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克利夫爵士（Lord Northcliffe，1865-1922）说：“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
在1905年以前，爵士本来不是爵士，“北岩”当然也不叫“北岩”，他是穷律师的儿子，名为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斯（Alfred Harmsworth），17岁开始当助理编辑，23岁创刊了自己的第一份周刊。靠一系列花哨而赚钱的小报与杂志，他开创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1896年，《每日邮报》问世，将近百万的发行数量，使它一跃而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发行的报纸”。此后是迅速的吞并过程，《每日镜报》、《观察家报》，尤其是1905年，他吞并了英国最有影响的老牌资产阶级大报《泰晤士报》。随着事业的发展，他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也与日俱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贵为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对敌宣传总监，风头一时无两，人称“舰队街的拿破仑”。
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的人生秘密，在电影里被与“玫瑰花蕾”相联系。英国报业拿破仑的成功秘诀，则要明显得多，爵士坚信“反常的事物就是新闻”，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而“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将犯罪故事作为报纸的主要卖点，正好击中了大众的心理需求，想不成功都难。
大众喜欢娱乐，在阳光之下，这不算新事。早在英国出版业早期阶段的都铎王朝，关于性和暴力的出版物在普通民众中十分流行，就如同今天一样。那些格外血淋淋的细节是一定会得到广泛和逼真的描述的。剧作家本琼生恼火自己的饭碗受影响，专门写剧本抨击那些“新闻贩子”，说他们为了迎合读者对感官刺激的需要，根本不在乎什么是“真实”。到了19世纪初期，关于谋杀和处决的报纸非常受欢迎，耸人听闻的头条，凶杀现场的图示，凶手的画像，这样的报纸适合“店童和数百万学徒，不适合体面的场所”。可是英国的下层阶级就是不喜欢“戴着大礼帽”的高雅出版物。《泰晤士报》那样的严肃报纸，铅字排印得密密麻麻，充满冗长复杂的政论，适合有钱有闲阶级，躺在俱乐部的沙发上，由佣人们将报纸熨烫好了奉上，伴着甜酒和雪茄慢慢消磨一个下午。大众喜欢的是1855年创刊的《每日电讯报》，头条主要是犯罪和性，喜欢的是1886年的《劳埃德新闻周刊》，有关谋杀、犯罪、其他耸人听闻的事件的报道占到总量的50%以上。有一个传说，马戏团的大象跑到了街上，这条新闻被《泰晤士报》的编辑弃置不用，他们认为只有娱乐性的新闻被拒之门外时、政治性的新闻才能得到发表的机会。听起来有理，可是坚持原则的《泰晤士报》怎么会被“一天一桩谋杀案”的诺斯克利夫报团吞并啊。
哲学家尼采说：“乌合之众呕吐出他们的胆汁，还将其称作报纸”。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化是光明和甜美”，而“没文化”的新新闻事业自然是“轻浮而愚蠢之物”，重要的是，新新闻事业过于强调娱乐而不是教育，因此是文化标准降低的祸根。
凯文·威廉姆斯（Kevin Williams）的《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Get Me a Murder A Day: A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之区别于其他英国传播史的地方，乃是将“大众”与“大众文化”放置在核心地位。他说，“对大众传媒（mass media）的恐惧一直伴随着对大众（the masses）的恐惧，而大众又是随着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发展才逐渐变得强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大众传播的历史就是惧怕大众的历史。”
精英与大众的区别与对立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有之的现象，所以话语权、媒介权、传播权的争夺，填充了昔日称为“新闻自由史”的每一个角落。传媒忽焉被视为独立自主的“第四阶级”，忽焉被视为被收买的社会控制部门，忽焉成了反应公众舆论的公器，忽焉被视为以低俗垃圾谋求利润的印钞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观点迥异，而都无不偏颇。凯文·威廉姆斯试图解释：“历史说明，无论何时，大众传媒的作用都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最为关键的是要打消这样的念头，既不要把大众传媒看成是公众、舆论、和民众的代表，也不要将其视为受国家和社会中其他权力机构控制的部门。”最为关键的，是正视“大众传播”中的“大众”。
