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目心：从宗教甚至心理学／哲学的角度上看，一切人生的苦难都是有意义的。而对于一个民族呢？我想，苦难应该也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我们历经磨难而坚韧，也在于我们从中进一步地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不断学习和提高方方面面的应变能力，具体到今后日常工作中，我们还需要调整甚至是重新建立新的管理和监督程序。
近来也常听到多难兴帮的说法，其中我理解不乏悲情的成分。个人认为，这种悲情依然来自中华民族近现代的种种艰难历程，如同经历重大灾难坎坷情感创伤之后一个人的脆弱心理的形成。这样心理的全民族调整尚需时日，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自信的国人正在进步。有意思的是，刚刚读到下面这篇文章，看来作者观点的角度有些许不同。不妨一读。
作者：许斌
地震灾难发生之后，相关报道与评论以及网友跟帖中常常使用“多难兴邦”一词，个人以为不妥，因为词意中，着实包含了对于亡灵的不敬。
“多难兴邦”一词，源出自《左传·昭公四年》，说的是在春秋乱世，晋、楚、齐等诸侯国争雄天下时，楚王约晋王会盟于宋，准备强行确立自己的盟主地位，但晋王不准备与楚王会盟，发狠说：我们晋国地势险峻，又有很多高头大马，加上齐、楚二国还常常遭遇灾难，我用不着怕他们。于是有大臣劝谏晋王道：灾难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难以预料，有些国家，因为常常遭受灾害、面临麻烦，反而能上下一心，变得更加强大。
但多难与兴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就是这位大臣，同时还劝谏晋王说：楚国现在势力强大，大王您自己先“修德”以观其变，如果楚王也将自己强大的国力落实在“修德”上，我们晋国不能不暂时服从其号令。反而，如果楚王持国力强盛而骄奢淫逸、残暴不仁，楚国会遭到天谴，国力将持续衰退，不再有与晋国争夺盟主地位的实力。就是说，真正与兴邦有必然联系的，是“修德”，而不是多难。所谓“修德”，在中国古代是君王要善于纳谏，要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要整饬吏治、爱惜民力，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历史上，如果国家遭受了大的天灾，或者当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被认定为凶兆，君王就要下“罪己诏”，全面检讨自己的错误，向上天，向所有百姓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务必要劝谏、监督自己，以此来获得上天原谅，免得上天降罪、百姓受苦。自然，这样的“罪己诏”基本会沦于形式。
强调“多难兴邦”，是因为在专制时代，能否“修德”，决定权在于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基本都脱离底层民众，非经大灾大难，不肯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省。用多难，用老百姓无边的痛苦来感动统治者稍微发一下善心，中国的老百姓，真苦。何况，不要说感动的希望渺茫，便是感动的愿望能偶尔实现，也不具有丝毫的持续性保障。同一个君王统治时期，“修德”在先，淫虐在后，这样的伤痛填满了中国史书的一页又一页。
但现代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宪法》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身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需要跪求谁将“修德”恩赐给我们，而是要主动地争取，争取使个人的意志、群体的意志上升为法律意志、国家的意志，要尽一切力量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在任何时候。
灾难，就是灾难，数万同胞在瞬息间离我们而去，悲伤，为了我们远去的同胞，让我们纯净地悲伤。不要说什么“多难兴邦”，不要将过多悲伤以外的意义强行赋予悲伤，不要一次又一次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多难、同胞的生命上，这样的代价，我们支付不起；这样的寄望，多么懦弱、多么缥缈。
5月19日至5月21日，是全国哀悼日，国旗，正为我们远去的同胞而降。降旗除有表示国家哀悼、尊重生命的象征意义以外，还能通过这种仪式，告慰、警醒所有人：国民，每一个国民，都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只有尊重国民，让国民幸福生活，邦才可兴，国才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