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干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在《鼠疫》的开篇，阿尔贝•加缪就这样写道。之后，他都以冷峻的笔调记录着鼠疫如何搜寻街道的每个角落，带来恐惧、痛苦、焦灼和内心挣扎。小说以始终和鼠疫奋力抗争的里厄医生的视角为主，结合了其他几个人的不同观点。外乡记者雷蒙•朗贝尔一心只想出城，远离这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城市；医生里夏尔在疫情初期，只一心推卸责任，把精力放在如何给这个奇怪的病症命名上；神甫帕纳卢面对死亡，却大力宣讲这是上帝的赐福。初识这三个人，很容易觉得他们自私、怯懦、没有职业责任感、愚昧。倒是里厄医生从未对他们有丝毫怨言，并对他们的选择作出支持。对此他的理由是“我理解”。他理解面对死亡人们的各样选择，他也相信人们的本质总比我们看到的要好。他不强求他人，而是奋力拼搏，虽然精疲力竭、疲惫不堪，甚至有时身陷孤独绝望，他也在坚持。简单讲，他靠行医谋生，得继续生活。从精神层面上说，因为他听到过孩子的呻吟，垂死者的呼吸，所以他会选择救助他们，而非敛财出名，相互指责。也许是他的精神感召了他人，也许是真的如他所说，“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这三位在最初抱有不同私心的人都先后投身于救助行动中，冒生命危险而不计代价。不论加缪写作的本意是否在于鼠疫还是法西斯的入侵，面对死亡，人们都会开始思考，用另外一种态度看待生活。
生活在平静有序的现代城市中的人们，除了日常生活是不需要考虑其他东西的。被呵护的温柔，相恋的喜悦，初婚的激情，得子的欢欣，相互扶持的温情，这些感情慢慢地会被平淡所遮盖。于是，很多人不自知的相爱着，把感情尘封在抱怨和沉默中。
海啸、瘟疫、地震、战争，把这些灾祸的名称罗列在纸上不过是几个墨点，一眼掠过的零星字眼，不具有什么真实体验性。就算真的可以预知灾难，也没有人会愿意相信是真的，我们宁可相信是误测和谣传。因为它们出现的次数之少，少到每次出现都足以令人惊慌失措。记录死亡的数字是不具备感染力的，就像谁也听不到投入大海的一颗沙粒的声响。直到有一天，灾难真的降临在眼前，我们像里厄医生说的那样，听到了垂死的呼吸声，看见了瞬间化为一堆废墟的城市。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从未如此贴近这个城市，死亡不再是医院病床上悄无声息的消逝，而是突如其来的冲进屋子，吞噬了老人、孩子、健康者、体弱者，它那么贪心地一个都不肯放过。然后，生还者的哀悼和撕心裂肺的哭泣让我们知道爱与死对立时的无助，那些被母亲抱在怀中，被老师挡在身下幸存的孩子们却又说明也只有爱才能与死相抗衡。死亡振聋发聩的吼叫，使得人们停止争吵，停止抱怨，停止沉默，惊觉彼此之间正深深相爱。死亡让生命从生活的沉睡中抬起头颅，看见生活之外被忽视的情感。无尽的悲恸和平日生活中积聚的感情，最终只是几个简短的词语：爱你，想你。对于亲人、爱人，也许之前听得有些厌烦的声音，祸患降临时，一声熟悉的呼唤都会让人潸然泪下。有人曾跟我说，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活着要思考死亡，为什么要感激早晨吃到两个鸡蛋的幸福，好好活着无忧无虑的多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不容别人多言。可是，亲眼可见的死亡却迫使人去思考，生命把人拉出了日常生活，忙碌工作不再重要，凭空有了大把的时间用来思考。开始思考的人，会否觉得平日里多说一句“我爱你”，多一点感激，以后会少些遗憾呢？
“我的双耳能否再听到
雪融时节近处的河
桀骜的潮声”——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生生长流”（And Life Goes On… 1991）是阿巴斯于1990年伊朗西北部大地震后五个月着手拍摄的电影。故事以一位导演（可以说他是阿巴斯，也可以说不是，全赖观众的选择）寻找家住地震中心的小演员的经历为蓝本，描写沿途所见到的居民的生活，由此引发的思索和领悟。阿巴斯擅长以寻找的方式展现主题，主人公所抵达的终点往往并非是最初预设的彼岸。在“樱桃的滋味”里，男人寻找着死亡，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孩子寻找着朋友的家，在“生生长流”里，导演寻找着曾经合作的小演员。最终，男人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孩子找到了友情，导演找到了生活的希冀。
影片开始于高速公路收费站，地震后的第六天，广播里播放着震区孤儿的领养问题。虽然道路还没有修通，导演还是坚持向震中开过去，一路上他年幼的儿子普亚以与之不同的态度带着观众看到了死亡外的另一种世界。
