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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克·塔蒂的《玩乐时间》看过好多天，原先看完便要写，各种事物耽误下去，忘掉了。
    这几天上班的路，有一段拦起一半来修，原先的四车道并成两车道，梗阻起来，堵得一塌糊涂，骑着自行车也休想见缝插针的。在这灰尘漫天的车流里，《玩乐时间》的最后一段情景突然现出在脑子里。看电影时深深的感动，就在浓重的汽油味里再现了。
    电影里那段情景是这样，塔蒂扮演的于勒先生在巴黎这座现代化的，满是玻璃幕墙，满

    好久没再听说“好孩子”或者“坏孩子”的说法了。
    这个“好”与“坏”的划分标准，我作孩子的时候，大致是成绩，现在不知道是否有变化。彼时，若是每回考试前三名的小孩，老师便当作好孩子的标准，指派为各种班干部，大中小队长之类。但他们很少讨同学们喜欢，其实学习极好的聪明小孩，坏起来比成绩差的孩子恶心得多，因为他们脑子好，有许多高级的坏主意。
    《伴我同行》里的四个孩子，是不受大人待见的坏孩子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好小说，是好的纪实文学。虽然根本不像小说，根本像是与文学无涉。
    作者杨显惠收集起许多承载1950年代末饥荒真相的素材，加工剪裁，不作语言的矫饰，没有形容词藻，就那么平铺直叙下去。人死了就说死了，不喘气了；埋了就说埋了、下场了；吃的树皮、荞皮、麦草，味道难以入口，也只是说“苦得很”；吃这些东西排泄不出，说得惨烈些，“痛得杀猪一样”。此外，没有多余的技巧上的渲染。像有个口

    拿着遥控器调台时看到电影频道放《小花》，于是就看下去。这电影，写中国电影史必要列出来讲讲，但总归会讲得没有意思，因为要大谈一套历史意义。这片1979年上映，文革结束未久，形势已变，人心亦思变。于是电影里照旧谈革命，但墨色都施展在唇红齿白几位年轻人身上，革命不是最重要了，这样拍法，移早几年，确凿的大毒草一株。
    历史的文章，当然要在这层意义上大做特做，今人的目光早离了那种革命宣传的虚假的尘

     几天前，把《纽约琐记（修订版）》翻完，终于确认了陈丹青在这书再版序言里的话——他出过这么三五本书，也就这么一本尚可读。大致原因，这虽是陈丹青先生第一回写书，但写得扎实，写得用功，特别那洋洋一大篇《回顾展的回顾》，读得出学生认真作论文的傻而珍贵的劲头。文字技巧，也不像之后那些书里捻熟得有些油滑。之后的书，批驳教育的文字，狂风一样刮着，刮完了，弱下去，只剩下不流动的空气。虽是不断再版着，那也

一
    《立春》里，王彩玲说了好几遍她想去巴黎，去巴黎歌剧院引吭高歌，说话的时候，陶醉的仿佛这是她最高贵的理想。
    现在这世界，何处安放理想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曾高尚的无价之宝，现在全然变成待价而沽，可以折合成数字精确的年薪、分红之类。王彩玲的真实理想是去北京，去中央歌剧院唱歌，想尽办法办北京户口；此外，黄四宝的理想是去中央美院，考进去，成为“真”的画家，考了一年一年又一年；舞蹈老师胡金泉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