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是臭的
战争是臭的。
通过银幕的再现与文字的形容，我们能看到战场上的血肉横飞、硝烟弥漫，能听到炮声轰鸣、厮杀喊叫。但从来没人愿意重现那种气味。当一切安静下来，等待下一次进攻的时候，半夜里躺在冰冷的战壕里，能闻到什么？在1914年的佛兰德，那是血的气味，混杂着茅坑的臊臭，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炮弹把大地炸成了蜂窝，纵横着许多撕裂的口子，几次夜间突袭过后就足以把所经之地变成露天停尸场。生石灰的怪味难以遮掩炮弹的呛味，混在一起更加刺鼻。赶上雨季就有的瞧了，雨水积在坑里，把尸体泡得发胀，让你分不清楚是冰冷的饭菜本身难以下咽，还是空气中弥漫的毒气令人作呕。埋尸体的时候稍微挖深一些，就会看到上次战争的遗体，这些层叠的死尸让浮在地面的积水充满了致命的病菌。就更不用说虱子和老鼠了，战场让它们如沐甘霖，在整个国家都在遭到重创的时候，只有这两样生物繁殖得异常猖獗。在这片土地上死亡也许不是最坏的事情，死后还有可能上天堂，活着就只能待在这满是泥浆，传播着肺炎、风湿和恐惧的地狱中。
可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没人能看到这些，不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陶醉于其中。德国的小学生都会背诵《仇恨英国歌》，人们把诗哼成了遍布街头的流行小调，还煞有其事地给写这首蹩脚诗的人颁发了一枚勋章。他们声嘶力竭的要这首诗传遍欧洲，让世界都知晓他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英国人的反击也毫不示弱，他们也宣称要打倒德国人，挖出他们的眼球，割掉他们的舌头。今日回首总会发现当年干下的蠢事，但是人们总是会输给群情激昂的时代精神。93位富有卓越才能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对文化界的号召》上签了名，把歌德、贝多芬、康德等文化名人列入他们支持自己信念的口号中，用名誉担保战争的进行。更有些适龄的艺术家虔诚地奔赴战场，以此丰富自己的艺术生活。托马斯•曼也是支持战争的，为此差点和反战的哥哥绝交。后来，他在持久的战争过程中才慢慢改变了之前的观点。但是时隔几十年，战争再次在生活中高于一切，一战的批判与反省像过季的流行词汇，没人愿意提及，他们再次高喊“能为亲爱的祖国而战，能为我至今任卫士最高尚的一切而战，我感到骄傲”。
电影“圣诞快乐”（Joyeux Noël 2005）的历史背景是一战中比利时北部战场的伊珀尔战役。4次战役让这里几乎被夷为平地，只剩墙基，英国先后共计50万军人为了守卫这个地方长眠于此。这一切开始于什么，又怎么结束的，人们一直在讨论，在研究，光是有关战争为何开始的书籍就有7000多种。不管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反正其中的仇恨肯定的是根深蒂固的。电影一开始就能看到三个国家的孩子，站在黑板前，分别用母语背诵他们接受的“仇恨教育”：法国人念念不忘的是在普法战争中丢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都德的《最后一课》记录了这个开端；英国人则咬牙切齿的说德国人不是人，他们的女人与孩子都该死，这样其后代才不会贻害人间；德国人比较简单，他们的敌人只有英国一个。
英国在职业军人受到重大损失后，成立了业余军队，让充满了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兴奋地走上战场。影片中苏格兰教堂中的威廉和乔纳森兄弟便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些学生在暑假期间踏上了战场，信心满满地以为秋季就能回来正常上课，却有30%的人再没回来，这个阵亡数字就刻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历史中。令社会震惊。如果他们能听从肖伯纳的建议，也许就能避免大规模的战死，避免英国乡村贵族家庭断后的惨况。肖伯纳在1941年8月，于《新政治家》周报上严肃建议“各支军队的士兵应该开枪打死它们的军官，然后回家去。”这个“玩笑”显然没有逗乐英国官员，倒是让他们恨得牙痒痒，盘算着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在德国，更是举国上下都投入到战争的热情中，大批没毕业的学生虚报年龄，整个年级的去应征入伍，接受身体检查。德国18到22岁小伙子的阵亡数字是37%。无数家庭覆灭了，不论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还是俄国、奥地利，新一代的人还未成长就走向了死亡。不同于英国人的震惊，德国人更愿意将这种死亡塑造为伟大的献身。军官们把士兵推向死亡，在他们的坟墓边说些不痛不痒的悼词，再由民族主义诗人在把这种牺牲美化成神话，
