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武器
跳接：戈达尔在电影的拍摄技法上有许多破坏性的创造，而其中最典型的技法就是跳接的使用。在“正统”的电影拍摄过程中，为了符合观众们的审美习惯，电影界已经总结出了如下摄影准则：①如果摄影机在同一机位固定的拍摄同一场景，那么在后期剪辑上必须保持胶片内容的连续性，你可以从前或者从后任意剪掉一段，或者将中间填塞进一段内容，但不能把整个连续场景从中“掏空”一段而直接拼接起来，因为这样会使人物动作出现“跳”的感觉；②摄影机在表现物体的运动时，要保持轴线的一致性。比如拍摄两人对话的过肩镜头，正反打的摄影机就必须都处于两人连接线的同侧，这样无论是正反面，同一个人物就只会出现在画面的同一侧；而拍摄物体的连续运动时，摄影机也必须至于物体运动轨迹的同一侧，这样画面上物体就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如果方向要改变，则必须插入交待物体运动方向改变的镜头，否则观众们就无法理解。事实上，这些准则至今仍是影视创作的基本原则，如果你翻开任意一本有关电影拍摄的书，都可以看到这些要求。但对戈达尔而言，所有的教条都是臭狗屎，他从来不理会别人怎么规定。在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精疲力竭》中，戈达尔就大量采用了跳接的手法。譬如在大街上从左至右行驶的公共汽车，就会莫名其妙的突然变成从右至左行驶；而在追逐的那场戏中，卡车又会突然消失；在男女主人公在咖啡馆里谈话的那场戏中，我们又会看到人物的动作不停的“跳动”。这些都是跳接的结果。到了《狂人皮埃罗》中，戈达尔对跳接的使用更加大胆，他甚至把不同时空的场景直接剪到了一起，丝毫不顾观众的观影习惯。
多余镜头：戈达尔还经常会让摄影机从正在拍摄的影片场景中游荡开去，无缘无故的在两个动作间插入一些毫不相干的镜头。如在《男性，女性》一片中，一对夫妻在男女主人公会面的地方又吵又闹，妻子追着丈夫一路跑上了大街，这时他们的儿子出现了，妻子也就在此时开枪打死了丈夫；另一个场景则是出现了一名情绪激动的男子，他在影片故事的发生地拔出刀来寻衅滋事，最终却刺向了自己。这些镜头与影片的叙事本身都毫无关系，从传统的电影理论角度来看，都是些没有必要的“多余镜头”。但戈达尔却对多余镜头的使用情有独钟，他在后来的《卡宾枪手》一片中，更加发展了此种技法。本片脱胎自同名的舞台剧，剧情讲述了两个农民去参加国王的军队，希望以此致富却最终梦想破灭的故事。戈达尔在此片中随心所欲的安排镜头，比如两个农民出现在王宫里，此时却突然插入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在地上漫无目的爬行着；而最后当主人公归来时，他们没有带回财富，却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明信片，这时的镜头开始集中在那些反映各地风光的明信片上，几乎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旅游纪录片。此外，在戈达尔的电影中，还时常会插入一些荒唐的字幕来打断故事的叙述（如《爱的挽歌》），总之，戈达尔几乎从来没有拍摄过一部正常顺序的电影，他有句名言，“一般来说，电影需要一个开头、一个过程和一个结尾，但实际上，有时并不需要这个顺序”，我想，这句话正是戈达尔频繁使用多余镜头的理念根源所在吧。
乱发议论：凭借此种手段，戈达尔更加极端的破坏了电影既有的叙事规则。他自称自己的电影是“电影化的论文”，是不同于剧情电影、纪录电影和实验电影的“第四种电影”。基于此，他经常在影片里放进各种无法直接直观呈现的抽象内容，并让影片中的主人公随意的对话，东拉西扯，离题万里，让人不知所云。比如《蔑视》一片，他就在其中插入了许多古希腊雕像的镜头，同时还有一位导演大谈当导演的甘苦。此剧中的人物都是极端健谈者，他们从宗教哲学到波普文化几乎无所不知，而且还相当有见解，对于其中一些过于抽象的内容，甚至用歌剧的形式唱了出来。而到了《中国姑娘》中，戈达尔讲述了一个巴黎大学里的“马列研究小组”的故事，剧中毫无保留了纪录了研究小组所有成员间冗长的对白、辩论、演讲等行为，甚至穿插了大量的文字、图片、标语和漫画的片断。在大多数时候，这些内容与影片故事本身是相隔甚远的，对观众来说，这无异于导演的“胡言乱语”，它们彻底打碎了剧情，使得影片空前的杂乱无章、没有头绪起来。在《快乐的知识》一片中，戈达尔索性直接采用了对话的形式。整部影片纪录的就是两个演员的对话，他们身处一个漆黑的舞台，现场仅有一盏孤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二人大谈“爱情”、“语言”、“思想”等等抽象的概念，而且谈话毫无逻辑可言，可以说，本片是体现戈达尔“乱发议论”风格的集大成者。
维尔托夫小组：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史称“五月风暴”。五月风暴深刻的改变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其对戈达尔的影响也是无庸置疑的。甚至有人认为，可以把五月风暴作为分界点，把戈达尔划分为“五月风暴前”和“五月风暴后”两个阶段。而就在这一年，戈达尔结识了学生运动领袖让?皮埃尔?高林，二人在艺术和政治理念上的一致性最终让他们组成了日后闻名遐尔的电影创作团体——“维尔托夫小组”。维尔托夫小组以前苏联著名导演、“电影眼睛派”的创始人吉加·维尔托夫为精神偶像，其创作理念为“问题不在于拍政治电影，而在于如何政治化的拍电影。”从1968年的第一部16mm影片《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开始，到1974年最后一部《此处与彼处》为止，维尔托夫小组存在的6年期间拍摄了十余部电影，这也成为戈达尔创作实践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戈达尔提出了“对抗电影”的政治实践主张，以此来抵制商业电影的制作、发行体系，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而且戈达尔的电影美学实践也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以致于到今天维尔托夫小组的作品大多数仍是晦涩难懂的。维尔托夫小组还提倡“革命”的实践精神，小组成员曾前往捷克、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各地拍片，他们手持摄影机，激进的投入到当地的“斗争”实践中，而不仅仅是旁观者。譬如在1968年，以戈达尔为首的几位维尔托夫小组成员就曾在戛纳电影节期间冲上舞台、拉下大幕，迫使电影节中断并最终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