是“时时刻刻”中的Laura。她有贴心的丈夫,乖巧的儿子,而她却选择没有预兆的离开。在女人相爱,成为别人的妻子,并为之孕育新生命之前,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为自己而活。没有灵魂的生活是行尸走肉,是无法继续的躯壳。在生活与与之相爱的人把我们的“自我”活埋之前,我们要清醒地作一个勇者。因为最可怕的敌人莫过于自己,心灵上的限制无一不是自己一环又一环地圈着的。我并不在鼓励女人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留下身后的人痛不欲生——而这在我看来是不可取的。但是女人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与身边的人沟通,就像杨德昌的“一一”中NJ的妻子,定期去寺庙,抛弃尘世的烦恼,找寻真实的自己。或者,若你足够坚韧,足够决绝,我相信女人也可以时刻保持清醒,在享受感情与家庭以及事业的同时,为自己而活,像一个“人”那样地活着。
是否只有家庭中的琐事羁绊了我们的脚步,麻痹了我们的思想?伍尔芙感叹过“当一个诗人的灵魂困在了一个女人的身体内”。在女人们认同之前,社会就下了定义——女人们需要的是安稳的生活。在职业选择上,女人们被圈定,被限制。我们被要求走一样的路,成为一样的人。我们如此相像,那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当一个女人渴望自由的生活,或者渴望与男人们一起竞争挑战最高点的时候,我们被别人称作“野心太大”,“权利欲太浓”,“不知天高地厚”。生下女儿的父母往往说“女儿比儿子好。女儿比较顾家,以后结婚之后会经常回来看望我们。”仿佛女人的命运在刚出生就被决定,我们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我们是需要牺牲自己的,我们会过安定的生活,我们不用思考,只要按照男人们说的做就好。当女儿们探索世界挖掘内心世界的要求被一次又一次拒绝的时候,儿子们往往被鼓励要闯荡,要挑战。我们是同样的人,却有那么不同的人生。男人们更多被作为个人来看待,被期望成为个性鲜明,对社会有影响的人物。而女人们更多被作为一个性别整体来看待,好像我们既然是女人,命运就该相像。被社会,被我们爱的人忽略的我们,该怎样逃离自己灵魂的困境?我们对于成就的渴望,对于拥有不同人生的希冀,是否真的要随着别人的目光而破灭。我们是否可以独立做出选择,与传统对抗,冲破自己内心中的限制。
在完成尼采“人类是必然要被超越的东西”的要求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成“人”。社会不会自动地转变,厚赠我们女人以应有的权利。在改变之前,女人要学会尊重的自己的意志,明白自己梦想的重要性。在争取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一切之前,女人们要学会放弃,懂得斗争的必要性。存在即合理?那是忽悠弱者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是无用的,而行动者,才能不孤不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