伊珀尔的第一次战役被一些德国人称为“儿童大屠杀”。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在二战集中营中那种，把成批的儿童送往毒气室的事情，而是将近10万刚来到前线的大学生，还未受过任何正规训练的学生们，就这么被爱国激情和军官的号令下，托着枪，大步迈进了死亡。侥幸活下来的人，会慢慢发现战争和报纸上大肆宣扬的爱国精神渐行渐远，他们的生活只剩下杀人和被人杀。最初看到死亡的冲击已经变得麻木，腐烂的尸体渐渐成为景观的一部分，战后的人甚至承认当初如果看到一个受伤的同伴被击毙，会暗自庆幸不用去冒险营救他了。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铺满尸体的战场上前进和撤退。至于打死伤员以免拖累行军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有人承认，大多数参战国都否认，法国人则保持缄默。
与战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相反，每个国家在战时的态度都惊人的一致——都在费尽心机的煽动仇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德国人已经在英国生活多年，接到征召回国时，他们的邻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人，除了各自为了国家卖命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了让战士们充满斗志，英国政府到处树立德国蛮子嗜血成性的形象，德国人则宣传英国人如何虐杀已经求饶的士兵。报刊基本被政府控制，发表的言论都得经过审批过滤，那些诉说战场条件艰苦，充满死亡恐惧的诗篇都被忽视（尽管在稿件中这占了绝大部分），登载的都是一些鼓励战争的空话。每天在他们的命令下，几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去送死，当一次战役死得人越多，越容易被载入史册，他们的指挥官也会被记住书籍。不少人就是因此获得的荣誉。
至一战结束，共计900多万人为战火献祭。英国外交大臣艾德华•格雷爵士的预言成真：“全欧洲上空的灯火已经熄灭，在我们有生之年再也看不见它们会重新照亮。” 
二、平安夜的奇迹
自从1914年8月开战仅仅四个月后，已经没有人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了。他们也没有力气和激情唱了，剩下的全部力气用来求得生存，无休止的突击让他们筋疲力尽。西线的无人区是被上帝抛弃的土地。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寄予希望，也没有任何值得感恩的东西。法国少尉在战争日记中写道：“可怜的小爱神，你偏偏出生在今夜，那你怎么去爱人类啊？”
英德两军都泡在各自的泥浆战壕中，之间相距不过百米，一同饱受巨型老鼠袭击和子弹横飞的恐惧。那些老鼠从未像现在那样营养过剩，天天悠闲地啃噬成堆的死尸，大得和猎犬一样，连猫都会被它们撕碎了当点心。曾经是锅炉制造工的亨利希•莱尔施写过一首诗，描述他每天都能看到一名死者，越看越觉得是自己的兄弟，后来他冒着枪林弹雨把这个陌生的伙伴埋葬了——“是我的眼睛看错了——我的心，你不会错的，每个死者都有一张兄弟的脸”。充满讽刺的是，恰恰是死亡换来了人们的平等，不管是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都躺在一起，不分官衔、国籍，像是阵亡的兄弟一样。虽然很难从中预计之后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曾有人说过“一个士兵从别的士兵中看到了自己，仇恨便消失了”。当仇恨消失了，战争就失去了意义。
