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贝托鲁齐的《戏梦巴黎》：1968年，巴黎，三个狂爱电影的孩子，开场镜头象一只负重的翅膀，一直往下滑，往下滑，最后降落在黑压压的示威人群头上方。哦，对了，这是1968年呀，全世界都在搞学生运动，那一年度过心理发育期的孩子，血都分外的热，分外的红，分外的喷薄。正是在这里，美国来修学的马修，遇见了他的朱丽叶。后者正把自己铐在一根铁栅栏上呢，当然，也不是真铐，只是摆个姿势。她是一朵无法复制的野玫瑰——穿着老祖母的衣服，从不照镜子，把最高级副词，形容词象羽毛球似的满地扔，只嫌它们的调味不够浓烈呢。她体内潮涌着的，是破坏欲，她要革命，要颠覆，要把什么连根拔起，要破坏就得有个着力点，如果没有她就自制一个，比如这个随时可以松开的“镣铐”。再后来，她介绍马修认识了她的罗密欧——这个朱丽叶可是有罗密欧的，这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不是表兄妹，他们是乱伦的亲兄妹。
他们把马修带回了家——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之家，爸爸是个得志的诗人，满口的冬烘气，妈妈是个自我已经被压扁的家庭主妇，以激发和保护丈夫过时的才华为已任，孩子的成长，已经在她的视线和余力之外了。这个家，象个十八世纪的古堡，有一翼是孩子们自处的地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卧室，卫生间，他们在里面摆上重金属风的陈设，在床上玩他们俩之间的小动作，象一只双头鸟，有时互相用橼爱抚，有时拼命啄对方的鸟羽。再后来，父母丢下一张支票去度假了，这个家，在父母的物质庇护下，成了临时的，局部的伊甸园。
孩子们伪造了请假条和病历，彻底隔绝在成年人的视线之外了。在这个伊甸园里，他们为自己设计了一种激情游戏，就是将电影和现实无限制的对位，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即兴表演一段剧情，让另外一个猜出出处，为了增加游戏的刺激，必须有相应的惩戒机制，罚金从一法郎，两法郎，最后变成：伊莎贝尔兴孜孜的逼着泰奥手淫，泰奥的报复是 ：强迫伊莎贝尔和马修在他眼前性交。乱伦欲，窥伺欲，最黑暗的欲望都借游戏之名，被底朝天翻出来。崩溃的过程很经典：先是道德戒律的松动，最后是身体的失控。孩子们花完了钱，穿着脏内衣，去垃圾堆里扒拉食物，最后吃了一罐过期的猫食，镜头里是马桶上痛苦拉稀的脸。父母悄然回来，看见这个这个伊甸园的废墟，什么也没说，丢下一张新支票——原来，为破坏欲买单的，不仅仅是孩子。
我对情节其实很淡然，感兴趣的是人物和背景。先说其一：白皙，羞涩，稚气与童贞尚存，连须根都没有长出的马修，来自美国的圣地亚哥，准备在巴黎完成他最后的心理发育，羔羊般的乖甜温驯，让他成为伊莎贝尔和泰奥的诱捕对象。伊莎贝尔是，迎面撞上什么，就破坏和玷污什么。更何况马修那么白晃晃，那么耀眼的纯洁呢，密不可宣的是：在清教徒教养表皮覆盖下的马修，早已在黑暗中将自己诱捕过无数次：有时是一天一次，有时是一天两次，床单下昂然的勃起，他每周都去小教堂为他的罪恶忏悔。忏悔？啊不，这只是欲望复苏的一道程序罢了，真正驱动他去犯罪的，居然就是罪恶感本身，对他，罪恶感=快感=受虐=自虐。
泰奥和伊莎贝尔，前后只相差一小时出生的孪生兄妹，他们同吃，同宿，他们的乱伦之爱因无知而无辜，这层无辜是粘稠的羊水，他们象在母体里一样安然躲开世人的眼光，无须镜子，他/她就能在另外一个人的脸上看见自己的想法，他们体内有隐秘的地下河相通，而马修的秘密是：在射精的临界点上，要把性幻想对象由男转变成女，才能获得高潮。因此，这对兄妹的雌雄同体，正好迎合了他。这对兄妹又何尝不是在利用马修，通过他调节兄妹之间已经疲劳的那个点，或是微微的对峙。妹妹和马修做完爱后，仍旧爬上哥哥的床，相拥而睡，比生理纽带更坚韧的是：他们是精神双胞胎，生命共同体，对一切经验都要共振与分享。马修呢？他永远是被遗弃彼岸。
这部电影唯一的主角，我怀疑是破坏欲。它被很多东西掩护着：青春，热血，革命，暴力，造反，一切大于日常振幅的，戏剧化的背景，它们都是释放犯罪欲的途径，触媒，是意志的解压筏，1968 ，1968，全世界的青春期在那一年盛放，中国是金水桥宣誓，上山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欧洲是嬉皮士，花孩子，巴黎的五月事件，年轻人罢课罢工，冲上街头，用石头堆碉堡，水电气都被切断，口中喊着“不要相信三十岁以上的人“的孩子们，或是象剧中的泰奥一样念念有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孩子们，带着青春期酸气盎然的标志性表情，在催泪瓦斯的逼人气味中流血流泪的孩子们，满怀稚气的相信，自己真的能打破一个旧秩序，重建一个新天新地。
1968，1968，是我生命中至为重要的一年，虽然那一年我远未出生，连生命的迹象都没有——正是那一年，我妈妈响应国家和主席的号召，剪了辫子，换了布鞋，拎着简单的随身行李，去了苏北农村插队落户，被收稻时的烈日晒脱的皮，回城后大半年才长好，在那里她认识了我爸爸；那一年的冬天来的晚，十二月才落了絮絮的初雪，一个和我妈妈同龄的女孩收拾了随身衣物去医院待产，她小心翼翼的绕开跳忠字舞的人群，一边瞄两眼沿街新贴的大字报，新鲜糨糊的气味，让她肚子轰轰的饿起来。第二天早晨她生了个男孩，孩子的爸爸于千里之外的驻地，用端正的楷书在日历上写下：“今晨八点，长子出生”。这个吃饱了奶就睡，乖的出奇的男婴，二十九年后，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1968，1968，震天的武斗呐喊声中，遥遥的孕育了今天的我。
而那些68年的孩子们呢？他们把大好青春全部浪掷在田头地垄，最后带着一身的伤病返城，大龄结婚，生子，拖儿带女的上夜大，在视角已经僵化的年纪迎头撞上改革的浪潮，运气不好的还要赶上下岗，分流，提前病退。他们在欧洲的兄弟们呢，剪掉了长发，丢掉了喇叭裤，一任披头士唱片，毛主席语录，托洛茨基自传，格瓦拉的红皮书在阁楼上蒙尘，重新打起又小又硬的领结上班，周末在房前锄草，最热和最冷的天气里则带全家去度假，养大几个比自己过去还难缠的孩子，过起当年拼命去反抗的中产阶级生活。只是，偶尔，谈起当年的豪情万丈，他们的眼睛里，还会有那么一点点余烬里的火光，就象我在我爸眼睛里看到过的那种，那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壮烈自燃后余下的，满地的碎纸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