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这段著名的演讲，出自1963年的约翰·肯尼迪。他的这篇《我是一个柏林人》，在30年后已经被引为冷战时期的经典记忆之一。
1989年11月9日，接替昂纳克出任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的克伦茨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凿开柏林墙，开放东西德分界线。当天，就有1%的东德公民涌入西柏林，和1961年关闭边境以来被迫分离的亲友们团聚。原本被两种意识形态分开的一个民族，一下子陷入不真实的通宵狂欢中，在尘土飞扬中高喊“我们是一个人”。
今天，两德统一的狂喜已经消退，柏林墙倒塌的后遗症正在显现。这个历史悠久、善于思考的城市，正承受着高失业率和高财政赤字的沉重负担，东西德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为统一之后的平衡政策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已经有不少的东德人开始怀念过去的不愁吃穿，尽管要以思想自由为代价。
正是因为生活正脱去它温情的面纱，德国本土电影人开始反思制度和人性，但一直到2001年以后，才开始有真正刺痛伤疤的独立电影诞生。从开始的纯粹西方视角（《逃出柏林》），到宽容超脱地探讨柏林墙背后的疾病（《再见列宁》），德国电影人对柏林墙的反省和审视，同样呈现出一个成长的过程。
电影背后的故事
柏林弗雷德里希大街上，有一座柏林墙纪念馆，它的旁边就是游人如织的C点边检站（Checkpoint Charlie）。馆里记载了许许多多的逃亡故事，它们都属于正史上也许永远不会出现的小人物。德国人在纪念馆的主页上，把柏林墙叫做“中国长城第二”。
自1961年建成到1989年化为乌有，数十年间几乎只能见到东德人逃往西德。有的人直接开车撞破水泥墙，有的人挖了上百米长的地道，还有的人则跳楼、游泳，甚至藏在前往西柏林演出的交响乐团的手提箱里。5043人成功逃脱了共产主义，3221人被逮捕，239人悲惨地死去，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曙光，还有260人受伤。
事实上，还有更多触目惊心的故事，都在安静的纪念馆里等着后人去瞻仰。有个手巧的人竟自制成功单人螺旋桨飞机，还有几个胆子足够大的，做出来一台高压线滑轮车，在暴风雨之夜滑行了六个多小时，从一个电线杆到下一个电线杆，最终到达象征自由的彼岸。但更多的十字架，矗立在纪念馆外的繁华大街两侧，等不到柏林墙倒塌的一天。
如今还残留的最完整的一段柏林墙，位于当年盖世太保的监狱总部上方。虽然监狱的地上部分早于上个世纪50年代被拆除，但地下刑室是在1986年才被发现的。当时附近正进行地产开发，无意中挖掘出盖世太保的地下秘密。西德人蜂拥来这里参观，久而久之，这里也成为公开纪念被纳粹屠杀的死者的场所，这段柏林墙也因此被保留。
当年，柏林墙只是那道分割的一部分，在没有人居住的空旷地带，还有很多瞭望塔和铁丝网，这些地方当时被称为“死亡地带”。统一以后，死亡地带一下子变成罕见的大地块，成为房地产开发的天堂。
第一次探索
在统一之后，德国电影一直没有正视这个永远缝不上的伤口。是因为废墟重建尚需时日，还是因为迟迟难以解释历史的谜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2001年，在长期认真的积累和思索之后，《逃出柏林》和《柏林生活》终于与世人见面，没有它们，就没有后来的《再见列宁》和《窃听风暴》。
在《逃出柏林》这样一部柏林墙电影的先驱里，可以看到某种曾经占据主流意识的倾向：轻而易举地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把东方看作牢笼，把西方看作天堂，逃离充满了勇气和快乐。这种偏袒的来源，是因为旧时的信仰和制度一朝之间荡然无存，汹涌而至的自由总是会让人显得一度空虚。
在这种茫然无所选择的环境之下，电影的选择也肯定会在极端的左右之间摇摆。对于东德人来说，西德是存在于想象中的美好：相对丰裕的物质生活，自由的言论空间，民主的选举体制，多元化的个人选择道路——尽管当时的东德具备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这些人还是选择了逃离。
《逃出柏林》里充斥的好莱坞理念，让它可以和美国《胜利大逃亡》并列，成为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笼罩下的逃狱电影。实际上，不论是主题思想还是表现手法，德国电影人的小试牛刀，都尽量朝美国人的商业体制看齐，以期至少达到精彩纷呈的观赏效果。
