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时年55岁的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报道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的审判，其采访手记最后整理成书，名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报告》的末尾，汉娜•阿伦特写道：“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动机。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表达的话，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的事实，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教训。”
在电影《别人的生活》（又译作《窃听风暴》）中，关于80年代东德极权主义的历史被再一次重现。这世界上最骇人的事情，其实不是在电梯里遇到鬼，而是前一天晚上与妻子在床头的体己话，第二天上午，竟然被打印整齐放到了许多人的办公桌上。在这部电影中，由于负责窃听的特工最后良心发现，使得结尾还颇为善良而温情，但在事实上，电影上映之后，却遭到许多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们的抨击，因为，在那一段历史中，根本就没有一个良心发现的特工，一个都没有！
关于以上一本书与一部电影的简单复述，大概，得出极权主义的起源其实是人性中的恶的这一结论，不会算得上牵强了吧？在纳粹德国时期，并不是所有的纳粹党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暴徒，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根本就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和好职员，但是，他们在一己的私利面前，麻木，或者假装麻木地成为了一台庞大的杀人机器上一个零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签下一个字，就意味着上百个生命的消失，但在极权主义的高压下，这些人的“脱离现实与无思想”，使得他们人性中的恶，被无限地放大了，而极权主义的邪恶，也在人性的恶的参与下，愈发地炽烈了。极权主义，从根本上讲，其实是一群人的恶的汇聚。
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人性本恶的观点，应该不算是种悲观而唯心的态度，反而，这代表了正视的勇气与改变的期待。综观历史上的极权主义时代，没有哪一次是缺乏绝大多数人的参与的，众人的狂热与缺乏制度约束的“恶”的集体释放，成为极权主义起源的最终答案。单单去批判极权主义的罪恶，却对人性的自私与孤独所造成的恶劣本质视而不见，也许就是一次彻底的南辕北辙。只有从制度上保证能使人性的恶会被控制在一个安全、合理、慎重的范围内，才能够从根本上保证极权主义的真正落幕。
正如汉娜•阿伦特所确信的，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不是由自己终结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人们，而是打开思考之门，让自己和人们一道在思考中行动。虽然汉娜•阿伦特在本书中分析了极权主义的种种，并且，上升到理论高度对极权主义做了天才的总结与剖析，但她真正的目的，应该还在于引导我们对自己内心的审视与思考。这也正是本书的不同寻常之处，汉娜•阿伦特通过她的研究，将我们从长久以来对于极权主义理解引向了我们一度晦暗不明的内心，使我们心生敬畏，对过去曾经存在过的黑暗时光感到恐惧，同时，也更迫切地想要追寻到“炽烈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