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赵丹逝世前两天，即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 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 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 ——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 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 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 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 ——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 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 则，建国30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60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 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 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 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 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 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 难于求得统一。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 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 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