在此片中，正反双方黑白分明，东德一方的统治者和军队，就像缺少大脑的白痴，任这些聪明的逃亡者摆布。在性格刻画上，从头到尾也是模糊一片，几乎看不到什么让人记住的角色。像这样“正邪对立”的设计，充分显示了德国电影人在此类题材上的稚嫩：不管哪一边，个性都是平面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叙事手法极尽曲折之能事，但其中的人物设置却尽可能地尊重了历史现实，以平实的面貌勾勒出当时平民在柏林墙两边的悲欢。单以出发点来看，里面的几位主角不是为了妻子就是为了妹妹、母亲以及各色亲友，电影中穿插的几个小故事也是确有其事，比如那辆撞破高墙的大巴。
这种写实的态度是德国电影人在以后一直坚持的原则，再加上意识和思考的精进，同年拍就的《柏林生活》已经是相当优秀的作品。此片荣获当年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角，但名声不在外，是一粒沧海遗珠。柏林墙倒塌前开始坐牢的马丁，如何面对11年后天翻地覆的商业社会，命题本身有趣，口气却波澜不惊。
马丁在街头无所事事的时候，看到有个人要跳楼，他好心上去劝阻，结果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往日好友。在交代了十年激变的同时，一个接一个遇到的熟人无不带着浓浓的怀旧和永远说不完的抱怨。而在他替人看柜台勉强糊口的红灯区，更是看不到什么温暖的痕迹，资本主义带来的声色犬马，只是无端的在耗费人的生命。
片中有一场情绪激动的喝酒戏。马丁出狱后发现妻子和儿子已经另觅他家，在社会中又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抑郁之下便在妻子的新家喝了一通闷酒。席上他借酒发泄了许多出狱以来看到的不平，又为自己与时代格格不入深深叹息。尽管全片基调平静，但在这个段落里，镜头之外传达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如果从东德的视角来看，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共产党瓦解，很多人一夜之间丢掉了工作，丢掉了信仰，变得一无所有。就像《柏林生活》里的中年马丁，面对着社保官员一口气递过来的二十多张表格，心里充满了巨大的困惑和失落。其实这个人不光代表了体制变革后的许多渺小个体，更重要的，是隐喻了剧变后的东德。
成熟之后的高潮
因此，在德国电影人长吐一口气的短暂欢乐之后，他们也同样感觉到了，这种单一价值观是一厢情愿和想当然的。随之弥漫而来的，便是淡淡的怀旧的伤感，这种情绪在《再见列宁》一片中不可抑制地涌了出来，使其成为东德剧变以来的一次全景式扫描和回顾。
观念的成长给电影本身带来了更厚重的积淀，在《再见列宁》中，影射东德和西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符号随处可见，可以说，它的细节已经达到无法再丰富的程度。最基本也是最明显的，要从片中的一次影像资料说起。
在片头的开头，还在童年时期的主人公阿历克斯看到电视里的偶像，民主德国第一个航天员西格蒙·金在太空船里拿出了两个玩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玩偶造型来自20世纪50年代末东德和西德都拍过的一部动画片Sandmännchen，而这部片子在此后阿历克斯见到失散多年的父亲时，也在屏幕上出现过。
这种怀念不仅是片中主人公的，必定有背后导演和其他主创人员的情感在内。当年东德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宣传需要做出了这部动画，但在社会主义解体后，它在新一代儿童的眼中已经是彻底娱乐化的产品。
在《再见列宁》里，除了这样明显的符号之外，还有不少拿社会制度开玩笑的黑色幽默。比如，阿历克斯的妈妈在长期昏迷之后突然苏醒，突然想要吃前东德的“施普瑞”酱黄瓜，但当那个年轻人冲进超市，才发现一夜之间都已经换上了来自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那个熟悉的商标瞬间不复存在。
更悲哀的是，几乎所有东德市民都已经把自己的钱换成了西德的马克，可是阿历克斯妈妈工作几十年存下的几万块却因为没能及时赶上而变成一叠叠废纸，于是阿历克斯只能无奈又愤怒地在天台上把钱都抛向风中。东德落后的生产力和价值低廉的货币，以及统一后由西德推进的缺乏经验的私有化，让原本就失衡的经济每况愈下，不仅仅是钱变得没有意义，就连整个东德都发现，这20年来都没能适应自由市场经济。
