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
公园》开头的几个镜头，的确让我想起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重新看了《奇遇》，摄影犹如教科书般，移动的镜头就足以替代美学的陈词滥
调。在这届以青春的名义赚人眼球的“先锋光芒”展映的片子，先锋没有看见，几乎却被难受的固定思维淹没。毕业生的身份与经历似乎一直都在我们的影像中缺席
着，《上海公园》，虽然还不那么成熟，但为填补这种描写青春的变调和心智的剧烈变迁的尝试开了个好头。
在消费主义统治了全球化的社会里，所谓的为底层发声，所谓的身份问题，所谓的政治和民主，也许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思维去思考。老朽的美学思维和老套的技巧显然已经无法吸引生于80后90后的这一代人了。在电影美学上也不会例外。
2.
《上
海公园》导演黄凯，26岁得以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无疑是幸运的。放映完接下来两个晚上的小型聚会，更是成了80后90后的私人交谈。我推荐他去读
乔伊斯的《死者》，因为《上海公园》整个故事的发生和高潮都几乎集中在那场同学聚会之中，这和《死者》的叙事手法是不谋而合的。自然相较之下，乔伊斯是用
文字来写出博大诗意的作家，电影不一定非要向小说俯首称臣。电影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假如电影只能剩下尹丽川《牛郎织女》那般一条社会学
意义上的遮羞布，可以说这样的电影已经走到了尽头。10年我们谈论先锋电影，也许还只是因为导演群体和观众之间掌握的资源不对等而产生的“先锋”。无论是
在文学上还是电影上，中国哪里有产生过什么实质意义上的先锋？10后，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观众掌握的资源已经不亚于导演群体的时候，先锋就变成了平民，
甚至羞辱。
3.
记得几周前放映戈达尔的《周末》，那个臭名昭著的7分钟长镜头，引得不少观众中途退场。当天主持的同伴
说，有人质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影片放映。对此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喜欢不喜欢一部电影，自然是非常个人的选择，甚至是感性的选择。我告诉黄凯，在中国电影
里的人物会探讨“自由意志”这样的问题，的确是不多见的。这种对非物化问题，纯精神问题的争辩，无论是深浅，无疑都是一种影像进步，即使我们在西方或者日
本的作品里已经见怪不怪。影像懂得思辨了，也许中国的电影才能叫做有了希望。
一周前放映布努埃尔的《银河》，一位耶稣会的信徒和冉森派教徒就是因为“自由意志”而引发了相互之间的决斗。假如我们的电影除了矫情，假大空，自以为是，意淫之外还能有点别的味道，那是观众的福气。
电影不只是要模仿现实，它还可以超越。在这条界线之间悬空着的，是我们丢失了的想象力。
An unbeliever who has a nostalgia for a b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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