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用稿 BY 点点
《盛夏光年》改变自同名小说，虽然没有在内地公映，可借助网络突然间就掀起了一片热潮，在某种取得了成功。大众关注电影自然是件好事，但在热爱之余更应该冷静而不是盲目，了解电影之所以引起热潮的原因才更有利于内地电影的发展。
原因之一：导演
小说原作者王纪尧与该电影导演陈正道都是80后的一代，也就是台湾所说的七年级生，时代的舞台确实也是时候由这一代人来登场表演了，于是文学艺术甚至“第七艺术”的电影领域也渐渐可以看到这一代的锋芒。他们继承了西方电影的美学理论，同时也是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成长，又由于台湾特殊的文化环境，日本当代电影导演中岩井俊二、河濑直美等人的独特风格都成为了他们竞相模仿的对象。也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因素使得他们有着初生牛犊般的气势，虽然各方面都显得稚嫩，却敢于向中青代叫板。也确实，在当年新电影运动之后，似乎也就侯、杨、蔡三人在支撑着整个台湾的电影，虽然其他导演如林正盛、王童等人，时不时也会有些佳作问世，可电影的断代与导演的青黄不接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问题不但是台湾有，大陆也有，日本有，世界都有。于是威尼斯等各大电影节才会设置导演培养基金，努力挖掘新青年导演。于是，这批80后的导演便应运而生的，纷纷拿起了摄象机拍起了电影。就表面来看，似乎非常象法国当年的新浪潮运动，但实质看来，确实有级大的差别的。
当年的新浪潮，强调着导演个人风格，强调的导演通过电影来表现其自身的主观意识形态，许多新浪潮的导演，原先都是《电影手册》的影评人，他们觉得文字可以承载的远不如电影，因此走上大街，去拍摄去反应社会，去表达自我。于是新浪潮就这么从法国一直席卷了整个欧洲，甚至飘扬过海来到了南美、日本、香港、台湾。台湾的新电影运动即是在新浪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如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是导演以自身外省人、台湾人不同的生活背景所创作的电影，如特吕浮的《四百下》一样，剧中的人物也是导演自身的缩影。
有趣的事，出生与81年的陈正道却被各大媒体称为台湾“新浪潮”导演。或许，从《盛夏光年》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新浪潮”的影子，比如结尾就选在了海边，正如《四百下》那个著名的结尾一样。但总共才拍摄了两部电影的陈正道无论从前一部鬼片还是这部《盛夏光年》中，我们丝毫都看不到导演本身的意识。导演无非是借有一个独特的剧本，加诸各种套巧的元素，拼凑出这么一部名叫《盛夏光年》电影。我们确实能从电影中看到岩井俊二惯用的第一人称独白、钢琴声背景音乐下的美丽的自然风景，也可以看到蔡明亮爱用的自然表演、忽暗狭隘的空间取景，更可以看到新浪潮的非叙事性的剧情表现等等，但却看不到一丝属于导演自身的意识，而这点即有违了“新浪潮”的根本，从这方面来看，《盛夏光年》无非只是个讨巧观众的大拼盘。
不单是陈正道，80后本身就是尴尬的一代，也不但是受去中国化影响的台湾，大陆也是如此。这一代青年的成熟期正处于社会转变的时期，西方文化思想的涌入，以及台湾“去中国化”的影响使他们对于东西方文化都半知不解，缺乏生活经历使得他们的电影压根不会如侯或者杨这般深刻而赋有哲思，他们也没有蔡明亮数十年修炼而成敏锐的观察，他们所看到的社会或是生活只停留在表面，所以拍摄出的影片，也只能是以敏感题材、自然风光、背景音乐、摄影技巧来吸引观众，虽然这些元素岩井俊二也在玩，但陈正道只有形而无神，岩井在这些元素的背面深刻的埋下了青春的残酷无奈，因此岩井的电影，从整体上来看，是立体的，美丽的镜头与导演张显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陈正道的《盛夏光年》有些什么？不得而知，那些所谓的噱头又是为了什么？也不得而知。也正因为80年代这样东西文化艺术都懂一点却不是精通，急于求成缺乏历练的本质，造成《盛夏光年》变成了一个空有外型而无神髓的躯壳。
原因之二：题材
我不清楚陈正道本身是不是同志，但确实，凡是涉及同志题材的电影似乎都能成功。近年来，台湾电影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同志题材电影，《艳光四射歌舞团》、《十七岁的天空》、《无偶之地、欲望之城》等等，而且这些电影似乎都获得了大大小小的成功。确实如此，争议性题材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关注特殊族群也是关注社会，是导演所应该修行的一课，从这一点上来说，拍摄同志题材电影也无可厚非，许多世界著名的电影大师，特别是独立电影人，都爱涉及这一题材，作为陈正道前辈的台湾导演李安、蔡明亮先后也拍摄了许多同志题材的电影并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奖。可同志题材并不应该作为电影讨巧的工具，更不应该成为抄作的话题而故意为之，那样只会糟蹋的电影本身。
