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从影像凝视到文化之链
让我们用安哲罗普洛斯自己的话来为本书作结。以下访谈于1993年7月在安哲罗普洛斯那距雅典国家博物馆不远的简陋办公室中进行。当时他正忙于准备一部新电影——《尤利西斯的凝视》,尚未确定演员。安哲罗普洛斯手里夹着一支烟,坐在整洁的书桌前,身旁摆放一块公告牌,上有《鹳鸟踯躅》里马斯楚安尼[Mastroianni]的照片。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安哲罗普洛斯始终充满表现力,不时于强调之时挥舞手臂。
HORTON——H ANGELOPOULOS——A
H:能谈谈你的新剧本《尤利西斯的凝视》吗?
A: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失去拍电影意愿的导演的。有一天,当他拜访阿波罗神圣的出生地提洛斯岛[Delos]时,看见一颗大理石的阿波罗头颅从地缝中升起,随即裂成了碎片。这位导演试图为此景拍下了照片,但当他将照片冲洗出来后,却什么也看不到。你瞧,这颗头颅曾在光芒之神阿波罗首次显露的地点出现过。这一处的光,作为光之源,对照相机来说太强烈了!(安哲笑道)这一经历使他想起巴尔干半岛上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据导演所知,这部电影的胶片从未被冲洗过,于是他开始追寻胶片的下落。他穿越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希腊,斯特普里[skopje,南斯拉夫东南部城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贝尔格莱德,最后是萨拉热窝——搜寻着胶片,以给自己鼓舞。(他详细说明了一些剧情中的转折。)最终,在萨拉热窝几近被炸成废墟的电影资料馆里,在四处爆炸的炮弹中,他终于得以看到由档案保管员临终前冲洗出的胶片。那是1902年拍摄的黑白默片,扮演奥德修斯的演员在旅程终结处的海岸沐浴着。他面朝导演,面向二十世纪:《尤利西斯的凝视》如此完成!
H:很显然,在表现所有这些巴尔干国家时,你延伸了自《鹳鸟踯躅》时起对边界、流亡者的关注,包括今天这些国家里的一切变化。你能说一下对今天波斯尼亚和别处正在蔓延的灾难的感受吗?
A:我感到这一切——种族清洗,破坏,内战,每件事——都表明在如今的中欧存在着一片真空(a vacuum),尤其在巴尔干。旧时代正在终结,新时代即将诞生。我们正处其中(very much “in between”),在座诸位皆是。人们需要重新理解社会(community)、政治和信仰(belief)。那些旧标签如左翼,右翼,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都过时了。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新纪元正迈开步伐。边界、态度、关系、国家/民族(nations),一切都将改变。
H:自从去年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时,波斯尼亚的局势日趋恶化。
A:波斯尼亚是个首要问题,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我们必须回顾奥托曼帝国的扩张史。穆斯林来到巴尔干后,各种问题便随之而生。这些问题永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再近一些,自一战来,大国左右了这块地区的局势。比如俄国。就个人来说,我希望当前的混乱能有所改观。但我们必须得有耐心。
H:南斯拉夫导演塞吉·卡南诺维克[Srdjan Karanovic]曾说过,他来自一个即将消失的国家,本富于创作力,但作为一名处于深受专政破坏的文化环境中的艺术家,境况也异常艰难。
A:对今天所有的艺术家和作家来说,这都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时代,在巴尔干也是这样。没有人愿意倾听。没有人。伴随着屠杀、战争、挣扎与动乱,没有人能够倾听,而艺术——真正的艺术,需要倾听。那么,在这一切之中,我应该做些什么?很简单,我只能为珍视我作品的那些人拍电影。
H:你的新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你曾为要在萨拉热窝拍电影而担忧吗?
A(笑):拍这部电影的确很难,因为演员们自然会担忧波斯尼亚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比如说,我对霍莉·亨特[Holly Hunter]感兴趣。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家电影保险公司愿为这部电影投保!这部电影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四国合拍,却没有公司肯给它投保!
H:为什么你觉得有必要拍这样的“非好莱坞”式(un-Hollywood)电影?
