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曼玉饰演的艾米丽包裹在黑色外套与朋克发型的壳子中，唇中缓缓吐出冰冷的异国语言时，冻结的是对她黄色皮肤的过分关注。与她出色的演绎同道而驰的，是导演总在抹去观众偏见的企图，他以自己对摇滚精神深刻的认知，刻画了摇滚艺人们与我们十分接近和十分遥远的生活细节，并与在艾米莉摆脱不幸遭遇的自我救赎巧妙地衔接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朦胧意境，使得认为摇滚象征堕落、放纵的偏见和认知逐渐被影片建立的包容情感所吸收。
《清洁》的片名，隐含着艾米莉亡失去丈夫李后为抵御毒品的诱惑顽强挣扎的过程，在她历尽各种周折后终于如愿与孩子团聚，并在事业上重新有了起色。在影片中，导演多用长镜头表现艾米莉在各个城市穿梭的过程，摄影机缓缓的旋转以及微微的颤动如同我们直接拥有了主角的眼睛。在这里我们体验不到摇滚在woodstock音乐节上引起的狂放和肆意，而是与艾米莉一道在凡尘俗务与音乐幻境中穿梭。这种恍惚的感觉牵引着视线落在同性恋摇滚音乐制作人失恋后仍强颜欢笑的脸、因吸毒过量而亡却无人察觉的尸体、摇滚乐迷在羁迷的灯光下扭动的肢体。无论是在夜幕降下或是白天来临，乐迷在一阵躁动后也需要去面对生活的波涛，而正是无法摆脱窘境的痛苦而希冀自由的渴望使得摇滚乐能够越来越性感。
导演阿萨亚斯是一位对东方电影着迷的人，相比他从前同样表现摇滚的作品《冷水》的犀利冷峻，《清洁》运用中国文化中海纳百川的包容去搭建一条理解的桥梁。他让观众更少地看到woodstock的泥浆，恰如其分地剖析产生痛苦的根源，表现从痛苦中衍生清澈但激越的摇滚灵魂，逐渐湿润我们干瘪片面的认知。李的母亲在片中代表着世俗的目光，她把儿子的死归咎于艾米莉，对李唱片上的造型感到十分困惑，她与李父亲关于相片的对话如同蜻蜓点水，让我们稍微领略了造成这种误解的端倪——他们总认为人会停留在恒常的状态，事情像他们期待着那样发展，结果往往并非如此。毫无疑问，李的双亲丧子的痛苦非常巨大，艾米莉的创伤亦不会少，只是艾米莉除了因难以抑制而痛哭外，还把这种哀伤从她的歌声缓缓地流溢出来。对于以表现痛苦为精神内核的摇滚来说，我们或许对他们出格的舞台动作和奇异的服饰以及紊乱的生活节奏感到不适应，但对于他们发掘出我们忽略以久的情感，又能做多少的苛责呢？
柏杨曾在《中国史纲》中骄傲地宣称：“即令有绝世奇才能译其他国家的诗，也不能译中国的诗，中国诗是世界上唯一无法翻译的文学作品。”这牵扯到方块字千变万化的组合产生的神奇韵味。相似地看，要想要西方观众接受黄皮肤的姑娘去撑起这部直白睿智的希望影片，打破观众的习惯性联想，而达到与整部影片基调契合的程度，也不是一件省心的事情。张曼玉在感情上的纠葛使得她更加能体验角色的那种孤独感。由于她从小在英国长大以及导演前妻的身份，使得她在语言上不需要去应对周润发初闯好莱坞面临的困窘，而专心于把东方女性的阴柔化为处处不得意的过气摇滚女星的刚烈。在影片中，她让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把注意力集中到她丰富的面部表情和毒瘾发作的特殊身体反映上，在观众抹去对她标签的记忆后，她又在回答孩子梗直诘问的那段戏中，让大家重新寻找到东方人极善于融化痛苦、寻找出路的特性。
正如德吕克所提到的，没有任何一件艺术品是因为摹写而拥有了艺术的特征，电影中处处充满了精心雕琢的痕迹。比如说李的父亲，始终用理智指引着自己的行为。这个健康的西方父亲的形象，被老伴身患重症即将离去的背景烘托出来，弥补了因过分注重叙事而亲情方面表现不足的弱项。他们的遭遇在对白中一点点的呈现，只在谈到孙子时才有希望和快乐的闪现。可以察觉到的是，即使在此情节下，电影始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氛围，极少歇斯底里的喊叫和煽情的哭泣，人物的感情过渡是自然的，影片的结局不冰冷也不温暖。或许导演是期待这样一种观影感受，这部电影不会让你在咖啡馆或者酒吧记起，但当你开始一段旅途，面对车窗外不断更新的即景的时候，艾米莉低沉的嗓音会忽然地响起来。
《清洁》片末的天空，忽然因艾米莉从疼痛中的苏醒而恢复了原有的色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