阿巴斯曾写过一首短诗，描写的画面是送葬的人群中，一个孩子无忌地望着数上的柿果。当所有人都因为死亡肃穆哀悼时，孩子看到的是与成年人所见不同的勃勃活力。他们无所顾忌，充满好奇，死亡无法夺走他们认识世界的渴望。阿巴斯总是很重视孩子的视角，毕竟这将是他们未来建构的社会，所以他们从一件事情上看到什么，选择了持有什么立场才非常重要。“生生长流”中的普亚一直念念不忘的是刚开始的世界杯足球赛，在他的小脑瓜中坚持认为人们为了看足球一定都去了巴西和苏格兰，因为他们没有钱买电视。当导演父子俩遇到了一个曾出现在其电影中的孩子奥哈美德，导演关心的是他眼中的地震，儿子关心的是前天晚上比赛的结果。奥哈美德一谈到足球便一扫之前脸上的阴霾，两个孩子还为比赛的最终结果争执不下，末了打了个赌。到了奥哈美德的避难处，远远望见有人正在远处支架天线，以便收看晚上的足球赛。导演不解的问那个男人，为何在失去亲人不久这么悲痛的时刻还要看足球。年轻人说他的亲人虽然很多都死了，但是世界杯四年才一次。地震已经掠夺了太多，他不想继续错过生活。导演一路上都在问人们地震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发生了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才和他一样慢慢发现真正重要的是将来的生活打算如何过。
影片的前半部分，镜头中满是瓦砾碎片，人们站在上面挖掘着，一位老人拿着空桶坐在原本是“家”的废墟上。人们哭泣着诉说亲人的离世，失神的坐在路边，哽咽地询问真主这国家到底犯了什么罪。导演用了人物面目的特写，让观众感受着灾民劫后余生的悲伤，看着他们脸上的热泪却感到无能为力。
为了绕开高速路上停滞不前的状况，导演驾驶着那辆破旧的雷诺汽车上了山。路旁生机勃勃的景象让人有种错觉，仿佛地震只是大家昨晚稍纵即逝的噩梦。随着镜头视野的逐渐变宽，悲伤外的世界一点点映入眼帘。阳光透过树叶轻盈地在路边散步，金黄色的花朵在山坡上微微晃动，远处聚集在空地上的人群乍看起来好像要赶在日头偏斜前出来郊游。地震和死亡截断了生活的脚步，人们停下来哭泣、问询、哀悼，然后，面对这无法挽回的局面，生活又开始了踽踽前行。导演遇到了出演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鲁西老人，他扛着一个厕所的洁具，谈起这个还有些不好意思：虽然死者已矣，但对于他这个活着的人这个洁具还是很重要的。 “老之前谁也不懂年轻的可贵，死之前也不懂得感谢生活。如果能起死回生，人们会更努力去生活”。这番话，是历经沧桑又走过死亡之门的鲁西老人的感概，不是抱怨，而是感悟。有些人家中的房子完好无损却因为出门串亲戚被压在房下，有些人则因为恰好出门躲避恼人的蚊子逃过一劫，人总是没法责怪无法抵抗的命运，却也不能因此向灾难屈服，对命运投降。幸存下来并不是为了简单的超越死亡，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以说那个为了保护孩子牺牲自己的母亲比其他母亲更伟大么？她们都爱自己的孩子，每个人都会爱着什么人，就像我们拥有生命一样。有时，人甚至会毫无理由地爱上一个陌生人，那么可以说爱一个人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么？爱一个人并不能让爱人者成为伟大的人，真正伟大的是这种爱有种不屈服的力量，不屈服命运，不屈服于死亡，那些与强大力量对抗的时刻造就了爱的伟大。而其他时刻的爱，生活中的爱，每时每刻平淡的爱，被忽视的爱，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得以如泉水生生长流。
普亚在废墟上寻找快乐，捡拾起一个残缺但却美丽的瓷器，他完全享受着寻宝的乐趣。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能从孩子身上最先感受到活力，就像那个洗衣女人的几个孩子，面对困境他们仍旧没有停止调皮捣蛋。普亚看到洗衣女人哀伤的神情，忍不住安慰她：真主是不会伤害孩子的，当初亚伯拉罕要杀死自己的孩子表示虔诚，天使用羔羊代替了他的孩子。你死去的孩子现在一定很幸福，因为她不用写作业了。而其他的孩子也会因为感激而更努力生活的。这番酷似鲁西老人的话从孩子嘴里说出来却另有一番意义。也许他并不能像老人那样体会其中历尽沧桑的含义，但是他懵懵懂懂地知道得努力生活，感激生活，这也是那些努力重建家园，重新开始生活的人告诉世界的道理。地震没有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不强求所有人感同身受，但当你抱怨生活不如意时，不妨想想那些失去家园的人如何怀抱希望，乐观努力。
灾祸总会过去，当痛苦终结，遗忘也会悄悄开始。真正的家园是不会被摧毁的，它远在这废墟之上，藏匿在山间的花香中，在雪融时的浪潮中，在心之彼岸，在爱之中。影片的结尾，导演开着车两次攀上陡峭的山坡，钻进了山群里的阳光中，载着沉甸甸的希望。加缪说如果这世上还有一样东西让人们永远向往并可及的东西，便是人间的柔情。当生命再次沉睡于生活繁复的脚步中时，我们还可以拥抱着这份柔情，怀揣着希望，静听生活的潮汐。
转载请注明作者：九尾黑猫
刊载于《新前程》杂志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