A:有各式电影上映供人选择。但几乎没有电影真实反映了到底在发生什么事,特别是欧洲这部分。我想要展现的是:每个人的生活——他的思想、工作,甚至做爱(lovemaking)等每件事——都要受到我们所遭遇的庞大而糟糕的问题的影响。我们受到周围“气氛”(what is “in the air”)的制约。在随处可见的谋杀和灾难的包围中,我希望能捕捉今日我们所感受到的某种忧郁(something of the melancholy)。
H:某位希腊影评人曾针对《塞瑟岛之旅》写道,你创造了一段进入希腊历史的旅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A:完全不同意。我认为我的电影是关于世界任何之处以及人类共同的旅程的。问题在于这个普遍性的旅程(a universal one)中没有一处地方可被我们称之为家。我坚信,任何电影、书籍或艺术品都是如此。比如说,当我阅读托马斯·曼的《魔山》时,我不能说:“这仅仅是德国的情形。”不是这样。从托马斯·曼的书中我学到关于自身乃至全人类的东西。我自己的电影也给我同样感觉。这就是艺术的作用(role)。而且我感到,一个人深入某处越深——比如希腊于我——其他人所得的感受就越具普遍性。我不喜欢那些妄想面面俱到取悦所有人却最终一无是处的电影。
H:比如说?
A(笑):我们把这种电影叫做“欧洲布丁”!他们都没有什么味道。关键在于,土耳其电影就该是土耳其味,关注土耳其问题。而法国电影就该是法国味,关注法国问题。
H:让·雷诺阿曾经有过几乎相同的结论。
A:的确。一部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必定是美国及其西部的一个侧面。但通过镜头下的风景和人物,他向各处的人们清晰传达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他的电影对各地的观众来说都寓意良多,且作为美国电影,它没有试图欧化。
H:强势的好莱坞在每个国家都超越了当地的“本土”电影工业,看起来欧洲(电影人)尤其为此担忧。而在希腊,特别是电视方面,我听说希腊老电影如Thanassis Vengos的喜剧和Aliki Vouyouklaiki的浪漫传奇要比好莱坞电影更受欢迎。你同意吗?
A:如今希腊年轻一代就像各地的年轻人一样,确实对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电影/风格/音乐感兴趣。这当然是对逝去纯真的渴望和怀旧运动(的结果)。在希腊,年轻人认为那些过去的时光纯真而富有“魔力”。老式喜剧和浪漫情节剧中的生活看起来简单而美好。但问题其实更加复杂,我们必须意识到,如今人们观看大量的电视节目,包括数不清的广告和好莱坞电影。没有什么确切的办法能控制局面。比如对我来说,某一国对每年可以上映多少好莱坞电影进行配额限制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能也不应该限定人们要看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希腊年轻一代对老电影感兴趣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原因:这表明他们或多或少被最近的好莱坞电影和太多的电视节目倒了胃口。他们向老电影的回归源于某种浪漫的逻辑。
H:你的首部故事片《重建》基本是一部“纪录片”外衣包裹下的虚构电影(如开场时“纪录片”式的画外音评论)。但那首精彩的“苦柠檬”则使我们同时将此片视为一首影像民谣。
A:确实如此。这首歌不单单是一首民谣,它从属于北部希腊的MIROLOGIA圣歌传统[在葬礼或纪念死者时演唱的简单而难忘的旋律]。
H:在《塞瑟岛之旅》中,你用的那首《红苹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A:确实。Manos[Manos Katrakis,扮演主角Spyros的著名演员]唱了这首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歌也象征着他——一个“熟”透的、终结了的(finished)老人,就像那腐烂的苹果。
H:Spyros是一位回归的奥德修斯,但他的归乡(之旅)与荷马的结局完全不同。
A: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意大利小说家]是我的朋友,我写作这个剧本时曾跟他提起过。我告诉他说他影响了我。这影响就在于,(对他来说),Spyros作为奥德西斯的象征,更接近于但丁的版本,而不是荷马的。但丁确实比荷马汲取了更早的奥德修斯神话传统。如你所知,荷马的版本拥有“大团圆”结局,而但丁笔下的奥德修斯始终漂泊,死于海上。
H:在《重建》结尾,谋杀了丈夫的妻子艾兰妮(Eleni,回应阿伽门农的神话)被一辆警车带走了。但就在他们驶离村庄时,一群老年妇人攻击了Eleni,她们看上去既像是埃斯库罗斯笔下的复仇女神,又像是迈克尔·柯杨尼斯[Michael Cacoyannis]《佐巴》[Zorba]结尾处拆掉寡妇房子的老妇女们。你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吗?