曾记得身为台湾前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女士是如此评价《孽子》这一小说的，她认为孽子“倒不是一本谈论同性恋的小说……就同性恋而言，这本小说只触不痛不痒的皮毛……同性恋只是一个可有可无、装饰用的框子”。同样对于《盛夏光年》这部电影，同志也是充当着装点门面的作用，从电影整体看来，两男一女从长大后基于童年时候所拥有的纯真的感情似乎才是这部电影的亮点。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很简单，小说中一再强调恒星、行星和彗星的隐喻，并象征般的强加入主角的名称中，且一再以天体间互相运动暗示主人公的关系，又不时的切换至童年回忆，强调这一恒定的关系是经久而成的，而随着年龄增长，情素交织进友谊，所产生的变化，通过这一点来表现青春期少年的精神层面的困惑与无奈，来反映时代与社会对他们的影响。其实小说原作者加入同志这一线索进去，通过文字的虚实技巧，使得小说还保持着一种平衡，但到了电影中，这一平衡由于电影的表现手法的特殊局限，以及导演的功力等因素被完全打破，整部电影层次不清、立意不明、顾此失彼、不温不火，最终啥都说不清道不明。
很明显可以看到，导演在电影中试图去探讨同性恋着心理上最初的自我认识，康正行与慧嘉初尝禁果却莫名其妙的半途而废，之后在图书馆中慧嘉看到康正行在翻阅《论性别》一书，暗示康正行开始意识到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对康正行这一心理进行描写。之后康正行知道余守恒与慧嘉在交往，发生了一次与他人意外的性行为，也是其第一次同性恋经历，而这一次经历之后，也没有对康正行的心理有过丝毫的表现。如此这般的情节设计在同志题材的小说如《十年》，以及大量的同志题材电影如《爱的初体验》、《着魔》等等都早有原形，但无论之前的小说或是电影，都没有如《盛夏光年》这般粗糙简单，这只能证明了导演的观察力、对电影掌控能力的欠缺。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如果干脆把同志这一元素抛弃，着力去表现其主要矛盾，电影似乎会更加干脆、深刻，而不如现在这般夹杂不清、无所主次。
如果这么说，小说的作者为了使三位人物的感情更加复杂，而加入了同志这一元素进去，这是毫无偏颇的，如果导演是为了增加戏剧的冲突，使剧情更为复杂，而刻意在小说的基础上，对于同志这一元素进行了强调，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就电影而言，在电影叙事的把握上，应该区分枝接与主干，而导演恰恰就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因此电影《盛夏光年》是盘根交错的，是夹杂不清的，是失败之作。也不得不使人去联想揣测，导演对同志元素的处理，是为了电影本身的需要，还是为了借此炒作达到商业目的，如果是为了后者，那导演的品格是低下的。
原因之三：电影本身
从电影本身来说，《盛夏光年》只能说是中等之作，模仿拼凑的痕迹太重，花哨太多空有外形。电影使文学作品改编题材，考究的是导演对于文学作品的认识与把握，而不是以镜头简单复制。由于文字载体与电影载体的不同，电影会使许多文字的虚笔非得以视觉影象来重现，一些文字外的意味在镜头下也会成为写实而乏味。这是导演对于文学作品的取舍就很见导演功力，而陈正道即是失败的。对陈正道而言，似乎全部都不愿意舍弃，影片一开始就运用了大量童年时的情节来铺承，导演在这些童年的片段中，极力去表现三个人名字与行星天体运动的象征，去对未来一些情节找寻伏笔想要做到首尾对应，可结果却恰恰相反，观众不看小说压根就不明白老师上课时为何讲述天体运动，也不明白幼年时那个女生是不是后来香港回来的佳慧，不明白原来是类似“好帮差”才造成了两位男生间复杂关系的原因，更无法从性格上去判断长大后的两位男生分别对应幼年时的班长还是差生。脱离小说而就看电影的话，童年的大段章节，压根就没有起到交代剧情的作用，更别说暗示后文，完全抛弃了童年，整个电影仍然成立，反而更加紧凑清晰。
但是导演怎么可能舍弃这段，导演得把他那些模仿而来的技巧拿出来炫耀一番，原因很简单，观众爱看。于是，大段的以钢琴伴奏作为背景音乐的风景场景、教室场景出现了，这些是导演从岩井俊二那里学习来的，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的，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即使搞不清楚第一人称究竟是谁，即使整个电影到了后来完全也不是以独白这个作为主观记叙的；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在一望无际的绿色的乡间路上，穿着白色校服的少年骑着自行车这一《关于莉莉周一切》中的熟悉情景；于是我们也看到了穿梭在校园内的大段场景，课堂、图书馆等等，就如同我们在《花与艾莉丝》中看到的。于是观众满足于视觉而宽待了电影本身，更加上那些同志、青少年、暧昧等等元素，即使看不明白剧情也大加赞誉这部电影，这可能就是导演的高明之处，通过这样的手法转移了观众的焦点。
有趣的是，在这部电影中，时间是模糊的，而原著小说上是对于时间的交代是清楚的记录在各章标题上的。电影中，人物的服装、造型、所用的道具无一不是现时的情况，即便如演员的口音也是符合现在的，但是高中时期的那些剧情中，如剪头发等等，以及所有的自然环境，导演都刻意去营造往昔故去的感觉，仿佛离现在时隔多年，都发生在那一个单纯的过去。更特别的，从高中到大学，似乎人物并没有变化，而从小说中看，至少相差了6年，这个时间跨度，也是小说原作者的巧妙用心，可以去区别两个时间人物的特征来造成反差，张显主题，而电影中，压根看不出这一点。而那些摄影技巧上的构图、景别、用光、移动镜头、剪辑、淡入淡出等等，无一不是炫弄技巧，压根谈不上为电影服务，而成为了吸引观众的装饰。
可惜的是，名叫盛夏光年的电影，从影片中丝毫看不出任何发生在盛夏的痕迹，以同名小说作改编的电影抛弃了小说的亮点而刻意以迎合大众口味的元素、镜头技巧、背景音乐等等拼凑而成，更以同志作为噱头而拼凑出一盘商业快餐，却赢得了大量的称誉，确实值得我们思考，究竟是观众太容易伺候还是太容易欺骗？我想，不但是导演，孕育给了如此电影以市场土壤的观众更是值得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