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金刚》：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变形记”
《变形金刚》首先带来了多重意义上的怀旧及其“剩余价值”。
20多年前卡通片《变形金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孩子心中埋下的“火种”如今在电影院“复活”了。“在大黄蜂、擎天柱们拔地而起，昂首挺胸的这一瞬间，我们热泪盈眶。”这是一代人自传意义上的集体怀旧。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孩之宝公司在中国到处免费推销这部卡通片，如今电影公司一夜坐收几亿票房。经过了20年，这些商品及其形象在变成童年的象征和符号后又恢复了逐利的本性。在市场逻辑的审视中，童年的“乡愁”就是巨大的消费动力和潜在利润。
也许可以这样形容这种怀旧与市场纠结的状况：一代人像绵羊一样排着队走进电影院，在怀旧中被剪去20年长出的丰厚羊毛。我们的怀旧是一种可以货币量化的、可以培育并采摘的怀旧，也是因为共享的符号、集体的仪式而变得同质化的怀旧。
怀旧还来自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申请破产及其象征意义。
《变形金刚》里的真正主角一定意义上正是通用汽车（如果说20年前《变形金刚》是孩子宝玩具的广告宣传片，那么现在就是通用汽车的广告宣传片），大黄蜂、铁皮、救护车、爵士分别是通用汽车旗下的主要品牌：雪佛兰Camaro、GMC4500、悍马H2和庞蒂亚克Solstice。
1953年，通用汽车总裁查理•威尔逊被总统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时，威尔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对通用汽车有利，反之亦然。我们的公司规模过于庞大。它与国家的福祉是连在一起的。”
曾经是美国最大私人雇主、全球最大企业、被美国人视为骄傲的通用汽车今年6月1日申请破产保护，当月24日《变形金刚2》全球上映。在现实中摇摇欲坠的通用汽车，在虚构的电影中依旧挺拔、威武，似乎仍然有力地维护着“美国梦”。
通用汽车无疑正经历着它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次“变形”：它将只保留雪佛兰、卡迪拉克、别克和GMC四大核心品牌，放弃庞蒂克、土星、萨博和悍马品牌。在金融危机中，它不得不变得更小、更绿。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早在上世纪晚期就宣布“后工业社会到来”，这一宣称在这个六月里得到了再次生动的概括。
这些背景无疑使得《变形金刚2》具有了对以能源-机器为标识的工业时代的怀旧色彩。荧幕上的机器人来自不冒烟的工厂，代表的是后工业的文化-信息-创意-服务经济的强势。如今，威尔逊的话或许应该改成：“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对好莱坞有利，反之亦然。”
虽然《变形金刚》的故事内容乏味、老套得可怕，但作为历史-文化产品，《变形金刚》所附着的东西远比它单纯的消费者复杂得多。
1984年，美国启动星球大战计划，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进入高潮。同一年，《变形金刚》首播。这部看似天真的卡通片凝聚着当时美国人对冷战的通俗想象，反映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一方是民用机器人组成的阵营，以正义和和平为目标和理想；另一方是军用机器人组成的阵营，领袖对权力和暴力永远有一种变态的执著。两个阵营从外太空打到地球，斗得你死我活，大概没有比这更能生动地概括美国人在冷战时期的“世界观”了。
1989年，这个卡通片受到胡德华等20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批评，认为《变形金刚》的思想内容荒谬，主要是宣传好战，对下一代有毒害作用。而后，《人民日报》开始抨击，《变形金刚》最终消失在电视荧屏之上。
20年后，我们在回顾这些批评时往往觉得“不可思议”“荒谬可笑”，仿佛我们已经置身于一种新的“去政治化的”语境和视角。当我们和全世界的消费者一样吃着爆米花和可乐同步欣赏着大银幕上的《变形金刚》时，我们确实不仅会陷入虚构的故事世界，也会陷入无国界，超意识形态的“扁平”世界的幻觉。
《变形金刚》从卡通片向电影“复活”的这20年正是冷战结束、人类跑步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0年。期间，在跨国资本推动下，消费领域首先实现了全球化（同质化）。
在政治层面上，“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中说。
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需要全球性的政体形式来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否则国际关系就处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哈特和奈格里所设想的“帝国”（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没有边境”“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
然而我们在《变形金刚》中看到它所迎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依旧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和空间想象。
娱乐全球化了，资本全球化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全球化了，金融危机也全球化了，唯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好战本性没有在全球化中改变，却又和这一切全球化（甚至“帝国”的）的表象混杂在一起，这构成了《变形金刚》中的最有趣的景观。
《变形金刚》复活的20年也是美国确立单极世界，把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覆盖全球的20年，就其利益存在而言，美国已经是“帝国”，但在政治层面上美国却仍然表现得像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期间，美国在海湾、巴尔干和“反恐战场”发动或领导了三次战争。
在《变形金刚》中，虽然表面上“地球受到威胁”（粗暴地把美国和地球等同）成为了赤裸的武力炫耀的合法化外衣，其内在的敌/友的本能区分才是美国的当前意识形态的核心，而这正是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武器和敌人形象更新了，但战争及其政治依旧是古老的。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指出，民族国家的政治的基本属性就是“划分敌友”——“政治的核心不在敌人本身，而在于划分敌友”，而作为“非常状态”的战争是政治因素实际可能的前提。
在《变形金刚》的这场“人类”和“外星人”的战争中，“外星人”同样被分为敌人和盟友。对敌友的想象区分，把自己的生存空间划分为内部和外部（帝国是没有外部的），这是比冷战古老得多的思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性。离开了敌友的区分或者说敌人意识，民族国家就会陷入同一性和正当性的焦虑。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不就宣称，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敌人这一边（电影《星战前传3》就有类似台词）？擎天柱不也是把类似“谁想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古老谚语挂在嘴边吗？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划分敌友是自身作为政治存在的内在要求，没有战争和武力保障的和平是无法想象的。
在《变形金刚》这部电影及其历史文化脉络中，也许我们能感受到纷繁的全球化表象之下民族国家的政治心律：美国这个表面的“帝国”在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内含的政治困境或危机。通用汽车已经倒下，美国及其所依靠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许真的到了需要一次彻底“变形”的时刻。
２００９。６。２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