A(会心一笑):的确有相似性存在,但并非事先设计成这样的。拍那部电影时我们的日程非常紧,因此每天都有一些(现场发挥的)灵活的点子。拍那个镜头时,我仅仅是到当地村庄的教堂里,请求那些妇女在场景中出现。我唯一的指引就是要求她们如实表现对那个杀了丈夫并和当地男子有染的女人的反应。这就是她们需注意的全部。而她们突然就攻击了那女人,指控她有罪!我当时担心她们真的会绞死她!
H:你电影中很多重要的部分发生在“摄影机外”(off-camera),能谈谈这个吗?
A:我们叫它“画外空间”(off-screen)。从某方面来说这是古希腊悲剧远古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从未从舞台上亲眼看到死亡或暴力。那总是在“画外”的。这同样适用于中国和日本的戏剧。大部分布莱希特的作品也是如此。在《重建》结尾,我开始明显使用这一方法,你看到主要角色走进屋子,你知道里面即将发生谋杀,你看到人们走进院子,孩子们来玩了又去,但你看不到谋杀这一事件本身。同样,在《流浪艺人》里我大量使用了这个方法。
H:看起来你不仅对希腊风光、还对希腊乡村拥有浓厚的兴趣。
A:乡村是世界的缩影。那些希腊老村庄拥有一种精神,一种生活,充满了劳作、玩乐和欢庆。世纪之交,希腊村庄的人口开始缩减,但正是二战和希腊内战才完全毁掉了希腊村庄的现实和理念。我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被这两大灾难改变了。
H:如果没有这两场战争,希腊仍会是一个以村庄为主的国家吗?
A:无论如何,村庄总要发生改变。但不会这么激烈。变化的方式会更循序渐进、更温和。你得知道,战争的后果是在50年代期间,超过50万村里的男子去了德国,还有人去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做外籍工人。那意味着乡村生活的巨大转变。突然间,男人都消失了,只剩下女人们。伴随着这些变化,乡村的精神开始死去。
H:你希望怎样?你希望希腊人回到村庄时代吗?一半雅典人应该迁出(雅典)吗?
A: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只是关心一些死于斯的美好事物。就像是深刻爱情的死去——你想要记住它,时时想起它,并扪心自问。很难放开它!(停顿。)我希望发生什么呢?我只是希望这里的生活能变得更有人情味。如你所知,雅典已失落了很多东西。犯罪、污染、交通(拥塞)、城市里的不人性,如今太多了。我们需要回头寻找那些对生活真正重要、可靠的东西。
H:阿里斯托芬在他的某部戏剧中称自己为komodidaskelos——喜剧之师(a teacher through comedy)。你是否是kinodidashelos——电影之师(a teacher through cinema)呢?
A(大笑并摇头):阿里斯托芬是……阿里斯托芬!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有那么一代希腊人(包括外国人)的确是看着我的电影长大的。在弗洛里纳[Florina,希腊北部]拍摄《鹳鸟踯躅》时,我的心脏出了问题,因而住进医院。那里一位大约38岁的医生告诉我说,我要为他成为医生一事负责。“怎么会这样?”我问道。“当时我正在意大利求学,”他答道,“我看了《流浪艺人》,它给我的印象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意识到我应该做一名医生,回到你拍摄那部电影的北部希腊去帮助“我自己的”人民!”曾有很多人跟我讲过类似的故事。
H:《塞瑟岛之旅》中Spyros回去的那个村庄在哪里?
A:在马其顿,离奥林匹斯山不远。(笑)。当然他们从未到达真正的塞瑟岛。
H:在《雾中风景》结尾,孩子们穿越了德国和希腊的边界,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边界。
A:对。这是一条寓言式的边界。
H:那么最终孩子们活着还是死了?似乎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A(笑):我们只听到一声枪响!
H:父子或寻父的主题似乎对你的很多电影都很重要。能谈谈吗?
