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二十四城记》的巡回首映在全国6大城市举行，声势十分浩大，贾樟柯这位昔日的地下导演，如今终于出人头地，迎来事业上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媒体和赞助商开始找上他，拍广告或者宣传片，也有越来越多的大腕级演员愿意在他的作品中展露一下头脸。
但细心的人肯定也注意到，在这次巡回首映中，片中的几位著名演员无一到场，只有赵涛，这位爱人同志独自陪伴在贾导左右。
今天的贾樟柯，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切热爱文化或者说想显示自己有文化的传媒集团、房地产开发商、服装设计师都把他像金子一样往脸上贴。只不过，票房未能随名声而来，影片叫好不叫座，任你首映式搞得再庞大、再隆重，不赚钱的魔咒还是如影随形。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恰恰是这种商业上的失利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贾樟柯，让他始终维持了一个在寂寞中前行的文化人的形象。
没有人会把“票房毒药”的名头送给贾樟柯，因为不敢。既然他成了神，就注定要孤独，就不能食人间烟火。否则，他跟张艺谋还有啥区别？
我的父母也是当年三线建设大军中的一份子，20岁高中毕业后，即随工厂迁往陕西咸阳，在渭河边度过了16年岁月，为黄土高原奉献了整个青春。现在，有这样一部反映三线工人的电影，而且是陈冲、吕丽萍主演的（这两个演员他们非常熟悉），他们理所当然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
刚开始挺好的，但半小时以后，我妈开始坐不住了，她站起来去洗衣服，然后告诉我：“等陈冲出来了再叫我啊！”爸好一点，总算坚持看完，说了句：“太嘎了（注：上海方言，形容过于拖沓）！还不如上次那个《青红》呢（他把贾樟柯和王小帅给搞混了）。”
当然，我给他们看的是DVD，如果是在电影院看估计情形会好一点，至少出不会中途退场。
现在，我又一次看到了贾樟柯的尴尬：《二十四城记》的形式决定了它必定是小众的，它的受众将主要是文艺青年（上海都市中那些整天为房子、票子奔波的白领估计都不一定会热衷），可它的内容以及情感诉求对象，却是至少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这种形式与内容分裂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记得2004年看《世界》的首映，也是在上海影城，看到赵涛和成成泰燊穿着老土的棉毛衫裤躺在床上，赵对成说：“如果你不要我了，我就杀了你（大意如此，原句记不得了）。”结果下面笑成一片。事后曾和一些媒体朋友讨论：到底会有几个农村打工仔来看这样文艺的电影？姑且抛开四五十元一张的电影票太贵不谈，就算票价便宜到5块钱，他们会喜欢这样沉闷、缓慢、拖沓的影片吗？
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工觉得这电影太艺术，无趣，看不懂，并且消费不起；而有消费能力的城市白领又觉得电影反映的生活离自己太遥远，太陌生，情节不够吸引人，画面也不够赏心悦目。最终的现实就是：买单和叫好的人只有那些热爱艺术的文化青年。文青的口袋里没有多少钱，所以我们贾导也赚不到票房。
贾樟柯挺执着，这些年来他一直把镜头对准城市农民工、三峡移民、三线工人等等边缘人群，并且固执地用自己一贯的方式来诠释和讲述他们的生活。从《世界》到《三峡好人》再到《24城记》，我们只看到一个人的视角：就是《站台》里那个一心向往着外面世界的文青崔明亮。
现在，已经人到中年的崔明亮（贾樟柯）从山西小镇来到了大都市，但骨子里还和从前一样，彻头彻尾一个文青，没有变（他最近应该是迷上了诗歌，在《二十四城记》里大段引用现代诗歌，惹得一众小文青感怀不已。现在到百度上去搜“叶子虽然繁多/根茎却只一条”，或者“仅你消逝的一面/已经足以让我荣耀一生”等等诗句，结果全是关于《二十四城记》的影评）。
如果可以，我想贾导的这些电影可以编成一个系列，名称叫做《文青看世界》。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仍然是分裂的。尽管都活在地球上，甚至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但出入甲级写字楼的衣着光鲜的白领，肯定不会知道自家小区门口废品回收站里的那对夫妻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不知道给自家盖楼的建筑工人可能摔断了腿却拿不到老板的赔偿金。记得《上帝之城》上映后，巴西的中产阶级就惊呼：“我们的城市里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人！”
《上帝之城》是部优秀的影片，IMDB给它评了8.8分。基于这个标准，我们是否可以问贾导一个问题：想告诉我们边缘人的生活没问题，关键是你用什么方式来说呢？如果你讲了，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明白你在说什么，那你是否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表达有问题？
据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诗，要先念给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听，要达到连老太太也能听得懂的标准。但通俗不是庸俗，更不是粗俗，通俗易懂无损白乐天作为大诗人的地位。我曾经组织家里的七姑八姨看过许鞍华的《女人四十》、张杨的《向日葵》，反响都不错。可见，能够打动中年家庭妇女的，不仅仅是琼瑶阿姨的催泪肥皂剧。
从《小山回家》开始，贾樟柯拍片也快15年了。15年来，他只这一种方式看世界，所以，毫不奇怪，也只有文青捧他的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