而《再见列宁》最独具匠心的设计，也是最体现主创人员观点的设计，就是阿历克斯的好朋友一次又一次炮制出来的假新闻。通过录像机，妈妈一再被骗，即便是在被告知真相之后，她依然宽容地对待儿子的闹剧——而那个善良而聪明的儿子，不断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夹缝间游走。
阿历克斯有句话感人至深：通过这样不断地造假，我仿佛把民主德国变成了理想中的模样。这句话里寄托了幕后创作者对东德怀念和批判兼具的情感：过去的美好和残酷都已经无法改变，只能怀着这种宽容和乐观去回望。片中妈妈偶然上街，却遇到一架直升机吊着巨大的列宁半身像低空掠过，这个超现实主义的设计非常令人感慨。
如果说《再见列宁》是一曲平民史诗，两年之后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则完全跨越了意识形态的种种局限。在《再见列宁》里，还能看到对往日东德图景的掩饰和温和之心，但《窃听风暴》就变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伤痕电影”，严厉坦率地指出了集权体制的丑陋和人性的异化，丝毫不留情面。这部离中国观众最近的柏林墙题材电影，从内容上说其实与柏林墙无关，但它贯注的精神却真正地从本质上击垮了德国人心中的柏林墙。
对比起2001年的《柏林生活》，前作的平静像是对生活的无奈和屈服，而《窃》一片如钢铁般坚硬的平静和冰冷，更像是黎明前的黑暗，压抑着庞大的气场，暗潮汹涌的同时表面丝毫未变。这种精准的表演让扮演男主角HGW XX/7（斯塔西七号）的乌尔里希·穆埃足可以迈入影史经典，而他2007年7月25日的去世，为《窃听风暴》成就了悲伤的传奇。
当年这部电影在全球掀起一阵反思浪潮，乌尔里希·穆埃只是一如既往平静地说出一个幕后故事：他的妻子，就曾经是受不住铜墙铁壁、被迫向斯塔西告密的平民。这个秘密的揭开，成为了《窃听风暴》相关史实的有力例证：这个曾经监控每个东德公民的安全情报机构，远远比电影来得更残酷、更令人绝望。
奥威尔的《1984》已经不是寓言，《窃听风暴》以细腻写实的笔触，刺进了无数德国人的伤疤，问题已经不是斯塔西是否存在过，而是它和它背后的体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这个民族。影片自始至终与隐私、窥探和侮辱、死亡相关，当那个肥猪一样的部长恶心地爬上女明星西兰的身体，这已经不止是滥用职权和情色交易，而是一个集权体制对人性的亵渎。
所幸的是，影片留出了一个最温暖的段落，让最冷酷的人——斯塔西七号静静地读着大诗人布莱希特的词句：“那是蓝色九月的一天／我在一株李树的细长阴影下／静静搂着她，我的情人是这样／苍白和沉默，仿佛一个不逝的梦。／在我们头上，在夏天明亮的空中，／有一朵云，我的双眼久久凝望它，／它很白，很高，离我们很远，／当我抬起头，发现它不见了。”具有永恒价值的美悄悄感染了这个人的心灵，没有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他也许会永远待在黑暗中。
和《再见列宁》符号学标本的地位不同，《窃听风暴》里没有那么多能够读出象征意义的地方，它只是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讲好一个故事，一切细节都集中在这个故事本身，而不需要观众去联想故事以外的世界。在这个故事里，人性远远超出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它在声讨东德，但实际上它已经不在乎何种体制，对人的异化没有分别。
在最早的《逃出柏林》里，尚显幼稚的德国人只是描绘了渴望自由的天然人性，而没有解释它和概括它。在迄今为止的最高峰《窃听风暴》里，德意志民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也极尽深刻地把人性和永恒的价值，比如音乐、文学，放在一起来祭奠、怀念，至少从态度上说，已经做到了忠于内心的冷静的平衡。
很自然的，在观察德国电影的时候，中国观众会联想到自己国家的现状——我们是不是能有宽容超越的心态，是不是能将仇恨、利益纷争真正搁置在一边，是不是能在回望历史的时候做到毫不掩饰的坦然。这些目前都大有疑问，因为我们无所皈依，无论是这场争执的哪俄一边，都存在着历史的鸿沟和狭隘的心态。而怎么克服、怎么冲破、怎么去回望和书写，德国电影可以教给我们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