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没有完完整整的看过一部电影了，更别提拉片。每周在应付随机查课的基础上双休日还要迎接新东方老师的“狂轰乱炸”，基本上一周洗脑一次，然后如是反复地恶性循环下去......感觉自己就跟失忆的波恩一样，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徒有一身技法。波恩用五年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却还是未知数。谁能告诉我？一大堆红红厚厚的双色印刷纸吗？
本来买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准备瞻仰一番的，看看大师的纪录片是怎么个拍法。可没想到就当我带着一身疲惫强挤时间在星期天晚上11：56分将DVD disc送进可爱的LG播放机的时候，显示屏上的字幕告诉我：“无法识别”。
......
有一种企图改变DVD光盘表面弯曲程度的冲动。
无奈，只好这周再去换碟了。谁说D版就不能维权了？
言归正传。昨天看到《看电影》上的一篇介绍弗拉哈迪与《北方的纳努克》的文章，题目为《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游历》。文章主要介绍了弗拉哈迪作为早期世界范围内纪录片先驱者的生平及其功绩，并对弗拉哈迪“终其一生都在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和探险家的品性来开拓纪录片的艺术”的精神予以褒赞，表现出作者对其地位的肯定和敬重。（.......怎么感觉有点像在写论文呢？一定是神经性总结后遗症候群在作祟......）
我个人很认同弗拉哈迪的拍摄模式，即先与被访者彼此熟悉，相互信任之后在其同意配合的前提下进行纪录片拍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实度更高的创作素材，虽然不排除拍摄对象有演绎的成分。纪录片不同于一般的新闻采访，它需要创作者长时间地对特定对象始终保持关注。而由于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关注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也就是说，创作者必须同拍摄对象之间产生一定的心理互动，尤其是前者，要对后者的生活体验感同身受，方能引起共鸣，最后再将这种内心颤动反馈给受众。这是我在实践后的一点心得体会。
但对于弗氏摆拍的做法我却不能完全赞成。纪录片在我看来是对自然、社会与人三者活动的客观记录，其本质是对事物原貌的记述与再现，而不应过多夹入创作者的主观意图，否则就将是对事情本身的歪曲甚至戕毁。更严重些，就是对纪录片初衷的否定了。弗氏摆拍的方式被作者归结为创作者自身的浪漫主义精神使然，个人觉得尽管有一厢情愿的嫌疑，可终究还是有情可原的：一方面弗氏所处的时代可供其选材的来源极少，纪录片初步发展，题材内容形式方法都受限于成长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弗氏自幼跟随父亲外出打猎，培养了其对自然的极大热衷，他摆拍都是基于尽量还原历史传统原貌的目标上的。所以从艺术追求的角度来说，弗拉哈迪决然是一位先驱与大师。
以下是几点补充：
罗伯特·J·弗拉哈迪1884年2月16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铁山脚下，父亲是位探险家。
尽管约翰·格里尔逊已被尊称为纪录片之父，但在1922年弗拉哈迪的处女作《北方的纳努克》公映之后，法国的评论家将其与古希腊戏剧相提并论，称它为世界纪录电影史光辉的起点。
1923年，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大获成功后拍摄的第二部纪录片《摩阿那》上映后，并没有获得与前一部相同的成绩，可是格里尔逊还是在《太阳报》中对之夸赞了一番。在这篇评论中格里尔逊第一次使用“Documentary”这个词来称呼纪录片，从此纪录片自立门户，直至今天。
Steven Balance
Carpe d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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