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都是爱情动物，她们总是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她们似乎永远都活在恋爱中。好多时候，只要理解了这点，就可以理解很多看似复杂的女人，比如《颐和园》中的余虹，她再迷惘，再苦闷，也不过是个恋爱中的女人而已，所以，我绝不会把《颐和园》看做是一部政治电影，即使外国的影评人和中国的电影局已经给它贴上了那么大的政治标签。
女人的爱情观是什么？她们最向往的其实是大恋爱，就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可歌可泣的爱情，她们总是会幻想，这样的爱情如果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最好。大恋爱需要大背景，比如吴宇森在《赤壁》之后的下一部电影《1949》就摆明了要讲一个国共内战背景下几个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电影评论家笔下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爱情史诗。爱情能够成为史诗，在我看来，那真是可怕的爱情，至少我不需要，我无力承受这样的爱情。
在所谓的爱情史诗中，最出名，也最被人传颂的故事就是《乱世佳人》，因为它的背景足够大，南北战争，以及战争过后带来的经济体制的变革。作为前景的爱情也够复杂，郝思嘉先是爱上卫希礼，然后又爱上白瑞德，中间还夹着韩媚兰。两个男主角，卫希礼其实是代表了郝思嘉对现实爱情的认同，而白瑞德则是爱情中比较戏剧化的那种渴望。爱现实还是爱幻想，几乎所以的女人都曾经在这样的选择面前摇摆不定。
我相信，对爱情有无限憧憬的余虹肯定会喜欢类似的故事，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城市人，她肯定会对未来有许多幻想，而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这一点，看看她的日记就知道——对爱情的幻想必定是她所有幻想中最重要的一个。
“有一种东西，它会在某个夏天的夜晚像风一样突然袭来，让你措不及防，无法安宁，与你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能称它为爱情。”这是《颐和园》开场时的字幕，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给电影定下的调子，不但是故事本身的调子，而且也是整个电影情绪的调子，当然，这也是余虹为自己的爱情定的调子，这种无法把握的爱情其实是她的追求。
一个女人把爱情当成生活的目的，这就注定了她不会幸福，因为她很可能认不出这就是她需要的爱情，比如她很快就爱上周伟之后，她依然对这样的爱情没有把握。所以她才会说出这样的台词：“周伟，我要跟你分手”， “为什么”？ “因为我离不开你”。对爱情要求过高的女人，不会容忍平淡的爱情，没有经过考验的爱情，她甚至都不能确认这是不是爱情。
在我看来，《颐和园》根本就不是什么复杂的电影，它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而且是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女人的爱情的渴望和破灭，尤其是对爱情史诗的幻想和破灭。
所以，在电影出现的那些政治符号，很有可能代表的都不是政治，它们很不幸地成了余虹爱情的背景。正是这样的背景，让余虹们顺理成章地把自己当成生活在一个大时代的人，在一个大时代，谈一场大恋爱正是相得益彰。
余虹的真正悲剧在于，她可能一直没有回过味来——史诗一般的爱情太稀少，而且可遇而不可求。关于爱情的一个著名论述就是苏格拉底的麦穗理论，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装屁不说，只是要柏拉图到一片麦田里走一遍，采一棵最大的麦穗回来，条件是一直朝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那时候还是一个傻小子，他果然照着苏格拉底的要求做了，回来时也果然两手空空。柏拉图解释说，因为他要采摘最大的一棵麦穗，当他碰到一棵大麦穗时，他觉得前面也许还有更大的一棵麦穗，于是，他就往前走。当他继续往前走时，他却找不到一棵更大的麦穗，但他不能回头，所以，他就只有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于是苏格拉底终于可以自以为得计地对柏拉图说，这就是爱情。
很有可能，周伟就是余虹的那棵大麦穗，但她不肯把他抓到手里而就此止步，她还要往前走走看，等到意识到错过了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电影里很重要的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在我这样如饥似渴亟不可待地想见到他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跑过了头。我以为你在远处，而你，静静地从旁边抓住了我的手。”她跑过了头是肯定的，但是周伟能否抓得住她则大可商榷，他们的爱情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爱情，可是因为这样的爱情在文青看来太过一般，他们在试图把它折腾成一个“史诗爱情”的时候，结果反而连普通爱人都做不成了，因为这样的结局，《颐和园》终于有了点悲剧的味道，但这样的过程，和余虹们向往的爱情史诗相差甚远，这可能是她最初没有想到的。
窃以为，《颐和园》就是这么个故事，这是一个专门送给女人的爱情寓言——当然这大有可能是我的误读，可是一个开放的电影往往有很多种解读方式，谁对，谁错？这不会有标准答案。就像对娄烨来说，他自己肯定有自己的解读方式，而电影局偏偏给了他另外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