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撕裂的帷幕

 

一般来说，当好莱坞的制片人们开始着手制作一部以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为背景的电影时，观众几乎不用去担心最终的成品是好是坏，毕竟在没有可靠实力与资金保障的前提下，好莱坞的大佬们是绝对不会去碰这类剧本的。一旦当这样的电影开机了，那么影片的导演肯定是数一数二的主流干将、其次担当主演的演员势必是当红的一线巨星、影片的剧本也必然经过再三斟酌，至于后期制作的队伍则百分百亦是一流的精英。奢侈的投资保障着这类电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高人一等，在赚取高额票房作为投资回报的同时，若有良好的口碑更会使影片成为史诗精品，《公众之敌》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

 

昆汀当年拍《落水狗》的时候理由十分简单，他说在租借影碟的时候发现市面上好久没有出现关于劫案的电影了，于是就打算自己拍一部，结果谁也没想到这个无心之作竟然成为了经典。“劫案”似乎一直是编剧与导演们乐此不疲进行创作的一种常用元素，《热天午后》、《盗火线》、《剑鱼行动》，在主流的警匪片与动作片中随便想想就会想到一堆熟悉的片名是在讲述劫匪的故事，他们或以火爆的动作场面留名影史，或以天才的犯罪手段令人牢记。总之每隔一段时间劫匪就会出来干上一票，《地铁惊魂》就这么带着劫匪们又一次按时回来了。

很多人说真正的香港电影在97回归后就基本上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其实这仅仅是指原先那种张扬生猛的电影风格在如今的港产片中几乎已经绝迹。时间一长，观众对于黄金时期港片的那分“张扬”也就渐渐淡忘了，张扬与生猛逐渐地成为了历史的一个部分，定格在了永远的20世纪。

 

可以说《无间道》的横空出世在本世纪初期对港产片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香港电影的全面复兴。相反地，香港电影的个人化风格开始变得日益明显了起来，无论是刘伟强、麦兆辉、还是杜琪峰、林超贤、尔冬升，每一个导演都在用自己独特的叙事手段做着属于自己的香港电影，这些导演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各自在家中开起了武馆，专心只搞自己的东西，以个人英雄主义般的潇洒态度，独自担当起了复兴香港电影的历史重担。我们尚不能评论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但至少我们真的从此看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全新的港产电影。

每座城市中都可以找到孤独的人，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孤独得如此绝望。马丁·斯科塞斯早期作品中所关注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些生活在边缘的小人物，而故事的舞台则是喧嚣的纽约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高耸入云，大楼的顶层藏着移民们所梦寐以求的“美国梦”，他们受自由女神的指引来到纽约，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骄傲地出入上层社会，但是现实的残酷总是会将这些美丽的梦想击得粉碎，于是他们只能孤独地游走于街头巷尾，在喧嚣中绝望地捍卫自己仅存的价值。

迈克·斯科菲尔德死了，这个噩耗对于广大中国影迷的打击或许比美国本土观众更为巨大。的确，如果一定要找出一部令全中国观众为之疯狂的美剧的话，那么第一名的桂冠绝对会花落《越狱》之手。无论是该剧在中国通过互联网形成的庞大收视群体，还是该剧人物形象在广大青年心中的深入人心，任何一个数据都无法否认《越狱》在中国创下的这种传奇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平凡的美剧在我国其实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乌维·鲍尔真正意义上的导演生涯应该要从2003年算起，《死亡之屋》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属于他自己制作的电影作品，此后比较为让人所熟知的要数《末日危城》与《吸血莱恩》系列，但这些根据游戏改编的电影作品都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8项金酸梅奖的提名对于这位导演来说也并不是最凄惨的，1.8万名影迷要求他息影的联合签名才是最令人吃惊的。做导演能够做到这种地步，恐怕也只能用前无古人来形容了。

 
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然而对于中国的电影市场来说，2008年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尤其是2008年的贺岁档，中国电影史将永远记录下这个无比辉煌的时刻。从徐克用费洛蒙揭露爱情的真谛，到陈凯歌憋足了劲的强势回归；从冯氏幽默的艺术性转变到吴宇森创造的票房神话，中国电影的成绩是真真切切地在提升。《女人不坏》与《梅兰芳》作为贺岁档的先行者均获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非诚勿扰》与《赤壁》则在欢乐的海洋中突破了3亿元大关。如今到了《疯狂的赛车》，它所将斩获的不仅仅是良好的票房，它势必会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属于宁浩的时代。

 

钱钟书的《围城》是幽默诙谐的，他从婚姻的角度作为切入点来谈围城这种困境，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在钱钟书的笔下，围城是一种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困境，即我们的追求可能是虚妄的。然而在刘国昌的镜头里，天水围这座围城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他不但是犯罪的温床，更是青少年暴力的核心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