A: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存在着寻找父亲的角色。我并不是指真正的父亲,而是以父亲这一概念作为我们所追寻之物的象征。父亲象征着我们所梦想或相信的东西。所以,对父亲的追寻其实是一个我们在生活中寻找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
H:波斯尼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声称,对他来说“快乐”(joy)就是一切,那种快乐包含痛苦也有喜悦(pleasure)。而你的许多场景,比如《塞瑟岛之旅》中Spyros在老友坟墓前起舞的一幕,似乎体现了类似的一种宏观“快乐”。
A:是的,这个主意源于庞帝[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和北部希腊葬礼庆典中一项古老习俗。若有人死了,你便吃喝玩乐,为之庆祝。
H:就像是新奥尔良的爵士葬礼。
A:就像是爵士葬礼!那是一种生命超越死亡或者也许是超越死亡之悲伤的胜利,死亡意味着对自由和解脱(release)的觉醒(realization)。灵魂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肉体死去并非全部。
戏剧和电影导演Peter Brook认为人的生活中存在三种主要的“文化”。首先是“国家文化”,这是一种强加于我们的文化。第二种是“个人文化”,它与我们创造的世界有关——要么转向自身,要么面向他人。第三种文化他称作是“链接文化”:这是一股破碎世界之中的平衡力量。它在如下隐没和失落之处重现各种关系——人类与社会,种族与种族,微观与宏观,人性与机械(machinery),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以及范畴、语言和类型之中。
安哲罗普洛斯的影像跨越了前两种文化领域的边界——国家文化和个人文化——以探讨第三种“链接文化”。这些电影为我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片断。如海洋中浮现的手臂,流传下来的未完成的戏剧演出,从未实现的塞瑟岛之旅,从未完成的踯躅步旅。但他的电影艺术的贡献在于,其作品的概念、风格、结构、取景和文本(等)为我们提供了超越片断而进入链接文化的方式。
然而对于安哲罗普洛斯电影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把创造这些链接的真实表演留给了我们。
手臂自海洋中升起象征着什么?是什么使朋友亲人立于坟墓四周拍手喝彩?穿越一条作为不友好两国边界的河流举行婚礼又如何?在长焦镜头中,成百上千个非法进入希腊边境的阿尔巴尼亚难民像雕像一般安静伫立在大地上,对此我们又作何感想?
一部电影可以用主角的孤立无援来作结,比如卓别林的电影中,他一个人孤独的徘徊在公路上。或者它也可以从某种形式上表明一种融合和分享的经验(an embrace and thus a sense of shared experience),一种创建团体的努力。安哲罗普洛斯的结尾属于后一种类型。很显然他的电影跨越边界,在片断之间建立链接,从而导向集体感(a sense of community)。
甚至在马匹死去的场景中,薇拉站在那里安慰着亚历山大。电影结束时,无论他们活着还是死了,他们都是在一起的,在一片明亮无雾的风景中拥抱着那棵似乎不可思议的生命力之树。最后,甚至在《尤利西斯的凝视》中,不论当时的波斯尼亚战争多恐怖,主角感受到的损失多沉重,他都不是孤独的。我们将他与他所追寻的胶片连在一起,从而与全部的历史文化遗产连在一起,不仅源自这个世纪之初,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荷马时代,以至更早。
在千篇一律的大众电影市场中,安哲罗普洛斯发出了不可多得的清音。在二十世纪终结之时,他电影中内在的奥德塞之旅令我们想起他最爱的诗人乔治·塞弗里斯[George Seferis]多年前写下的诗句:
我只想说一说,只想得到这一恩赐
因为我们甚至让我们的歌都承受了太多的音乐以致于它正慢慢沉没
因为我们让我们的艺术得到了太多的修饰以致于镀金的话已吞噬了它的真容
该是说几句我们自己话的时候了,因为明天我们的灵魂将出航
(摘自《河岸边的一位老人》,《四位希腊诗人》62)
本文译自《The Films of Angelopoulos》尾章《Conclusions: From the Cinematic Gaze to A Culture of Links》。本人水平有限,错漏在所难免,恐贻笑大方,欢迎批评指正,谢绝转载。末尾诗句引自郭惠民的译本,在此致谢。 ——佛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