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奥斯卡·王尔德的《自深深处》，发现很多朋友都会问这个书是不是就是以前出版的《狱中记》。我当初说是，后来发现又不对。我了解的《狱中记》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的版本，译者是孙宜学先生。后查豆瓣发现除了这个版本，还有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2月的版本和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的版本。这几个版本的译者都是孙宜学先生，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人大的版本是《王尔德狱中记》。孙宜学先生同时还翻译了《王尔德自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版），另编有《审判王尔德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我正好前些日子刚淘到，对了解王尔德又深入不少），对译介王尔德可谓功不可没。根据以上的版本，可以得知《狱中记》中收录了王尔德写给道格拉斯的长信，但是除此之外还收录写给他的其他时期的信，因此说，《狱中记》包括了《自深深处》的内容，但不是《自深深处》。毕竟，根据翻译的一般理论，翻译是另外一种创作，译者的不同可能让相同的译文有着不同的外形，一个好的译者能够成全一个好的译文，一个烂译者也可能毁掉原来的经典。当然，这样说并非再暗示《狱中记》和《自深深处》的译者，我虽然没有读过《狱中记》，但是根据我读《审判王尔德实录》的观感，孙宜学先生是个严谨的译者；而根据我刚读过的《自深深处》，朱纯深先生的译文非常漂亮，雅致。博尔赫斯评价王尔德的时候说，王尔德写作技巧上的平庸可以作为其内在伟大的证据。如何在译文上做到突显这种内在的伟大是颇有难度的，但是根据朱纯深先生的译文看，他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另外对于《自深深处》这个名字，估计很多人乍一看到有点不明白什么意思，事实上我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有些诧异。模糊性的题目容易抹煞一个漂亮的文本，不知道本书的译者当初翻译时候做何感想。不过读过朱纯深先生的《译后记》反而觉得这个译名有种“陌生化”的美感。朱先生如此解释书名翻译：“比如标题De Profundis的翻译。原文是 拉丁语，类似中文采用古文一样，显得庄重古雅。其‘陌生化’所突出的效果，有引起读者注意和产生联想的文化效应，而因取自《圣经·旧约·诗篇130》的首句，联想更有所本。圣经原文英文为‘Out of the depths I cry to thee ,O LORD’，中文是‘耶和华阿，我从深处向你求告’（圣经工会版，1961年，香港）。顺着这条互文线索。似乎可以译为‘从深处’，而且这也是当时提供给我的中文标题。后来到香港后发现其他译文有‘狱中记’，平实但与内容不甚符合，因为原作者并非‘狱中纪实’之类的文字。那么，‘从深处’呢？从效果上看，这三字的音形意足以暗示读者，他们行将注目侧耳的，是一篇发自心底牢底的痛彻肺腑的呼告和言说吗？答案当然是见仁见智。后来见到还有译文以‘深渊’代替‘深处’，也许是为了让标题触目而希望令读者动心吧。出于同一理由，我便，考虑更丰富的诉诸性情的链接：从欧阳修经典《蝶恋花》句‘庭院深深深几许’到当代流行歌词的‘回到记忆深深处’（柳重言）。走笔至此，不禁想起我当年在福建师大的硕士导师、已故许崇信教授早年的一个精辟论点：‘译文所以能和原文一样充满感情色彩，是因为它能在汉语的文艺土壤里获得深厚的历史背景情味的支持，使人有丰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感情的民族源泉之流就越长。’至于最后的选择：‘从’还是‘自’，或轻或重、或从容或幽切，则是留给个人听觉深处对音律的偏好，因而是一个不无奢侈的取舍了。”用这么一大段解释一个名字取舍，看来朱先生当初选定译名的时候也是颇有踌躇，恐怕适得其反吧，不过如此严谨的翻译作风也让人敬佩之至。
读《自深深处》，估计大部分读者都会对王尔德有个基本的印象，觉得这个人实在窝囊之极，跟个怨妇并无二致。用情专一到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原则的迁就、退让和原谅。道格拉斯一次次的伤害他，利用他，甚至病重的时候羞辱他，差点威胁到了他生命，他都能对道格拉斯的背叛一次次的表示原谅。对他这位小情人可谓仁至义尽。就像书中说言，开始的时候是严厉的谴责，觉得道格拉斯让他身败名裂不可原谅，说着说着就谈到了他对他的爱，对他无私的关怀，到了信的结束部分已经又谈好了下次见面的地点，让他弥补对自己的伤害。想到那句李莫愁经常念叨的元好问的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王尔德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过一旦谈到自己喜爱的艺术文化，怨妇王尔德就是另外一副模样，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天才王尔德，自信、傲慢、睥睨天下的口气能把他的时代踩在脚下。窃以为，书中最好的文字就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自己，不管是你还是你父亲，即使再强大千百倍，也不可能摧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是我自己毁了自己——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如果不是自己毁自己，别人谁也毁不了的。我很愿意这么对自己说，正下定决心这么对自己说，虽然你这时可能没这么想。假如我这么无情地谴责过你，想想我又是那么无情的谴责了自己。你对我做的一切已够可怕了，我对自己做的则更为可怕。
我曾经是我这个时代艺术文化的象征。我在刚成年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后又迫使我的时代意识到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在有生之年身居这种地位，这么受到承认。这样的象征关系，如果真有人看到的话，那通常也是史学家或批评家；等看到时，那个人，那个时代，已然作古。而我就不同。我自己感觉到了，也使别人感觉到了。拜伦曾是个象征性的人物，但他象征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激情，及其激情的萎顿。我所象征得则更为崇高，更为永恒，更为重大，更为广博。
诸神几乎给了我一切。天赋、名望、地位、才华、气概。我让艺术成为了一门哲学，让哲学成为了一门艺术；我改变人的心灵，物的颜色；我所言所行，无不使人惊叹；戏剧，这本是最为客观的艺术形式，在我手里却成像抒情诗和商簌诗那样抒个人情怀的表达方式，同时范围更为开阔、人物更为丰富；戏剧、小说、韵律诗、散文诗、微妙含蓄或奇妙非凡的对白，我笔之所至，无不以美的新形态展现其美；我让真实本身不但展现其真，同样也显其假，亦真亦假，以此作为它天经地义的内涵，显明了无论真假，都不过是心智存在的形式。我视艺术为最高的现实，而生活不过是一个虚构的形态；我唤醒了这个世界的想象力，它便在我身边创造神话与传奇；万象之繁，我一言可以蔽之，万物之妙，我一语足以道破。”
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形象，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