毋庸讳言，知识分子、道德卫士、政治家和那些掌权者总是对“人民”或“大众”怀有强烈的戒备心理。在启蒙思想中，传媒是精英对大众进行教育的绝好工具，即便开明如托马斯·杰斐逊，也从未将新闻自由本身当作目的，在他的思想中，新闻自由通向一个更伟大的结果：受过教育的选民。所以，在精英看来，“大众传播”更像是“面向大众的传播”。正是因此，对大众掌握和使用大众媒介，精英们总是忧心忡忡。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大众传媒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文化水准的降低；对于道德卫士来说，黄色新闻是导致民族道德沦丧的根源；对于政治家来说，大众传媒强迫政治家们对舆论做出迅速反应，深思熟虑的政治让位于媒体作秀的政治。于是，他们诟病传媒，认为社会暴力的加剧、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足球流氓、旧城骚乱、恐怖主义、宗教虔诚感的丧失、教育水准的下降、政治冷漠、还有其他社会问题，都可以归因于大众传媒的“神奇力量”。特别是那些媒体大亨们，售卖低俗的文化产品，却自诩为“为社会进行了公共服务”——比如媒体巨鳄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提出，在法律限度之内，任何人提供了公众希望并以可能支付的价格得到的文化产品，都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正是这些媒体巨头，使大众从“公民”“堕落”为“消费者”，因此上，穷了民主、富了媒介、娱乐至死、大难将至。
精英们大概会喜欢保守的BBC早期领袖约翰·瑞斯（John Reith），他将电影工业的产品视为垃圾和俗物，原因在于它们“只想取悦公众”，“开发如此伟大的科学发明只是为了追求娱乐，这实在是对广播力量的侮辱，是对人民的品格与智慧的亵渎。”瑞斯深信自己知道什么对于英国公众来说是最好的，他与马修·阿诺德一样，相信向英国民众提供道德、文化和精神价值观的知识，可以使群众转变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这种知识的培养会弱化对于激进社会变革的需求，并且确保社会能够以更加有效和理性的方式运行。瑞斯的广播之梦就这样奠定了BBC“公共服务广播”的理念。他所认为的道德标准就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严格的基督教教义、贵族文化和学校细致周全的道德要求。”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乔治·奥威尔，BBC的一名员工，正是以瑞斯的BBC为原型，在著名小说《1984》里设计了那个专断的“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更有趣的是，90年代的调查表明，英国人还是把BBC视为大都市和中产阶级的电视台，没能够提供更多样化的节目以适应社会中的所有群体，而BBC的那些商业敌人正在攻城略地、赢取越来越多的收视率。
问题在于，英国因大众传媒而堕落了吗？从都铎时期小报上的性与暴力新闻，到现在《太阳报》的封三半裸女郎，“乌合之众”通过选择性购买，一路追求着休闲娱乐的权利。而太阳照常升起，政治换了众多形式，依然在正常运行。也许还是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说得对：其实没有大众，只有将民众视为大众的方法。与阿诺德博士不同，我们认为“文化是日常的”，无权阶级对于有权阶级的抵抗，有着符号的和社会的两种形式，大众传媒上所体现的大众文化，何尝不是大众对于霸权的一种抵制和周旋的艺术。
与詹姆斯·卡瑞（James Curran）等人的《英国新闻史》（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ain）不同，此书学术性并不强，“类似于基本的历史教材”，但是又没有将笔墨花在对历史背景和人物的介绍上。然而，此书难得地摈弃了精英角度，没有写成一部保守的“传者史”，也没有写成一部刻板的“媒介史”，而是使“受众”的影响成为潜在底色，凸显了大众传播之大众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不愧是一部适合大众的好书。
凯文·威廉姆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刘琛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