谁都没有预想到1914年12月24日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在经历了无数死亡后竟然能有奇迹发生，而战争打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竟是一个有关和平的奇迹之夜。在战争史上很难再找到和这次的圣诞夜和平相类似的事情，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过。刚开始只是一个男声在独唱“静静的夜”，忧伤肃穆的气氛在佛兰德地区扩散开，歌声融化了一扇扇被战争冰冻的心灵，解冻的河流澎湃而下，冲刷着干裂的大地，对面的英国士兵纷纷爬出战壕，而平日里他们连头都不敢冒出来一点，生怕被狙击手夺去性命。他们用掌声点亮了寂静的夜，和平像几千年一遇的彗星拖着长长的金色尾巴冲向地面。当最后一个音符隐去，英国士兵们大喊着“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们吹起了风笛，和对面的歌声唱和，他们吹出一个调子，德国小伙子们这边就会传来相应的歌声。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却在音乐的殿堂里交流无阻。当早已经厌倦了子弹和炮声的轰鸣的人们，听到了音乐，就像着魔了一样，经过险滩的激流终于奔向了大海，麻木的灵魂再次被烫得发烧。圣诞树整齐地排在德国战壕的边上，蜡烛在夜色里仿佛滴着雾水的金色玫瑰，装点在舞台的四周。他们用信号弹代替了焰火，被赋予了理解与爱的夜晚让所有的事物都熠熠生辉。
歌声结束后，不同国家的人挤在无人区里，互相交换自己手里的礼物和食品。罐头牛肉、葡萄布丁、烟、巧克力，对于吃腻了各自食物的士兵，能换换口味简直能比拟美食大餐。当然法国人对示好的德国人还是充满戒备之心，毕竟受到多年的仇恨教育和大肆宣传后，德国蛮子的凶残形象还是很难一夜之间抹去的。有些人不敢吃德国人递来的事物，得他们先吃一口才能放心。很多德国士兵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因为他们原本就住在英国，英国人在高中的时候也大多学过德语，而欧洲中学里普遍教授法语、英语、德语、意大利语。他们低声提醒对方哪里有地雷，德国人知道英国人没有圣诞树，还主动要送给他们一棵。有个士兵高兴地说：“我们是萨克森人，你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两者均属于古代日耳曼人部落集团），为什么我们要互相开枪？”这简单的逻辑算是道出了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心声，也应了中国那句古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们在那个夜晚，交谈、大笑、演奏风笛、吹奏口琴，就像一次跨国的联谊会，经过这样的夜晚，没人愿意第二天再端起枪打这些新结识的朋友。这里不是天堂，但是他们用努力维持和平，建造了一座属于他们的乐园。于是，我们能看到他们在一起掩埋伙伴，一起默哀，一起踢球，交换礼物和地址，希望以后还能像朋友那样互寄明信片。
电影只能展现一个地区的和平，而1914年圣诞夜的和平是整个战线上的，上级无法制止这么大规模的运动。一些英国士兵本想在圣诞夜唱几首歌，让德军放松警惕，就能“来个5次袭击”。但是当他们唱起《夜晚，牧羊人照看着羊群》，意外地得到了德国人热情的歌声回应，气氛一下子变得友好起来，谁也不想打仗，他们相约“圣诞快乐，今天晚上我们不开枪”。一个德国兵告诉他们自己十分想念自己远在伦敦的妻儿。这些愉快地谈话持续了很久，促膝交谈比互相杀死对方要令人陶醉得多。就算在平时也很难看到不同国家的陌生人之间，有这样融洽、友好的关系。更难以想象的是他们在今天以前都是拚死相搏的敌人。当走在一起，他们发现对方也都是和自己的一样的普通人，并非是什么凶蛮野兽，比起那些整天指挥他们去送死的军官，他们和眼前的敌人更加亲密。曾经有一个比利时人想给家里寄信，但是家乡已经都被德军占领，于是他就把信扔给对面的德国人，让他们代寄。没想到他们真的寄了，而且还带来了回信。这是任何官方都不会报道的事迹，战争结束后才慢慢被人们发掘出来。
德军也有以杀人为乐，毫不理会“圣诞停战”这种事情。二等兵阿道夫•希特勒就对此荒唐的停战表示极大的愤怒，强烈反德军和英军在无人区不开枪、共度圣诞。他的伙伴没有理会他的抗议，认为他中毒太深，不可理喻。还有一些英国人趁机向毫无防备的德国人开枪，当时就被上级训斥了，他还代表其下属向对方道歉，得到了接受。破坏和平的事情也有不少，但都无法阻拦大部分人对和平的热切盼望。停战期间，连麻雀都从四面八方飞了回来，自从开战以来，战士们还是第一次在战壕里看到老鼠以外的动物。他们清理了无人区，填平了沟壑与弹坑，搭起了简陋的球门，往日作战的工具成了今日游戏的玩具。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温特劳布解释说：“足球是工人阶级的宗教信仰”，是这让他们有了除却上帝之外的同样的激情。爱人总是比杀人更好。
1914年12月30日，当萨克森士兵们接到命令，“禁止搞和平活动”。他们没有能力违抗，于是写了一张纸条给英国汉普郡士兵：“亲爱的伙伴们，我不得不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许和你们在外面见面了，但我们永远是你们的伙伴。如果我们被迫开枪，我们会始终朝上面打的。”谁都不会忘记，在圣诞夜，当德军恋恋不舍地走回自己的战壕时，英国小伙子们用风笛吹响了《友谊地久天长》。 
