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结束法国电影之后，有机会看了些出自北京、上海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如唐大年的《青春期》、黄凯的《上海公园》、舒浩伦的《乡愁》和《少年血》，影片所拍的都是北京、上海这两个我国当今的大都市，他们的镜头都对准了自己的这座城市，然而他们的经验不足以让他们能够驾驭可以透发出这些城市的气息。除了有些躁动以外人们无法去感觉这些城市为什么会带给他们这样的自我。而这却是所有城市年轻人都会发生的躁动（其中也有“性”、“小市民”，也有“欲望”），可发生在小乡小镇而非一定是上海或北京。我所指的是，必须特定要拍出为什么是在北京？或为什么非要是上海不可？又或是为什么一定要在广州？北京或上海、广州都是不可复制的，而影片没能拍出这些特定城市的特定性来。反倒是《乡愁》因为是一部纪录片，就拆迁问题而带出对里弄的回忆，这就是不可复制的和特定的，那么，上海才有的石库门、里弄味道就出现了，有了上海的味道。但不幸的是，纪录片不会拥有票房。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部全新的电影，，可以叫新上海电影，新都市电影，有人称它为白领电影，电影中的主流语言是英语和上海话，凸现着全球化时代的表征。这群人、这样的感受，只能由80年代的上海新锐电影人来表现吧。联系前段时间公映的另外一部80后导演作品《车逝》，我隐隐感觉，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在浮现，一个新的导演群落在崛起——这个群落不是笼罩在第六代导演的范式里，而试图开拓新的电影疆域。
张小娴的小说里她说乡愁，总有一天你会义无返顾的去响应那样的召唤。大概就是这样吧《乡愁》的意义决不仅仅因为他对旧城的回眸，它更直接的意义在于纪录了从20年代延续至今的石库门文化的变迁过程。
一部20分钟的胶片电影。相比《乡愁》的成熟，《少年血》更注重形式，机位变换更多，音乐也恰如其分地被添加进来，与其说是电影作品，更恰当的说法就是影像实验。
热情、慷慨、幻想、绝望，这些都是青春的代名词。每个人的青春期都是看似不同而又相同的。《青春期》给我们的感觉有些像中国台湾电影《蓝色大门》和日本影片《花和爱丽斯》的混合体 曾经以《动什么，别动感情》获得王朔、刘震云赞赏的畅销书女作家赵赵近日推出情感题材新作《青春期》。其同名电影也是唐大年、赵赵夫妻档编导的再度合作。故事讲述了一场如梦般开始又结束的别样青春。
上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王家卫与陈丹青作了一次公开对话，陈丹青也作了内地电影没有“都市电影”的看法。不过，他对都市电影的看法却大可商榷。他认为，“1949年到1979年在上海都市电影这么一个摇篮里迅速成熟的美学流到了香港，然后传染到了台湾。1979年后到上世纪80年代，都市电影出现了……”看来，陈丹青并不了解香港电影，也不了解台湾电影。
香港电影一直表现的主题以及从电影美学上均围绕着香港这个城市，甚至它的第一部影片《偷烧鸭》（1909年）拍的就是警察捉小偷的故事——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大概只有当时现代化城市里才会有警察。就算从电影历史来说，香港与上海电影一直在互动，如上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联华影业公司就是从香港移到上海，其股东主要是当时香港首富何东，甚至还包括广州富豪梁培基。
何况香港电影一出现其主调从来就是在表现香港。所谓“都市电影”是从“上海都市电影这么一个摇篮”“流到了香港”，完全是一种谬误。至于台湾电影，是的，台湾电影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兴旺起来，但与上海无关，主要是香港电影和香港影人起着“推手”作用。但是，他有一点说对了：“应该期待中的都市电影、而且是当代都市电影，可是这个时候第五代出现了，第五代差不多垄断了电影15年……”陈凯歌、田壮壮“至少在最初十年和成名作里没有都市电影概念，他们的美学就是表达八路军和农民，我看第五代我不觉得新，只是叙述场景有所变化。”
其实，何止是第五代导演？就连与陈丹青同在上海的著名导演、第三代的谢晋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也不见他拍出一部具有上海韵味的都市电影来。
