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事先宣传，影片《东京审判》被誉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了解的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必看的电影”。所以，怀着尊重历史，重温历史的厚重愿望来看《东京审判》，尽管早有充分准备，并未指望影片能够达到《辛德勒名单》那样的水准，但还是期待其具有相当的震撼力。然而，看完影片，却让我大失所望！
影片采用了纪实体、叙事体并行共存的表现手法，将东京审判的史实与背景一分为二。法庭内为纪实体，主要再现当年审判的场景；法庭外为叙事体，描述了发生在东京一家小酒馆周围的一连串事件。问题就出在这个法庭外的编造故事上面，其情节构成为：一对恋人，两个记者。男记者是中国人，女记者是日本人，他俩久别重逢，于采访东京审判之余，几乎天天在小酒馆见面。而这个小酒馆，被编导用来代表那个特殊时期的日本社会。于是，我们不断看到“受尽苦难的日本人民”如何在东京审判期间“更加遭受煎熬”。这个戏剧性的“苦难”加“煎熬”，在不断制造日本百姓的死亡事件，穿插于纪实体的庭内审判镜头之间。影片在两组镜头叠加交替中完成，直至最后，庭内审判宣告结束之时，那个美丽的女记者也中弹而亡，一对恋人阴阳相绝……编导如此安排，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向观众暗示什么呢？
我们可以善良地理解：影片如此处理，是为了证实日本人民也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你影片的名字叫什么？《东京审判》，而非《东京受难》；你影片的内容是什么？东京审判，而非东京百姓。东京审判的史实不是影片的历史背景，而是正面表现的主体；拍摄这部影片的主旨应当是再现当年东京审判的历史，而非编造审判之外的故事。法庭内，是日本战犯们拒不认罪，那个辩护律师百般挑衅式的狡辩。他们不承认在中国的残酷掠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那么，影片围绕法庭审判最应当表现的是什么？难道不应当用镜头更为详实地去证明中国百姓在那场侵略战争中受到的灾难吗？难道不应当出现几个具体的人物，来实质性地揭露罪犯们的真正罪行吗？
事实上，60年前的东京大审判，历时两年七个月，为了证实日军的暴行，参与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员与国际人士，曾经回国取证。比如南京大屠杀，就有中国检察助理裘劭恒与两名美国人赴南京实地取证，收集到大量证据，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和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证人。类似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不在影片中出现？为什么不能用一些逼真的中国人被残杀的镜头，来证实法庭内的审判，来给予观众心灵的震撼，而偏偏将珍贵的镜头一次又一次地对着那个小酒馆，那几个日本人。影片的实际效果是，法庭外的死亡戏剧歪曲了法庭内的历史审判。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影片编导的基本立场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