三、希望永存
面对1914年的和平事件，各国的掌权者虽然措施不同，但是口径十分统一：“不允许”。在德国，第一年的惩罚仅限于关禁闭和禁止升职，到了第二年，因为参与和平的人一旦被拉上军事法庭，就有可能面临监禁和死刑的判决。第一年参加了和平活动的德军部队由态度强硬的普鲁士兵团代替，他们则被调往俄罗斯大草原，自此杳无音讯。
这样成千上万人参与的事情，很难保密，在几家英国的报纸头版都刊登了这一新闻，德国人则严令控制不让消息成为正式讨论的话题。虽然每个国家都有战地记者，但是有关战争惨烈程度和伤亡士兵的照片一律不准外泄，报纸上刊登的都是一些批准过的图片，很久以后他们才能把真实的图片公诸于世。后方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反战者和民族主义者拉开了阵势。不过，再怎么讨论，他们都无法了解当时在水深火热中士兵们的处境。哪怕是士兵的亲人也无法与他们沟通，他们回家探亲的时候都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他们觉得和不了解前线的人在一起，很痛苦。有很多“被战争捣碎了的人”在医院接受几十次的手术，不断更换人造的肢体、器官，维持生命，他们与世隔绝，连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处境。英国做过一次试验，试验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经历过战争的士兵才能过正常生活。大多数的人患了“战争神经官能症”，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多数人终身都无法摆脱耳边的战火声，日日夜夜都忘不了战争的臭气，被炮弹炸碎的哀号，和伙伴惨死的景象。
影片中德国士兵尼古拉•斯布林克，参战前是国内有名的歌唱家。他的妻子得到了德国皇帝的特别批准能在圣诞夜让他们团聚。斯布林克并没有妻子预想中的快乐，他想回到战壕，和自己的兄弟们共渡圣诞。他说：“你必须面对死亡，才能意识到光阴流逝如此之快”。妻子不会理解，过去的四个月都发生了什么，她的丈夫永远都无法像原来那样过正常的生活。在前线战区，每个人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最美好的梦是能看到以前平淡的日子。人性在战士们的身上一点点消退着，这正是指挥官们乐于见到的事情。这种状况发展到二战中被称为“命令紧急状态”，即士兵们只是按照上面的命令办事，是他们屠杀的工具。许多人接受审判时，认为自己杀人没有罪，只是服从命令。统治者们为了让战士们更好的去战斗，消除所谓的同情心，制定了一套所谓的战争逻辑：“地狱始终在别人那里”，努力让自己的杀人行为变得正义。在一战中，越往后，情况越惨烈，他们每天都在公开践踏日内瓦公约，杀死战俘和伤员，无数战士不是死于枪炮，而是死于无人救助。许多人变得野蛮了，但还有一些人还在抵抗，还在坚持骑士精神。即使在1915年，和平运动遭到空前抵制的时候，还有人在圣诞夜走出战壕，唱起歌。当时所有人看着那个站起来的德国士兵都惊呆了，但是对面的人没有开火，而是等待他把歌唱完。和平只是一小会儿，却仍不断呼唤人们的心灵。士兵们还在写诗，他们没有仇恨，“在吞吃尸体的索姆河畔，我就在你的对岸，任何地方，我都在你对面，你却不知道！敌人挨着敌人，人挨着人，躯体挨着躯体，温暖又紧密”。
最终一战以德国的失败告终。比利时从1927年开放了“梅南门”，每晚8点钟，交通中断，车辆全部绕行。号手在凯旋门下吹响军人葬礼号，仪式将近10分钟，纪念曾经战死在这里的士兵们。这个仪式延续至今，只有1940年至1944年在德军占领下没有进行。每晚都有人等在凯旋门下默哀。“太阳纵然会落山，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献给阵亡者》劳伦斯•比尼恩）。如果说如此惨痛的结果带给过世界教训，那么应该是在二战开始时，那些曾经的幸存者，曾经热血沸腾地奔赴一战战场的士兵们，拉着自己的后辈走上街道，举起了反战的大牌。之后美国还发动过几次战争，都很少有国家愿意参与其中。
在电影的结尾，那些德军战士坐在送往俄罗斯草原的列车上。长官踩碎了他们的口琴，他们就哼唱着曾经属于圣诞夜的歌曲。战争能吞噬生命，却无法吞噬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友谊，渴望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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