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期听电影理论课，教授提到中国本土的电影理论，说建国三十年唯一拿得出手的就只有江青的“三突出”原则，不过由于来自极左的贼船，后来被理论界连孩子带脏水一起给泼了；而提起系统的（电影）艺术理论，教授则对先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赞誉有加，说本来编一本艺术理论文集要收入这篇文章的，结果还是被出版社给拿下了。
同学们当时听完就笑了起来，不过我这人笨，一般对高智商的笑话理解不了，所以回去后真还找到这篇文章读了读，读完才发现，如今像我这样的留级生张口闭口西方术语，其实对自己的国情并不十分了解，而且对一些简单的常识也视而不见。其实先主席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搞文艺创作，特别是拍电影，规律就那么几条，真要细究起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跟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相通的，而且对创作实践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现成的例子有很多，《叶问》与《梅兰芳》的PK就是一个——当然，所谓的PK在现实中并不十分明显，档期错开了，类型题材也不尽相同，大家票房都不错，共同做大了中国电影的蛋糕，还是共赢的局面。不过在口碑上来说，《叶问》明显要强于《梅兰芳》。根据院线的消息，《叶问》上映第二周的票房居然还超过首周票房50%，这口碑传播的力量，可见一斑。而且过年回家我在小酒馆里吃饭，居然听见邻桌的大哥借用《叶问》的台词大声教育小弟：“这个世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看来《叶问》之深入人心，不证自明。
其实整个贺岁档我最不喜欢的电影类型就是《叶问》，我这人迂腐，自以为受过高等教育，不看那些打打杀杀的东西，但是看完之后才发现，所谓《叶问》，其实就是武戏版的《梅兰芳》，两部戏都是刻画一个弘扬国粹的民族英雄，只不过前者是雄纠纠的功夫，而后者是文绉绉的京剧。不过《叶问》的编导很聪明，没有把叶问成长的历程一股脑的拍出来，等到叶问在片中出现，已然是佛山的一代宗师了。而武馆街的竞争，又让我立马想起了梅兰芳与十三燕的斗法，但是《叶问》将主人公一直置身事外，连他的生活背景、如何养家糊口等细节都一并省略了。这一点就很聪明，短短的一场电影要反映一个人的一生全貌是很困难的，而《梅兰芳》什么都想要，所以硬生生的被切成了三四截。但《叶问》就不同，上来就是个武林高手，大侠风范，而且主要戏剧矛盾集中在了中日战争时期，剧情简单，人物塑造个性鲜明，故而观众也愿意掏钱进影院。与之相比，梅兰芳与日军周旋那一段戏，就虚弱了许多。当然我也不是说《梅兰芳》就一无是处，只是觉得陈导铺陈得过于华丽，反而糅成了一锅粥——多亏前面还有余少群，如果上来就是黎明，估计《梅兰芳》的票房还得往下沉（话说回来，我个人对黎明没有意见，我觉得他在《梅兰芳》里的演出很努力，也达到了他个人表演的最高峰）。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然答案有很多，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我倒是觉得重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颇受启发。先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别以为满世界都是小资，构成这个社会的主体阶层，还是逃不脱工农兵这个属性。先主席对此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