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的《笔祸史谈丛》是一本关于清代文字狱的随笔集。十来篇文章,几万字,属于小书之列。文字不艰深,许多案子,如庄廷珑案,曾静、吕留良案,查嗣庭案,
戴名世案、汪景祺案等,都是许多人熟悉的著名文字狱大案,其惨,其祸,让人唏嘘。而其中,尤以钱名世案最特别,最有趣。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最恶搞,虽然
不免过分残忍,却很发人深思。
钱名世,字亮工。用宿命的观点来看,这个名字本身就很不吉利。名字与戴名世同,而字则与年羹尧同。想来雍正收拾了年羹尧以后,看到又一个“亮
工”,心里一定会是吃了苍蝇一般的感觉吧。而这个钱名世,却偏偏与年羹尧又有那么一点瓜葛。他曾经在年羹尧如日中天的时候,写过两首马屁诗,有“分陕旌旗
同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诸如此类的吹捧。这样的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是赞美一下立了大功的将军,以年羹尧当年的功劳、威势,连雍正都不住
地拍他的马屁,他给年羹尧的朱笔谕旨中就有很多肉麻的话。但钱名世却撞着了雍正的眼睛。于是倒霉自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耐人寻味的是雍正对钱名世案的处理。其实以雍正的“英明”,应该完全知道钱名世并非什么大奸大恶之人,所以处理起来就带上了一点残忍的恶作剧
性质。他在上谕中说,钱名世“行止不端,立身卑污……谄媚性成,作为诗词,颂扬奸恶,措词悖谬,自取罪戾.....但其所犯尚不至于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
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接着就有了一番挖空心思、别出心裁的“出奇料理”。
一、“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
二、“钱名世系读书之人,不知大义,廉耻荡然。凡文学正士,必深恶痛绝,共为切齿。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人,记其劣迹,以惩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
第一招,是不杀而辱之。打掉钱名世的自尊心和人格,让其生不如死。第二招则更险恶,是让所有人都必须表态,站队。沉默是人保持自身尊严的底
线。而表态则意味着一个人连保持沉默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何尊严?两招,将天下读书人脸面扫尽。后来的无休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检讨自己,挂牌游斗,发动群
众搞大批判,有领导地对人进行围攻,在此皆可以找到源头。
写诗声讨钱名世,算得上“奉旨骂人”。这样的“骂人”,大约在当时的官员心里,也确是大难题。先不说物伤其类,只说要在划定的圈子里打转,又
要别出心裁,也真难为人,写出来的诗文的质量可想而知。关于这些诗,后来有《名教罪人诗》传世,共三百八十五人的作品,其中不乏大家,如桐城派大师方苞,
后来也是文字狱名人的查嗣庭、谢济世等,大多为粗制滥造之文,“今诸人诗集多不录此等诗”,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出了那么多大字报,肯定有很
多都是出自名人手笔,有几人将之列入自己著作中的?余秋雨铁嘴鸭子铜嘴鹅般地“死硬”,不也是为了将自己洗白?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因为这“奉旨骂人”不合格,作的诗不合圣意,又有若干人被雍正惩处,或者革职,或者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命运比钱名世还悲惨。真算得上是案中案了。可惜他们的诗没有流传下来,不知到底说了什么话,能让皇帝如此生气。
今天再回头说起这些文字狱的老故事,好象已经是“三代以上”的陈迹了。和一位年轻的朋友谈起这些,他也说,还好,这种日子已经远去了。真的已经远去了?其实那个幽灵,笔祸的幽灵,还一直在,而且不知道还要游荡多久。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看过的沈从文家书。上册还好,止于五十年代,到了下册写于六十年代以后的书信中,就莫名其妙地多了些删节注明和空格天窗。其实很多空格,一般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却还煞有介事地避讳,真有点掩耳盗铃的意味。
黄裳在书中也提到陈寅恪的一件事。陈寅恪那句著名的诗: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在1980年初版文集时,曾经将“斫”字用方框代
替,并有编者小注云:按诗中脱一字,以□代之。而同两句诗见于同一作者、同一出版社,同于1980年出版的《柳如是别传》中,则为“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
为诗笑乱头”。几年后,重印陈先生文集,那两句诗又忽然一声不响地走回来了。可不是幽灵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